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树增笔下流淌的《长征》战史（六）

在王树增笔下流淌的《长征》战史（六）

六、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一）红四方面军部队的特点

徐向前总指挥在政治局沙窝会议上，介绍红四方面军的部队状况是，“对党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纪律较好；作战勇敢，打起仗来各线干部层层下放，指挥靠前；兵力运动迅速敏捷，长于夜战”；“平时注意军事训练”；“战后注意总结经验”；缺点是“文化程度较低，军事理论水平和战略战术的素质不够”（P445）【第十四章《黑暗时刻》】。

（二）张国焘完全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

在击败川军六路围攻后，“以暴躁蛮横的性格，反复无常的政治立场和寂寥冷落的人生结局而著称”（P307~308）的张国焘，放弃了“包括二十三个县、五百万人口在内的”（P308）川陕革命根据地。

赣川两地战略转移的共同特点都是“大搬家”式的转移。而完全放弃红四方面军创建的这个第二根据地，就连总指挥徐向前事前一点也都不知道。

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战后根据地辖区在川军“两进两出”后经济的崩溃，加之“根据地内的劳动力和兵源都已枯竭”，“随着饥饿现象的发生伤寒和疟疾等传染病开始流行 ”（P313），难以继续有效立足。二是中央要求他西渡嘉陵江“全力向西线进攻”（P315），以策应野战军（中央红军此时的正式名称）此时的战略转移。此时，在“剑门关战斗后，为了取得战役的全面胜利，红四方面军决定集中主力歼灭位于梓潼、江油的川军邓锡侯部，力求向川甘边界地区发展”（P324），红四方面军已经完全“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到梓潼，北至平武的纵横约三百里的广大区域”（P327）。

随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发起了土门战役。红军逐次占领了川军邓锡侯部设防于此的伏泉山、千佛山、佛祖庙阵地和位于土门的观音梁子主阵地，并在“突破土门后，各部队在隘口上的每一个要点都与反击的川军进行了艰苦的作战”（P370）。从而，打通了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北藏区的门户【《长征》第十二章】。

此时的问题是，在蒋中央在彻底打败挑战南京正统地位的桂冯阎新军阀的中原大战并一统天下之后，红色政权如此继续生存下去？

这较之前的国家政治态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不同。即原来可以利用的各省地方军阀的空隙变得十分狭小，而名义上已经统一全中国（此时东北已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被日本人侵占，另外台湾也早在甲午战争后也被日本割占）的南京国民政府，在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指导下，将“剿共”作为其第一要务的情况下，如何生存与发展？是不是就再也无法生存了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其实，江西苏区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党内路线方针的失败。在全民族共同抗日的新历史环境下，这本来是新时期最大的人心所向，而南京政府完全与民心背道而驰；而红军的战斗力并不差，以分得了土地的农民为主体的红色力量为中心的根据地的群众基础也是完全存在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从中找到一条新策略新路线。博古中央的根本失败也就在于这里。

因此，张国焘完全放弃川陕根据地而要去贫瘠并且属于未开化的蕃地川西北重建新的红色根据地，几乎就是想当然的痴人说梦，完全就是根本就不切实际的幻想。人财物什么都没有，靠什么来支撑红色政权与军队？其实，在四川盆周和陕南地区明显要好得多【第十一章《巴山蜀水》，川陕红军、二六军团和红25军的长征】。

（三）张国焘率部南下进攻川西受挫

在卓木碉（今脚木足），张国焘开了一个会。在这个有“五十多名红军军以上指挥员”（P526）参加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他宣布了自己“临时中央”的组成名单。

张国焘南下之所以最终失败，就在于强烈刺激并直接冲击了此时四川多家军阀最敏感的生存神经与既得利益。你要端掉别人的饭碗，人家自然要同你拼命。

而两军对垒，红军的实力终对是不可能压倒对手的！

此时，张国焘拥有包括红四方面军的五个军和中央红军的两个军（军团），共7个军28个团。而经蒋中央初步展开的“川康整军”，四川“善后督办公署”督办兼总司令刘湘上将名义上却能指挥第20军（杨森）、21军（唐式遵）、23军（潘文华）、24军（刘文辉）、41军（孙震）、44军（王瓒绪）、45军（邓锡侯）和104师（李家钰），共7个军174个团（P548）。在随后的战斗中，11月18日集结至百丈关地区的川军部队，就超过了80个团、高达20万人（P555），而武器装备上的悬殊，更自不待言。

这就是在控制川西盆周地区的多个县城之后，红军在百丈关战役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加之进入盆地平原地区后，红军部队放弃原来所擅长的山地游击战，转向并不熟悉的丘陵攻坚战与阵地战，更难以有取胜把握。这样，除牺牲掉最重要的红军骨干力量外，前期组织绥靖丹巴崇化懋功进攻战役时的战略收益，也随之皆尽丧失。

徐向前元帅在晚年回忆，“百丈战斗是一场空前剧烈的恶战，打了七天七夜。我军共毙伤敌一万五千多余人，自身伤亡亦近万人。敌我双方都打到了筋疲力尽的地步”（P558）。

最根本的还是在于，在发起嘉陵江战役并取得战斗顺利发展之后，没有及时向北收缩，向陕甘南部发展，以期建立新根据地。此时的战略被动，显示出张国焘本身在战略问题上的不成熟由此可见一斑。战略指挥的成熟是需要历练的，斯大林在对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卫国战争中所交的“学费”，是何其的昂贵！【第十六章《天高云淡》】

（四）集结于川西的六万红军北上

经百丈一战退回川西的红四方面军，随后与贺龙、萧克部会合于甘孜。1936年7月5日，贺萧与原红九军团罗炳辉改编的红32军共同组成的红二方面军。据中革军委电令，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总指挥萧克、副政委关向应，辖贺龙（兼）的红2军、陈伯钓红6军和罗炳辉红32军。

在此期间，经过朱德和“一九二七年以拥护共产国际反对陈独秀著称”，此时已经“经过许多磨难，已显得非常老成”（P606）的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做工作，尤其是在林育英代表共产国际作出的“指示”的压力下，张国焘终于同意北上。这六万红军，除二六军团外再次穿越大草地，其中红四方面军部队是第三次踏上这片“死亡之地”。

以许世友为骑兵司令的红军骑兵师（有三千人）负责开路筹粮，他们在色曲河边“用白花花的大洋购买了四百多头牦牛、一千多只羊，还有一些粮食”（P610）。走在最后的红二方面军，因为严重缺粮和承担收容使命减员甚大。在最后时刻，后来牺牲在上饶集中营的红18师师长张振坤甚至发出了“交公粮”的提议（P614）。

（五）一段至今也没有说清楚的历史

经过五十天的岷县攻城战后，当一、四方面军在会宁县城会师时，二方面军却在渡过渭河时经历了“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次”战斗（P634）。

1936年10月21日，一、二方面军在西吉县平峰镇会师。

随后在西渡黄河时，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5军、第9军和第30军成功渡河，而第4军和第31军却在蒋军猛烈攻击下未能西渡。其中已渡河的部队约2.18万人，组成西路军并在四个月后完全失败。

【《长征》第十八章《江山多娇》，张国焘最终决定北上，六万红军再次穿越大草地。但基于宁夏战役与西路军的失败，红军只得回防陕北。此时，西北三方联合抗战局面在上层已经形成，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即将到来】。

公正地讲，张国焘对待非本部的其他红军部队还是公正的，在分配作战任务时很是照顾的。对于此前的党内争吵，他也不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不服气与怨气也并非没有一点缘由。但是，张所采取的行动，却很有点当年上海时期的罗章龙的味道。

然而，对于以打通国际路线为指导原则而发起宁夏战役，本书又陷入再次历史迷雾与乱相。现在，历史的当事人都不在了，再也不可能发生类似《辽沈战役》一书没有前言那样的事了。本来应该是说得清也应该说清楚的，依然让人感到混沌。

如此对得起那些牺牲在祁连山的红军西路军的指战员吗？难怪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尤太忠拒绝总政的那个剧本，也不写个人的回忆录【《长征》第十八章《江山多娇》】。

个人认为，张国焘的最终出走，从心理角度讲，有负气与恐惧双重因素。负气系个性，也是脱胎于中国传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通病，陈独秀使然，难道蒋在河内刺汪并误杀曾仲明夫妇，对汪兆铭就是个例外？恐惧是内因，主要起因于陈绍禹自莫斯科飞返延安后，向张转述斯大林向自己人动刀的有关“大肃反”的最新消息。当然，坦率地讲，如果张当时不走，大概也过不了“文革”这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