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论（六） 诚意（二） 预言悖论

推演是对趋势的一种诚意归纳，不是判定命运。关于命运的断言会导致悖论：如果预言无法改变未来的局面（比如预言‘人总有一死’），那就没有意义；而如果改变了未来，那么预言本身已经被证伪。

预言的自证伪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言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矛盾会越来越深：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工人出于愤怒走上街头，开始工人运动，推翻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注意到了马克思的预言，开始改变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关系，比如劳工福利、成立工会等等，结果消解了预言中的革命。

正是因为马克思的预言，所以人类改变了预言中的未来，使得预言得以避免。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是一个蹩脚的预言家，相反，是预言导致了预言之事的消解。

预言的自我实现

《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展现了预言自我实现的过程：假若当初父亲拉伊俄斯不相信神谕，那么，俄狄浦斯就会在他和妻子的抚养下长大，就绝不可能在不知情的状况下，犯下“弑父娶母”的罪行；假若长大后的俄狄浦斯不相信神谕，那么，他就不会离开养父母身边，也就不可能回到忒拜，犯下“弑父娶母”的罪行。正是因为拉伊俄斯和俄狄浦斯都相信了这个预言，才让这个预言一步一步成了真。预言本身是假的，但它被说出来、被相信，就变成了真的。成真的过程离不开环环相扣的误解。

波普尔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把这种“预测本身可以影响被预测事件”的现象，称之为“俄狄浦斯效应”。俄狄浦斯效应在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着。比如，股市传出消息：明天某只股票将会暴跌。持有这只股票的股民们相信了这个预言，就会纷纷抛售股票，造成该股暴跌。预言就自我应验了。

在以前的中国农村，以下情形并不出乎通常的意料。

长辈拿着孩子的生辰八字去算命，算命先生告知两人八字不合，不宜结婚。两个年轻人当时是不相信的，年少气盛的他们还是坚持完婚了。但算命先生的预言已经在两人的关系中埋下了阴影。在后来的共同生活里，她和他只要发生了矛盾，就难免想起当初的预言。他们开始相信，这也许是命中注定。于是，他们不再为维护这段关系，付出更多努力。这就使得他们的关系逐渐恶化，朝着预言的方向一步一步发展。更糟糕的是，在有些故事版本里，她还有个极爱儿子的婆婆。婆婆一开始听说两人八字相克，就不满意这桩婚事，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遭到百般挑剔的她，对婆婆的态度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而后来，只要她的丈夫有任何不顺利，婆婆就会联想到当初的预言，认为这一切都是她的过错。于是，婆媳关系进一步恶化。就这样，一段糟糕的夫妻关系，再加上糟糕的婆媳关系，最终拧成了一团麻花。她和丈夫的婚姻还能有什么好的收场呢？而这时的她，完全相信了算命先生的预言。当她的儿子长大了要结婚的时候，她会特别积极地去给两个新人算命，以免他们陷入自己的悲剧命运。而她的努力，最终又将造成下一代的悲剧命运。

--鱼鲜支（知乎）

任何能动主体之间的相处，都可能存在“俄狄浦斯效应”。当某人被认为怎样时，他有较大可能“那样”给你看！当某国被认为怎样时，其因定性而承受的（比如制裁‘邪恶国家’），也有较大可能使其真的如你所愿。所以，世间真的存在因果！

言与行

形而上和预言悖论是两个著名的“坑”，区别在于，形而上是副本里的坑，但是个真坑，没有外力是出不来的；预言悖论是主线剧情中的坑，是个假坑，只要辨明“言”和“行”的关系，跳出不难。为了后面的讨论不掉进坑里，有必要在此提前警示。

严格说来，并不是“预言的悖论”，而是在满足某些条件时，“预言”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悖论，与罗素悖论同质。罗素悖论“我为本城所有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如果我平常自己刮脸，则我不能为自己刮脸，如果我平常不是自己刮脸，则我要为自己刮脸。其悖论机制在于“行”与“言”的自相关（否定），是“不诚”。如果“预言”的对象是作为理性主体的人，并且当事人可以听到“预言”并具备做出反应的能力，则其中的“行”与“言”就构成自相关。不是预言预测了俄狄浦斯的悲剧命运，而是预言造成了俄狄浦斯的悲剧命运。

中国人常说：言传身教，身教重于言传。如果教育对象是“导盲犬”，那无所谓言传还是身教；如果教育对象是人，那么，所教之言和“教的行为”就构成了自相关。受教者所获不仅是“言”中的道理，还有师者的行事准则（语气、态度及其蕴含）。

任何时候，“言”首先是一种“行”，其次才是“所言之理”。典型的如一场演讲，人数、场景、语气、氛围等等对人的影响可能远远大于演讲内容的影响（排场意味着财力，人山人海意味着支持）：演讲内容已不重要，所造的“势”才是所求。如果所言与人相关，则发言人已参与事件，其发言之“行”已经是事件的“因”。佛家讲“因果”，讲“动念即是缘起”，讲“菩萨畏因不畏果”，已经透彻。如果所言与人无关或非人力所能及，则发言之“行”退居次要，即使所言有误，所损者惟己，则“预言”变成了“推演”。

中国历史上的谶纬（预言），造成了多少的人间惨剧！其发布者或因私欲，或因仇恨，绝非无辜之人。如果此时还讲“不因言获罪”，则天理已不容，其所行的目的就是制造人间的同类相残，是知恶仍为。隋朝末年的“十八子坐天下”，多少李姓家族横祸！最终李唐代隋，是否可以证明“预言”就是神的意志？大到一国领导人的言论（比如定义邪恶国家、恐怖组织）、著名学者的著作（比如文明冲突论），小到一篇文章、一段社论，都能附带预言成分。预言绝不因成真与否而抹杀自身与发言者的善恶！

媒体是这个社会上的发言者，媒体报道本身也是有立场的。郭继承教授曾谈到：路上发生了车祸，货车侧翻，满地滚落的桔子遭村民哄抢。媒体蜂拥而至，争相报道和评论着世风日下。在媒体的口诛笔伐之下，社会得到了什么？如果最后法不责众，那么“村民”们受到了教导甚至鼓励；铺天盖地的“世风日下”，每个人都沐浴着昏暗，而这昏暗又在预言什么？如果有人堕落成以“守株待兔”为生，那么，所有人都要小心路上更多的坑和石块！如果人心因而灰暗以为不再有光明，那么，媒体已成功站位自身职责的反面！

敢于揭露，是媒体的高尚，但渲染或引导不是；敢于弘扬，也是高尚，但粉饰或诲疾不是。过犹不及，度的把握在人心！媒体合法报道事实，没什么问题。议罪必须“论迹不论心”，媒体无罪！但应当清楚：这个世间是有因果的！言也是行，发言已参与事件。媒体人的底线应当是：不要成为恶行的引导！

应为便是愿为

假如我们面临马克思的情况：发现了社会运动的规律，如果发布出来，则有可能因自相关而被“证伪”；如果隐瞒，则知识不能传播，阶级的剥削可能更加严重。那么应当做何选择？不用怀疑马克思的智力（革命导师一定清楚自己面临的选择）。这里，借用徐胜治先生小说中的话“应为便是愿为”：既然认识世界是应为，那就是愿为；隐瞒，才是言行不一，才是“不诚”。

诚，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如实相告，典型的如科学家：我知道可以这样计算，但我不知道最后的“真相”；当然更无法保证“你所需要的全部事实”，因为我无法知道你的所知。其二，言行一致，即所行不能置否所言，比如言词激烈地要求学生待人要平和，或者彬彬有礼地强迫，或者“你闭嘴，我们在讨论言论自由！”。不诚，是求知的障碍；不诚者，应视为自动失去讨论知识的资格。转移话题、偷换概念、文不对题（你说经济他说政治，你说政治他说信仰，你说信仰他说情怀…）,均属此类。

社会生活中的“不诚”，如果不是在讨论知识，那就不在哲学的关注之内，而只是发生了一件“某甲对某乙的欺骗事件”。如果是在讨论知识，那么，某甲已自我禁言。

真正需要分辨的，是那些伪装成知识的骗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