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蒋、汪、日都对延安和八路军恨之入骨？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却一直未能得到大家的注意。

在南京、广州、武汉先后失陷，汪伪政府成立后，便立马将八路军和共产主义设立为首要打击目标；

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之间的摩擦越发激烈，不久就发生了皖南事变；

在抗日正面战场的战事相对平和后，小鬼子立马组织了大量日伪军，在敌后战场进行了残酷的反复扫荡，想彻底消灭在敌后战场活动的八路军。

是不是非常有意思，在抗日战争这样一个国难当头，理应团结一致对外的时期。

结果不论是老蒋还是汉奸汪精卫，又或者是侵略者小鬼子，都不约而同的将打击重点集中到了八路军身上，集中到了共产主义身上。

权派、汉奸、侵略者，这三方关系复杂又相互斗争的势力，却都对延安和八路军恨之入骨，都欲除之而后快，是不是感到很奇怪？

如果你搞懂了这里面的逻辑，就连现在一些你看不懂的乱象，也会一目了然。

我们先从汪精卫是不是汉奸开始说起。

01

汪精卫是抗日时期的头号汉奸，这一点没有什么争议，如果说你不认为汪精卫是汉奸，那可得好好审视自己的立场和思想了。

汪精卫是汉奸，这不仅是国人对他的评价，也是对他所作所为的评价，但是他自己却从来不认。

汪精卫这伙人非但不承认自己是汉奸，反而宣称自己是忍辱负重的勇士，是为了拯救国家才甘愿赴汤蹈火，不惜舍弃自己的名声，背负骂名，只为救国救民与水火之中，是曲线救国。

就连一些学者也分析，汪精卫叛逃重庆这一出，是跟蒋介石唱得双簧。

主要是冯玉祥在《我所认知的蒋介石》中说，当时重庆的交通都被戴笠控制着，普通人坐飞机都需要经过很复杂的审核登记程序，而高级高员乘坐飞机则必须有老蒋的个人批准。

没有老蒋的同意，汪精卫不可能带着曾仲鸣、林伯生等一帮人坐飞机到云南昆明，当汪精卫到达昆明后，龙云还给老蒋发了电报，这个时候老蒋依然有机会阻止汪精卫，但最后汪精卫这伙人依然成功飞到了越南河内。

所以冯玉祥就怀疑，汪精卫叛逃重庆可能是老蒋默认的行为，这两个人在唱双簧。但也有资料说当时汪精卫等人是打着去昆明做抗日演讲的旗号。

不管借口是真是假，就连当时的侵华日军中的少壮派们，也认为汪精卫这一出，就是国民政府自己搞出来的双簧戏：

“汪精卫与蒋介石是互相勾结在一起的。和平运动不过是缓兵之计，是一个企图松懈要粉碎中国全面抗战的帝国陆军决心的诡计！”

还有人找出汪精卫离开重庆前，写给老蒋的最后一封信，信中说：“今后兄为其易, 而弟为其难！”

学者就解读，说此处的难与易，既指对日本和战两策，主战比较容易，而主和比较难，汪精卫自己说：“战易，和难。”，最后他自己选择了难，自己跳火坑，把易留给了蒋介石。

把主动投敌，换成主动跳火坑，立马就树立起了忍辱负重的形象。

汪伪政权的二号人物陈公博也站出来说，当年离开重庆前，汪兆铭对自己说，要是在重庆发表议和的观点，外面的人就以为这是重庆政府的观点，会对政府不利。

要是离开重庆，再讲这番话，那就是我汪兆铭个人的观点了，对政府有好处。要是我在外面谈出什么好处来了，到时重庆政府就可以顺坡下驴了。

话里话外，我汪兆铭叛逃重庆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政府着想，不仅丝毫没有为个人利益着想，反而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精神。

听汪精卫和陈公博，还有一些学者这么说，不知道内情的，还以为老蒋和汪精卫是亲兄弟呢。

陈公博

汪精卫要是真这么体恤老蒋，这么体恤国民政府，当年还何必辛苦跑回国，拉开架势跟老蒋打了这么久的擂台。

汉奸们将汉奸行为改头换面一说，颇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势，很是糊弄人。

要是不看这伙人都干了啥事，光听口号和述说，还真容易被忽悠了。

02

什么事只要牵扯到了蒋正中，必须整出一点弯弯肠子。

毕竟凡事都有点阴谋论才符合委员长的作风。

基于上面汪精卫叛逃重庆，实际上是和蒋介石是唱双簧的观点，有人拔高一步。

说汪精卫叛逃重庆，其实是中了老蒋的阴谋，被老蒋哄骗着假戏真做，最终在头上扣上了一个通敌卖国大汉奸的屎盆子。

这个说法比双簧的说法，更高一筹，高在哪？

高就高在高宗武和陶希圣这两个人身上。

等汪精卫的和谈大戏演到最精彩的时候，高宗武和陶希圣却突然来了一波大反转，将汪精卫这帮人气得是七窍生烟。估计就连无间道的编剧都会忍不住鼓掌，直呼内行。

具体是怎么回事，咱们慢慢说。

七七事变后，老蒋在庐山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抗日演讲。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的誓言犹在耳边，结果这边刚义正辞严的发表完讲话，另一边老蒋就派人去问问日本方面有没有和谈的希望。

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奉命去打探“和平”的消息，想看看日本方面有没有讲和的可能，都是啥条件。

高宗武这个人在外交方面也确实有点天赋，尤其是对日外交方面，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曾说，以后有啥事外交部长张群不用来了，专找高宗武谈，还是这小子说话好听，上道。

而高宗武更是口出狂言，搞外交是我的本职工作，但我其实一点都不感兴趣，我的目标是要让中日关系来一个180°的转弯。

七七事变后，高宗武就跟老蒋进言，自己有办法直接跟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搭上线，有可能让日本直接退兵。结果高宗武的这一次外交活动不仅失败了，战火还一度烧到了上海。

到了1937年11月，上海丢失后，眼瞅着日本就要向南京进攻了，德国大使陶德曼出来当好人，开始调停中日战争，高宗武也在其中游走，希望能快点让日本方面停止进攻，但这个时候的侵华日军气势正盛，哪有功夫搞和平谈判。

陶德曼调停到最后，日本近卫内阁却发表声明：以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象。就是说，日本不想跟你国民政府谈，也不需要谈，打到你服为止，气焰十分嚣张。

近卫内阁这份对华声明一出，就让高宗武、周佛海这些希望能走和平谈判道路的国民党高官，陷入了绝望之中，顿感前途灰暗，没有希望。

随后高宗武、周佛海、陶希圣、罗君强这些人以汪精卫为核心，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政治团体——“低调俱乐部”，搬到重庆后，改名为艺文研究会。

这些人就是教员在《论持久战》中提到的亡国论坚定支持者，成天聚在一起谈论亡国论，要不就是日本军事太强了，根本打不过了，要不就是再战必亡。

延安那边的文官武将们，都在想着如何才能打败日本人，结果这边这帮人拿着政府的经费，却天天讨论日本人需要多少好处才能停战，还费尽心思的托关系送礼，打探日本上层的想法。

简直比当年的清朝投降派还不如。

03

在此期间，高宗武奉蒋介石的命令，多次飞香港跟日本方面进行和平谈判，说白了就是问日本需要啥好处，才能停战。

经过多次探听和交谈，还真让高宗武摸到了门道。

1938年7月，日本那边的军事参谋本部释放出了想要和谈的信息，秘密邀请高宗武去日本详谈。高宗武这次到日本，究竟是自己做主去的，还是老蒋让去的，有很大争议。

日本人同意和谈，但高宗武最后拿回来的条件却是：想和谈必须让蒋介石下野， 可以让汪精卫作为和谈领袖。

也不知道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日本人等不及汉奸上门了，都开始直接点名了。

高宗武回到重庆后，先把消息传给了侍从室副主任周佛海，周是汪精卫的人，他看了后，先给汪精卫看了，随后递交给老蒋。

老蒋收到消息后，十分不爽。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倭国对我变更态度，强硬威吓者，其果误认为吾内部已动摇乎？其实，与高宗武之荒谬赴倭有关。今观其报告，其误事果不浅也。”

老蒋是不可能答应下野的，老蒋从头到尾要的都是拖延时间，并视日本人的条件为挑衅。

但高宗武和周佛海这些人，好似看到了希望，就开始劝说汪精卫，不如就按日本人的要求办，让汪精卫出任这个和谈领袖。

汪精卫不是干大事的人，手段没有老蒋阴狠不说，遇事时也没有老蒋果决，要不然也不会被老蒋压了一头。

日本人点名让汪精卫出任和谈领袖的意思，其实就是找软柿子捏。

但汪精卫一听能当领袖，就半推半就让梅思平和高宗武去上海，跟日本人继续商谈和谈的细节。

这个梅思平是汪精卫的心腹，而高宗武一般被认为是老蒋的人。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老蒋的人，却天天跟着汪精卫混，很难讲高宗武是反了老蒋的水，还是刻意跟汪精卫接近，想要带偏他。

最后谈出了一个基本协议，也就是重光堂会谈，重光堂原本就是一个不起眼的空房子，为了会谈时不引人耳目找的。会谈结束后，日本人才起了一个重光堂的名字，重振荣光的含义不言而喻。

有了这个重光堂会谈后，跟日本人和谈的事情基本定下了之后，汪精卫这帮人的汉奸这条路就定下了，不久就策划了叛逃重庆事件，带着一帮人跑路了。

04

如果说汉奸也有档次，汪精卫这波人无疑是汉奸群体中的精英。

在汪精卫正式成为汉奸前，小鬼子在中国还扶持了两位大汉奸，一个叫王克敏，担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员会委员长，是日本在华北地区设立的傀儡政权一把手。

还有一个叫梁鸿志，侵华日军攻破南京后，在日本海军部的主持下成立了维新政府，梁鸿志担任行政院长。

王克敏和梁鸿志的主要活动，就是冒充主人的橡皮图章，小鬼子来要什么就盖一个章，双方演一场戏，就将中国的各种资源出卖给小鬼子了。

而日本人很清楚这两个人以及华北和南京这两个傀儡政权里的人，都是上班领工资的人，没有啥本事，换句话说，都是重庆和延安丢弃不用的废物。

当日本人攻占了中国主要城市后，需要一个更大的傀儡政府，还需要这个傀儡政府来帮助日本人搞宣传，弱化中国人的抗日意志，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将华北、伪满洲国等地方彻底分割出去。

让傀儡政府编制出一套有理论成体系的东西，去完成日本人的任务，王克敏这些人肯定是办不到的，这才苦心积虑找了汪精卫这号汉奸精英。

汪精卫团队不愧是汉奸精英团体，一边卖国，一边高喊救国，还能编撰理论，水平不是一般的高。

汪精卫讲：“在此存亡危急的关头，兄弟所要说的，只有几句话，大家要讲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如果人人不说老实话，人人不负责任的结果，除了亡国，还有哪一条路？”

汪精卫口中所谓的老实话是什么呢？

说穿了，就是敌人很强，中国打不过，大谈持久战就是不负责任，是说不老实话，按这条道走是要亡国的！

那如何才能不亡国呢？

汪精卫自己说，目前救国的方式分两种，要么直接的战争救国，要么就是曲线的忍辱救国。而哪一种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才是真正的救国方式呢？

他说：“我们是弱国，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我们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好不惨烈！”所以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负责任的做法是曲线救国，减少损失，保存实力，积蓄能量，才是上策，具体内容就是：“通过与日本人周旋讲和，暂时吃点亏，赢得后发之救国力量，通过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为救国扫清障碍。”

在汪精卫眼里，日本不是救国的障碍，反而救国的帮手，他说：“中日是兄弟之邦，亚洲是我们的家庭。”所以要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要获得日本的帮助。为此可以出卖国家主权和独立，因为都是自家人。

既然日本是汪精卫口中的帮手，那汪精卫是想从谁手里救出国家呢？

他想从英美手里，想从延安手里救出国家。

故此，中日双方应该“相互帮助，相互合作，来复兴我们的家庭”，汪精卫不断重申反对欧美殖民主义，要为大亚洲主义创造条件和根据。这是他的汉奸理论的的核心。

在歪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时，汪精卫写到：“使共产主义不能流毒于中国，不能流毒于东亚，这是大亚洲主义的理想，也就是三民主义的根本精神。”

汉奸林伯生也发表言论，以迎合汪精卫的汉奸理论，说：“反对侵略主义，排斥狭隘的国家主义。”这话的意思是，亚洲国家都是一家，欧美才是侵略者，排斥日本是狭隘的国家主义。

看完汪精卫的汉奸理论，是不是觉得很荒谬。

高级汉奸就是高级，卖国求荣还能扯出了这么多虚情假意。

《亮剑》里钱伯钧要投敌当汉奸时，也跟楚云飞解释了很多，又是讲人各有志，又说重庆政府不待见咱们，最后还拿吴三桂举例子，说汪精卫的曲线救国策略才是对的，现在拿了小鬼子的装备武器，一旦时机成熟就反了他娘的了。

说这话的时候，钱伯钧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忍辱负重，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军里搞潜伏工作呢。

钱伯钧、汪精卫之流吹的天花乱坠，楚云飞一句话就将他们的老底揭穿了：“你的意思是...有奶便是娘！?”

这等勾当，不就是汉奸！

05

汪精卫的水平，也只够在汉奸群体里论个长短。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离渝出走，12月29日发表艳电响应近卫第三次声明，当消息传回国内，举国哗然。

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

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

到了这一步，汪精卫算是坐实了汉奸身份，就算他再巧舌如簧，都掩盖不了他出卖国家主权，分裂国家的罪行。

下一步汪精卫就要在南京举行伪国民政府还都仪式，结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此前一直鞍前马后的高宗武，以及被汪精卫视作心腹，时任伪国民党宣传部部长的陶希圣，突然反水。

1940年1月初，高宗武和陶希圣在杜月笙的帮助下，离开南京来到了香港，随后约见大公报记者，将汪精卫签署卖国条约的前台幕后，以及条约的具体内容，都讲了出来。

第二天汪精卫卖国求荣签署《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卖国条约的新闻就上了《大公报》头版头条。

汪精卫看到新闻后人都傻了，足足缓了两天，才敢站出来底气不足的回复说，高宗武和陶希圣是在诬陷，都是胡说。

事后高宗武移民美国，不问世事，靠炒股为生，而陶希圣在外面待了两年后，于1942年又回到了重庆，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中央日报》编辑，时隔一年后，又升任为总主笔。

高宗武和陶希圣这两个人，一个是促成了汪精卫和日本和谈的主力，另一个是替汪精卫写文章搞舆论工作的高手，可以说是除了周佛海和陈公博之外，汪精卫最倚重的人之一。

结果当汪精卫跟日本签署了卖国条约后，在伪国民政府成立前夕，这两个人却毫不犹豫提桶跑路了，还来了一个反揭露。最绝的是陶希圣绕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了重庆，老蒋也没有冷落他，还将其当做心腹幕僚看待。

陶希圣

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高宗武和陶希圣这两人可能是老蒋故意安插在汪精卫身边的棋子，一边监视汪精卫，一边给汪精卫出损招，让他在汉奸这条路上越陷越深。

但不管陶希圣和高宗武的真实身份如何，也不管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曲折，有多少弯弯肠子，都改变了汪精卫是汉奸的事实。

外因还得经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如果汪精卫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谁也没法让他成为汉奸，如果汪精卫真是被人陷害，而自己是无辜的，在其出卖国家主权和利益时，就应该及时醒悟。

签下卖国条约的人是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的是汪精卫，打击残害抗日英雄的是汪精卫，组织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清乡的是汪精卫，欺骗大众美化日本侵略行为的是汪精卫，为日本人卖命的还是汪精卫，出卖国家主权的依旧是汪精卫。

一个国民政府的二号政治人物，要是连自己的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都不清楚，那才是真正的搞笑。

06

侵华日军上层，还是有能人的，对自己的优劣势看得很清楚。

拉拢汪精卫，跟老蒋搞暧昧，双方默契的对付八路军。

这些手段，实际上就是侵华日军打破论持久战的方式。

侵华日军很清楚，当他们对中国的攻势，由军事转为政治为主之后，最重要的就是打击中国的抗日派，只要中国的抗日意志弱化了，其他事就能在谈判桌上解决。

彼时的中国，要说哪一个群体的抗日决心最顽强，无疑是延安。

这是由延安的立场所决定的。

立场这东西，可不是说你想站什么立场就站什么立场的，立场是人们观察认识事物的立足点，这个立足点从根本上来讲是人们的政治社会利益和地位决定的。

延安代表的是无产阶级，代表的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利益，所持的立场跟日本这样的侵略者绝无缓和的余地。

而老蒋这些人，代表的是地主资本家的利益，各自还都有列强后台，抗日决心根本不能贯彻到底，很容易就动摇。

陶德曼调停，高宗武刺探和平消息，汪精卫接触日本方面，何应钦张群跟日方暧昧，无一不证明国民政府并没有抗日到底的决心。

当侵华日军释放出可以和谈的意思后，老蒋和汪精卫其实都想跟小日本和谈，只是各自的底线不一样。

老蒋采取的是以战促谈，边打边谈，想恢复七七事变前的时局；汪精卫则是无限度的容忍日本，只要日本能停战，什么都好说，只要不打，整个国家送给你都行，美其名曰曲线救国。

重庆、南京、日本这三方势力，都想做生意，都想谈，只是筹码不一样，但是回过头一看，却有一个搅局的。

延安不是来谈生意的，而是来砸场子的。

所以这伙人，不管内部怎么斗，只要一有机会，就跟八路军搞摩擦，欲除之而后快。

抗日进入相持阶段后，老蒋在党内开会，将排除异己当做国民党的重要任务，说穿了就是反共；

而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后，也将反共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内容；小鬼子更不用说了，冈村宁次没有上任前，就频繁对抗日根据地发起围剿，上任后更是三天一次小清剿，五天一次大扫荡。

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八路军都快这三方势力逼的上房顶了，就这还有人说八路军在敌后战场打酱油。

敌后战场的日子要是这么好过，国军早就来享福了，还能轮到八路军？

07

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教员充分展现了一位成熟政治家应有的智慧和克制。

1940年2月，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教员痛骂汪精卫：

“中国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看了这种情形，吓得发疯，跪倒在日本面前，订立了日汪卖国条约，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对于日本人的手段，以及汪精卫的目的，教员看得也很清楚，指出：“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们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彻底，国共合作则力量更大，他们就用全力分裂国共合作，使两党各自孤立，最好是两党打起来。”

“所有这些，无非是要破坏抗日的局面，使全国人民都当亡国奴。”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也很容易被人糊弄，如果不揭穿汉奸分子的外衣，很多人就认不清汪精卫的真实模样。

甚至还有人听了一些三言两语后，就开始同情汪，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对照汪精卫的抗日观点，再回过头去看教员的《论持久战》，你就能明白，什么叫立场不同，观点就不同。

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时代，我们不能没有立场，但也不能只有立场。我们要学会辨别真伪，要学会观其言更要观其行。

朋友们，要打起精神，在这个关键时期不要被汪精卫之流糊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