刘文辉为什么不炸断泸定桥？兼论民国地方军阀的生态环境和食物链

作者   涅槃说史

最近读史，看到石达开兵败大渡河天险，在扼腕叹息之余，不禁联想到72年后，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的事情来，当然结果就是红军没有成为石达开第二，而是成功渡过大渡河北上。这中间不禁让人联想到一件细思极恐的事情来，要是当年刘文辉真听蒋介石的话当时把泸定桥炸了，又是什么样的情景呢？那刘文辉为什么不选择炸桥呢？

我们都知道，任何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不是孤立存在和发生的，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都有着纵的和横的联系。

这件事情，必然也是有着多种因素存在。

在说中央红军之前，我们还得从更早的时间里面去寻找答案。

刘文辉其人及四川二刘之战刘文辉，1895年出生在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自小成绩优异，13岁时，报考成都陆军小学，后被保送至西安陆军中学、北京陆军第一中学就读，直至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那年，刘文辉从保定军校第二期读完炮科毕业。大哥刘文渊陪他到成都，拜望已是川军将领的嫡亲堂侄刘湘，虽然二人是叔侄关系，但是刘文辉比刘湘还小了6岁。

刘湘保举引荐刘文辉投奔川军第八师陈洪范，在陈洪范属下任上尉参谋。后逐渐发展壮大，从1928年刘文辉以川康边防总指挥职兼领康区，成为川军保定系的代表人物。

那时的四川军阀间为了地盘可以说是年年混战，到这时，刘家叔侄二人都开始做大，都有了统一全川的想法，矛盾也随即产生，二刘之战终于在1932年10月爆发。

在中国当时的时局中，刘湘一直站在蒋介石一边,不仅口头表示拥护,而且出兵相助，而刘文辉则多次通电反蒋，所以蒋介石也乐于坐山观虎斗,极力怂恿二刘火并,并暗中支持刘湘对刘文辉用兵。

于是刘湘与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洲、刘存厚等结成反刘文辉同盟，至1933年9 月，战争以刘文辉的彻底失败而结束。

拥军十余万的刘文辉，损失兵力逾四分之三,丢失防地近五分之四。

不过这时刘湘意识到另一个问题，他认为自己幺爸倒了，一旦邓锡侯等势力壮大了，也会成为争霸对手！与其如此，不如手下留情放幺爸一条生路。

拿定主意的刘湘于是召见刘文辉的忠实朋友、下台的川康边防军副总指挥冷寅东说:“我幺爸腰杆不能硬,硬就要出事。我不是要搞垮他,主要是压压他的气焰。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总是一家人嘛。我还是让他保留部分军队，以待西康建省由他任省主席。”

于是在1933年10月24日，刘文辉返雅安，开始韬光养晦，真心实意的开始惨淡经营这治安混乱、政治不稳，藏、彝、回、汉、蒙、满多个民族杂居，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地区。

刘文辉和蒋介石的关系

刚才提到，刘文辉早在1929 年12 月蒋、唐战争中以及 1930 年蒋、冯、阎中原大战中，都通电反蒋，因而蒋介石于二刘大战中支持刘湘反对刘文辉也是情理之中。

刘文辉肯定知道，蒋对他也没什么好感，在1932 年底，四川“二刘之战”的两个月后，川军的混战为红四方面军建立川陕根据地创造了良好机会，1.4万红军乘虚从陕南进入四川，势如破竹，于1933 年1月 23 日建立通南巴革命根据地。

四川军阀基本上听从了蒋介石命令，跟随刘湘对川陕苏区进行“围剿”，但那时的刘文辉是真的虎，不仅不听命参与对红军的“围剿”，还抓住邓锡侯的部队一阵打。

川军围攻红军的主力之一田颂尧与邓锡侯历来相依为命，心急如焚，只得倾全力向红军发动猛攻，企图速战速决，以便回师驰援邓锡侯。结果因为一心二用，仓促冒进、战线过长，兵力分散，最终被红四方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刘文辉也没想想到，自己竟然在客观上帮助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这也为红军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的成功埋下了伏笔。

朱德、刘伯承等川籍将军的作用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入川，在会理会议时，主席就找来了四川籍的红军将领朱德、刘伯承等人商量对策。

朱德说：“ 要过大凉山和大渡河非刘伯承不可。 当年刘伯承在川军中是一位响当当的大人物，威望很高，从上到下无人不知，更有利的是，川军中的许多将领都是刘伯承当年的属下。”

这也正合了主席的心意，于是刘伯承被任命为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司令员向德昌挺进。

果不其然，刘伯承在刚进德昌时，就遇到了一名关键人物，这就是守德昌的川康边防军第16旅旅长许剑霜，其所辖3个团，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阻截红军前进。

这许剑霜是当年泸顺起义时刘伯承手下的团长，还曾加入过共产党。刘伯承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人送进德昌，追述旧谊，晓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使蒋介石坐收渔翁之利。

许见到当年老领导的亲笔信后，又惊又喜，表示自己防区肯定没有问题，他又立即派亲信副官将原信送往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处，主张给红军让路。

刘元璋未置可否，于是16 日黄昏，许剑霜部在丰站营、八斗冲一带隘口朝天放了几枪，略示抵抗，即下令撤退。红1军团第1师第1团于17日3时占领德昌。

在这里其实有一个重要信息，就是许剑霜作为刘文辉主力部队旅长，刘元璋不但是刘文辉的侄儿，还是刘最信赖的几个军事骨干之一。所以这事，刘文辉不可能不知道。

那其中有什么重要信息呢？我想刘伯承的信中肯定提到了，中央红军只是过路，不建立根据地。上面提到，刘文辉刚刚在二刘之战中失败，正开始苦心经营西康政局。

如果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样，要建立根据地，那刘文辉肯定会死战了，但是如果只是过路，那他没有任何理由和红军死磕，就那么点人枪了，都打没了，那不就是下一个贵州的王家烈吗？老蒋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与其相信老蒋，可能川军名将刘伯承说的还更靠谱一点。

顺利通过彝区

石达开当年在挺进大渡河的过程中，也曾希望同一些清军和彝兵结成临时统战关系，特别是在陷入重围时，石达开在河边飞箭传书给对岸的藏族土司杨应元（汉名），表示愿以重金买粮、买道，结果被拒。后来正是退路被杨应元和彝族土司岭承恩断掉，无法回撤。

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德昌镇稍作休整后，继续向北进发。

进入“川康边防军”第20旅旅长兼“夷（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的防区，邓本打算阻止红军北进。刘伯承又派人送给邓一封信，说明红军是经过此地，彝兵若要阻止，红军不会开枪，但路一定要过。

邓秀廷对川中名将刘伯承也是早有耳闻，接信后犹豫再三，这时又是许剑霜来到冕宁告诉邓，说红军通过这里，只是借道，没有抢占地盘的意思，你也看见了，红军过路，你打枪，人家不还击，借东西定时归还，红军对待咱们彝族兄弟也很好，我们何必把人家掉队的伤员抓起来呢？ 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

最后邓把彝兵军官召集起来说：“今天的事情，不比往常，要当心些，非有我的命令，不能开枪。”红军经过时，他把部队部署在两边山上，只是进行警戒，并制止了彝兵的开枪行动。红军向他们高喊“汉彝一家”、“汉彝是弟兄”的口号，安全通过。邓秀廷随即把部队调离，避免与红军接触。

而且经过许剑霜极力劝说， 邓秀廷竟然还把 200 多名掉队的红军放到一所小学校里， 派军医给红军伤病员治疗伤病。

一个星期后，大多数红军伤病员伤愈，被邓秀廷秘密派人送到大渡河边，赶上了红军大部队。 极少数红军伤情一时难以治疗好的，特别是伤残红军，邓秀廷和许剑霜秘密将他们安排到当地群众当中保护起来， 成了当地老百姓。

而刘伯承和彝族头人小叶丹“彝海结盟”，更是被传为民族团结史上的一段佳话。

强渡大渡河后为什么还要夺取泸定桥？

5月25日清晨，第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选出17名战士组成了突击队，于上午９时左右在火力掩护下开始强渡。

经过数小时激 战之后，除４名战士受伤外，红军在零死亡的情况下顺利控制了北岸的敌军阵地。之后在沿河追击溃兵的过程中，又在下游获得了两只渡船。

之后当地77名船工采取人歇船不停的方式，从早到晚轮班交替、开船摆渡。

强渡大渡河是红军长征中一次事关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中央红军以出其不意的战略行动彻底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防守布置，在国民党视为“铁桶”的大渡河天堑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为中央红军跳出国民党包围迅速北上打开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通途，一举掌握了渡河北上的主动权。

26日上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到达安顺场，发现由于无法在河上架设浮桥，部队渡河往返一次需一个小时的时间，要使几万红军顺利过河大约要花费一个月时间的情况之后，雪上加霜的是，第二天上午，船工石清云撑的那只船，在河水冲击下撞在搭浮桥的钢丝上挂翻了，只剩下了2条船。

为避免停滞时间过长而被敌人分割围攻，毛泽东在大渡河畔主持召开小型军事会议，决定“以急行军抢占大渡河上游另一个渡河点—泸定桥。”

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红军大部队才能迅速渡过大渡河，从而避免石达开的命运，并转到川西会合四方面军。

这个安排还有一番深层考虑，万一泸定桥出了问题，那么已经渡过大渡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在刘伯承、聂荣臻带领下，仍然可以在川西创造出一个局面来，干部团有不少储备干部，只要有群众，搞革命根据地就好办。

红军在战术上有这样一个“双保险”的布势，打下泸定桥可谓势所必然，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了。这是一场对于渡河成败起决定作用的战斗，朱德要求左右纵队均要在两天半之内赶到泸定桥。

泸定桥对于稳定川边的重要性

我们先看看泸定桥所处的地理环境：一条大渡河两岸，东面是平均海拔3400多米的二郎山，西面是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海子山。这样一条连接川藏地区的要道，却偏偏被一条大渡河阻断。湍急的大渡河水每秒流速达四五米，使得乘船渡河十分困难。在没有泸定桥之前，当地人通常用牛皮船或竹索渡河，每次过河都相当于冒险。

所以康熙四十四年(1705)出于定西南边陲的考虑，清王朝终于下定决心，从是年九月动工，次年四月完工，修成了一座前所未有的大工程：铁索桥泸定桥。

清政府为了巩固疆土，也加强对川边局势的控制，长期保持与西藏的联系，在入藏的重要交通沿线架设粮台等设施，派遣清军驻守，这一举措与修建泸定桥相得益彰。

清政府多次因整治内乱、驱逐外邦出兵进入藏区，出兵的路线便是以成都为起点，途经泸定桥向藏区进发，正因为泸定桥的存在，清政府可以有力地支援前线将士，不会为粮草而担忧，为之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而且川边地区也就是如今的泸定、康定等地，存在一种“蕃田”，即大渡河东岸的一些汉民过河到对岸的藏区租田种地，每日也需要经过泸定桥。

还有川茶在明末就成为藏区最主要的茶叶来源，而泸定桥的建造，便于川藏茶叶的运输，有利于贸易发展，长此以往，逐步形成了专门运送茶叶的茶道。

因为泸定桥的建成，交通自此便利，各省商人大量聚集于此，所售的商品多种多样，不光有内地与西藏的，还包括东南亚的。

上面说到了，刘文辉是真心实意的要稳定西康政局，发展西康经济，作为自己的大后方。那泸定桥在刘文辉的眼里那就太重要了。

泸定桥一段，两岸交通就彻底断了，先不说毁坏古迹云云，关键是税收也就没了啊。

而且对于1928年就是川康边防总指挥的他来说，还有个更关键的一件事，那就是康藏纠纷。像1930年的“大白事件”、1932 年“巴安事件”、1935 年“诺那事件”能够有效解决，都和事件发生后能快速出兵到达有很大关系。

所以你让刘文辉把泸定桥炸了，可能吗？

民国地方军阀的生态环境和食物链

鲁迅先生的一句“城头变幻大王旗”对于民国地方军阀的混战可谓是点睛之笔。自然界的生态环境是什么？弱肉强食。各种生物因为一系列吃与被吃的关系联系在一起。

民国地方军阀同样形成了一条这样的食物链，大的兼并小的，强的吃掉弱的。

那怎么保护自己不被吃掉呢？那就需要在残酷的环境中，不但要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平衡各方面的势力，小军阀还得互助互利，防止被大军阀给吃掉。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朱德就利用自己在南方军界中的威望，写信给粤军的陈济棠，陈济棠收信后权衡得失,认为与中共进行有条件的合作利大于弊，于是没有主动进攻红军。

旧中国军界人士注重同乡和同学关系,这是一种传统的地缘、业缘、亲缘文化心态。

陈济棠部防守前沿的警卫旅少将副旅长兼第二团团长黄国梁与叶剑英系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极不愿意碰到相打,接到陈的通知后,更是多方设法避免与红军交战。

许剑霜才会看到老领导的密信后，不顾生命危险，一边保护红军过防区，一边游说各军阀停止对红军进攻。

田颂尧也是在知道刘文辉打击邓锡侯时，会全力猛攻红军，希望速战速决，以便回师驰援邓锡侯。

同样事情在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身上、云南王龙云的身上都有发生，你只要是借道，我就不和你玩真的。桂军本着只宜尾追,不宜堵击的原则,力避与红军打硬仗,结果桂军追击部队成了红六军团长征中的“送行队。龙云更是被戏称为““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放走红军 后,又将几位文职县长以“剿共不力”为名撤职,做给蒋介石看。

后记

当然，说了上面这些客观原因，我们还得提到这篇文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事情，打铁还需自身硬。正是因为红军的不畏牺牲，英勇善战，各地军阀们才会存在保存实力之说，不然分分钟他就想把你当做他食物链的底端而一口吃掉。对于这件事，聂荣臻元帅作为当时先遣部队的政委，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常常是棋高一着，出敌意料。”正是在这种自身实力的体现下，才有了后来长征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