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分裂，责不在特朗普，在“权利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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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智国际研究院（DCThinktank）

美国政治的两极化有目共睹。在普通民众当中，两党支持者对彼此的敌意逐渐加深。特朗普现象与其说是这种两极化的原因，不如说是它的结果——当然，特朗普的个人风格又加剧了这种趋势。

任何一个对民主崩溃的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对这种两极化趋势感到担忧。远至20世纪上半叶的魏玛共和国、西班牙第二共和国，近至21世纪的埃及、泰国，都证明尖锐的政治两极化很可能会阻碍民主。而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其政治走向更会对世界政治产生巨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为什么美国政治会出现这种两极化的现象？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大体而言，人们倾向于认为，由于一大批美国底层右翼白人被全球化进程所抛弃，其经济上的失意导致排外主义、种族主义和保守主义情绪高涨，其激进化推动了特朗普的当选以及美国政治的极化。

这个思路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漏洞。

文 | 刘瑜

整理自《美国研究》

特朗普现象背后的美国政治文化冲突

01

既有分析视角的不足

为理解美国政治的两极化现象，很多人从经济视角出发，强调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或者诉诸制度视角，着眼于美国政治制度设计上的一些缺陷。这些观察为解释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带来很多洞见，但其解释力有限。

一种常见的看法是，经济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诸多不良后果，诸如不平等的加剧、制造业岗位的外移、移民(尤其非法移民)对国内工作机会的抢夺等，这些后果刺激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会遭遇一些解释困境。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贫富差距上升最快的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但这一阶段并没有出现右翼民粹主义显著抬头的迹象。

可能有人会说，重要的不是不平等的上升，而是不平等的绝对程度，长期的高度不平等是滋生民粹主义的土壤。但是，如果不平等的绝对程度是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根本原因，那么就很难解释为何在北欧、中欧和东欧等几乎是全世界财富最平等的地区，也出现了右翼民粹主义抬头的趋势。

又比如，如果全球化引发的失业或工资被抑制造成了广泛的民怨，那么应该能够观察到右翼民众对贸易和移民普遍上升的敌意，但事实并非如此。就移民问题而言，右翼对移民的态度的确更有敌意，但是这种敌意也并非呈现为一条清晰可见的上升曲线。盖洛普调查显示，从2001到2018年，美国民众对外来移民水平“非常或有点不满”的比例，在共和党人中从69%升至70%，在民主党人中从57%降至50%，都并非戏剧性的巨大变化。

就“制度视角”而言，一种常见的看法是，美国政治的两极化其实是政治精英的两极化，而不是政治文化的两极化。的确，美国政治制度的设计很可能以一种夸大的方式表达了政治两极化的程度。但是，这不意味着“美国的政治文化冲突不显著，只存在政治精英之间的冲突”。

美国政治文化本身的两极化，是一个被各种民调所捕捉到的事实，这一点不应该被“政治家更加两极化”所遮盖。如皮尤研究中心(PewＲesearch Center)的调查结果显示，两党支持者在十个政治价值观念上的差距已经从1994年的15个百分点扩大至2017年的36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政治价值观念谱系两端具有“意识形态一致性”的人口比例明显增加，也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并且，如前所述，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不仅仅是一个美国现象，而且是西方世界的普遍现象。

02.权利的革命

概括而言，西方世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了一场文化巨变，这场巨变被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称为“权利的革命”，被世界观念调查组织罗纳德·英格利哈特(Ronald Inglehart)称为政治文化的“后现代(post-modern)转型”或“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t)转型”。

不管如何命名，这一文化巨变推动了西方世界的政治两极化。这是因为，这一进步主义变革主要发生于西方左翼阵营，而右翼或拒绝这一变化，或接受这一变化的速度相对缓慢，于是西方世界逐渐呈现出一种一方奔跑、一方缓行所造成的文化撕裂态势。

长期以来，这种文化撕裂以一种量变的方式在发生，但到了21世纪初，量变的积累引发质变，加上新兴经济体带来的挑战，移民和难民问题日益凸显，伊斯兰极端主义兴起，文化差异终于引爆了一场整个西方世界内部的“文化战争”。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政治两极化的重要成因。

尽管很多人早已注意到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文化冲突，但对这一冲突的性质存在着诸多误判。很多分析着眼于一个相对短期的时间框架，描述了这样一幅画面：一群经济地位被边缘化的“白人垃圾”试图寻找个体失败的替罪羊，在政客的煽动下，其种族主义、排外主义和保守主义情绪高涨，最终将特朗普推上了总统的位置。在这种短期视野里，右翼保守派是观念变化的“进攻方”，左翼则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被动而惊骇地观望着一场文化海啸的发生。

有趣的是，短期视野里的画面如果放到“权利的革命”这个相对长期的视野里，角色却正好互换：西方左翼成为文化变化的“进攻方”，右翼则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被动而惊骇地观望一场文化海啸的发生。作为对这场“海啸”的反应，他们诉诸一系列激烈的姿态来表达其怨恨，包括将特朗普这样极受争议的政治家选上台去。

换言之，右翼以观念强度的变化来应对左翼的观念幅度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在这场文化冲突中，右翼保守派比左翼自由派常常显得更加激愤的原因。也就是说，“权利的革命”是理解当今西方世界政治撕裂现象的一把钥匙。

在本文中，“权利的革命”意指不同群体权利意识的“多米诺骨式”觉醒和深化，包含“权利主体的扩散”和“权利内容的扩展”两个维度。权利主体的扩散，是指以往唯有白人男性享有的权利，逐步向女性、有色人种、同性恋、移民、儿童甚至动物扩散；权利内容的扩展，则是指以往聚焦于政治自由的权利，逐步向社会和经济权利、福利主义、环境权利、文化权利等方向深化。

众所周知，普通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但是，20世纪60、70年代左右以来，权利观念在上述两个维度上的变化出现了加速化的趋势，以至于诸多政治文化研究者认为出现了一场“寂静的革命”。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对这场权利革命的反弹。

03.权利的革命与政治两极化

无论是观察整体民意的变化，还是观察观念的代际更替，都可以看到“权利的革命”在真实地发生。为何这一趋势导致美国政治文化的两极化？原因在于，这一“革命”在人群中的分布是极不均匀的——一部分美国人大步流星，另一部分人则踌躇不前，从而引发了文化的撕裂。

换言之，美国政治文化的两极化过程主要不是处于中间位置的人群各自向两极扩散所致，而是自由派大步流星地向进步主义方向迈进、保守派没能“跟上”所致。当然，保守派在某些议题上也表现出进一步的“保守化”或阶段性的“保守化”，但总体而言，他们的政治观念位移的距离小于自由派，并且其变化方向不像自由派那么具有一致性。

政治观念的两极化主要由“进步”所驱动，这可能有违很多人的直觉,但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阵营在民调方面的变化轨迹大体支持这一结论。当然，右翼中存在一些极端的种族主义者和排外主义者，有可能历经了观念的激进化变化，但这并不代表两党支持者观念的总体变化趋势，不能反映美国政治文化变迁的全貌。

进一步分析共和党支持者的观念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在涉及同性恋者、黑人、移民和女性等身份政治议题上，保守派的观念表现出更大的弹性；而在政府的经济角色议题上，其观点则表现出更强的刚性。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谈论保守主义的时候，应认清保守主义者在“保守”什么。将族群身份问题和政府经济角色问题混为一谈，无助于认识美国文化冲突的根源。

从保守派在身份政治问题上的相对弹性和政府经济角色问题上的相对刚性来看，将西方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底层的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是不妥的。西方右翼民粹主义的成因既有族群观念元素，也有经济观念元素，甚至从本质上和长远来看，经济保守主义是保守派更坚硬的“内核”。

​04.保守派的反击

如果说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文化战争在20世纪看起来更像是一场“拉锯战”，那么到21世纪初，几个因素使得保守派越来越像是这场文化战争的“必败方”。这种逐渐清晰的失败意识使得保守派开始激进化。

何以21世纪初会成为这个爆发点？一些国际因素，如21世纪初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但是，国际因素只是加速了国内文化战争的爆发，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内部的文化变迁才是美国政治两极化的主因。

哪几个因素？首先是权利革命的累积和加速效应及其不可逆性；其次是文化产业(包括主流媒体、影视和大学等领域)的“自由派偏向”及其引发的社交媒体反弹；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是人口结构走向和观念代沟相互叠加所造成的未来趋势。在这几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右翼保守派陷入一种“被围困心态” (siege mentality)，而这种心态也强化了其内部的情绪极化。

就权利革命的累积和加速效应而言，文化冲突并非仅仅是观念之争，更表现为政治斗争和政策斗争。在保守派与自由派的政治斗争中，尽管保守派赢得了某些“战役”，但从历史轨迹来看，他们是在输掉这场“战争”：同性婚姻已被最高法院认可；黑人民权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稳固，其经济和社会权利也受到平权法案的保护；女性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地位得到提升；联邦政府的各项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呈上升态势，逐渐远离经济保守主义……

换言之，无论就权利主体还是权利内涵的扩展而言，自由派理念的政策转化率都高于保守派理念的政策转化率。保守派的抵制可能减缓了这一变化的速度，但是在绝大多数问题上却无力改变变化的方向。

就文化产业的“自由派偏向”而言，美国的主流媒体、大学、好莱坞等影视产业总体而言倾向于自由派。固然还有福克斯新闻(FOX News)等媒体倾向于保守派，但主流媒体们“一边倒”向民主党的趋势愈加明显。这强化了保守派在公共领域代言人不足的印象，从而加深了其政治怨恨。

美国的文化保守派逐渐发现，自己在主流媒体、影视界和知识精英所掌握的话语体系里，不但声音越来越“小”，而且形象越来越负面，进而产生出一种被主流文化抛弃甚至妖魔化的怨恨。这种积蓄已久的怨恨在社交媒体时代终于找到了一个爆发口。这就是社交媒体成为特朗普的政治动员“主战场”的背景，也是社交媒体上各种“假新闻”满天飞的心理土壤。

保守派陷入“被围困心态”的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政治文化的未来趋势。如前所述，政治观念的代际差异在美国已经非常明显：美国人一代比一代更加自由化，这似乎已成为一个加速的、不可逆的趋势。另一个令保守派感到雪上加霜的趋势，是少数族裔人口的比例不断加大，而少数族裔的政治倾向总体而言同样是更倒向自由派的。

尽管在白人当中，共和党的支持者超过民主党的支持者，但是白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逐年下降，预计将从1965年的82%左右降至2065年的46%左右。这一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2017年，白人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口比例分别是43%和51%——这是美国唯一一个支持右翼多于左翼的族群；黑人支持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人口比例分别是84%和8%；西班牙裔的这一比例分别是63%和28%；亚裔的分别是65%和27%。

因此，有理由认为，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如果共和党不对其政纲做大幅调整的话，它将走向衰落。结合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和代际观念的差异，可以想象，对于很多视保守主义为美国灵魂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几代人之后，美国将不再“美国”。

正是由于上述因素，美国保守派陷入一种“被围困心态”，其表现是愤怒情绪的高涨和政治动员的白热化。当然，愤怒是双向的，两党支持者，尤其是其中的积极分子，对彼此都充满了敌意，这种敌意的程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罕见的。有研究显示，相比于其他情绪，愤怒更容易导致政治参与。这或许正是特朗普竞选动员大会上出现狂热场景的原因。

05.结语

综上所述，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权利的革命带来了进步主义观念爆炸式的发展。但是，这一发展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一部分人迅速接受了权利主体的扩散和权利内涵的深化，另一部分人则对这一变化感到难以接受。这种不均匀带来的后果，就是政治文化的冲突和两极化。

在很大程度上，保守派以观念强度的变化，或者说愤怒的升温，来应对自由派观念幅度的变化。三个因素导致了保守派的“被围困心态”：1.从长时段的趋势来看，自由派观念的政策转化率高，并且形成越来越不可逆的趋势；2.传统文化产业中的保守派逐渐被边缘化甚至妖魔化，激化了其心理上的怨恨，并激发其在社交媒体上聚集；3. 人口族群结构的变化和代际观念的变迁，使得保守派的衰亡成为可预见的未来图景。

保守派的“被围困心态”在奥巴马时代达到沸点。在这一阶段，相比民主党支持者，有更多的共和党支持者表达其政治上的愤怒与受挫感，他们也更加反对政治上的妥协。愤怒带来的激情，正是特朗普现象背后的助推力。

文化的两极化推动着政治的两极化，反过来政治的两极化又加剧了文化的两极化，因此，在可见的未来，美国政治很可能进一步撕裂。即使特朗普不连任总统，他所呈现的文化两极化的趋势及其激发的怨恨也不会很快消散。另一方面，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观念鸿沟以代际观念差异为载体，随着老一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人口族群结构不断变迁，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这种撕裂也有可能最终被弥合。

也就是说，政治斗争无法弥合的矛盾，时间或许可以。届时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裂痕或许将被不同程度的自由派之间的裂痕所取代。至于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能交由时间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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