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正义回廊》，是一部非常“复合“的电影（上）

围绕电影的表达中心与系统构建，谈一谈个人的想法。

《正义回廊》，是一部非常“复合“的电影。从案件的内容，到犯人的样貌，再其所指对象的层面，都并不单一与简单，这也带来了导演对司法与社会态度的复合。对与错，好与坏，亲情的有无，不明确地杂糅出现，而评判此等个体人事的外部社会，也有着非故意作恶的必然局限，这正是“正义”实行的难度。

在开场的部分，导演便着力地将观众引导到“外界审视者”的视角下，去接触张显宗案件的全貌，并做出自己的判断与裁决，这也正是片中的“外界”--警察，律政人员，家人，陪审团，舆论---共同进行的行为。由此，导演制造了对观众的误导：他似乎将日常生活作为了“表“，并呈现了其下的暴力行为之“里”，让观众产生错觉，似乎自己已经由镜头语言的“引导”而深入了内里。最后，导演才呈上了外部视角审视下的真正结果---混沌的无结果。“外部社会”在正义执行上不可消除的主观局限性，就此得以表现。

在这一段中，警察引领了观众的视角，进入了犯案现场。这一段从室内镜子中的警察身影开始，随后镜头平移到入门的警察。此时，他们与犯案空间的关系，从“虚处”走到了“实入”，而观众则与他们保持着共同的视角。而后，导演加入了另一个时空的平行段落，展示了警察审问犯人的部分，增强了观众与警察“事件审问者“视角的同步。作为“里“的犯案动机，开始与“表“并立出现。此时，观众直接处于警察的第一人称镜头下，仿佛与自己正在审问的张显宗对视，听他的叙述。首先 ，是张显宗与警察发现尸体的交叉剪辑。张显宗即将展开自述动机的节奏与警察打开冰箱门的节奏结合起来，从前者的语言和表情，以及后者的现场尸体上，逐渐地认知到了他对罪恶的深入过程，同步地完成了“从日常状态（平常人一般的张显宗，日常态的房间）到暴力之“表”揭示（冰箱里的头颅）”的过程。

随后，则是“推翻“的环节。我们和警察一起，完成了对暴力层面的接触后，迎上了张显宗的目光。此时，张显宗似乎即将说明犯罪动机。就在一瞬间，镜头聚焦到了他的眼睛，观众正处在此眼睛的对面，便完成了对其心境的接收－－－晦暗不明的表情对应的“迷惑”状态，绝对的真实始终未能呈现在现实中，与明确的凶残暴力之表面结果完全不同。事实上，在影片第一个镜头的黑暗岸边，导演早已对结果做出了定性：犯案二人完全处于黑影中，面目不清，正是所有人通过审判最终获得的了解---完全的一无所知。

微妙的是，看到这里的观众，自然会产生如警察一样的观感，只重视明确的外在凶残暴力，无视张显宗表情中的复杂心绪。导演制造了一个错觉，让人似乎以为自己越过日常的形态，已经探查到了残暴的“内里”，而这不过是外界对于张显宗案的共同认知方式，远非全部的真相。这样的外部关注之侧重，正是片中的“社会”对张显宗的看待方式。而观众借由镜头，与张显宗形成了对视的关系，成为了“外部视角”的延伸，看到了他暧昧的表情，无法掌握任何完整明确的信息。

序幕结束，警察审问的“他者审视视角”也随之停止，电影的叙述主体转到了非他者的状态。一方面，是时间线正序下的实时场景，带来了现实的客观性。另一方面，则是犯人张显宗在“架空”空间中的内心抒发，或是在幻想中借助其他身份，或是身处人工场景下试镜，都是“表演”，且属于完全的自我，与外界彻底隔绝 。前者在正序下的实时性，后者在自我中的独立性，赋予了它们在主客观角度上排除外界影响的真实。无论哪一方，都具有对张显宗的“他者视角排除”，其内容并非任何外人的解读产物，更加足信。二者在这一阶段的反复切换与交互结合，便是导演给出的“全部真实”。并且，二者对等出现，保持平衡关系，更会由前者的压抑而产生后者的爆发，形成有机的交互与后者的成因，共同带来了完整的真相。

而到了审讯阶段，两个空间的区分混淆了起来，且均失去了独立与自我地位，成为了他人叙述解读的主观性存在，相互之间的切换也不再有交互关系，而只是对同一行为的瞬间变化，意味着对行为本身的解读混乱。如此一来，第一阶段的完整真实，也就在他者的深度干预下不复存在了。我们能看到犯人的各个侧面，但却不能看到作为定罪关键的“案件”的全部真相，只能接收其在他者主观视角下的局部内容，意识到其对复杂犯人进行简单定罪的不足信。“审判的正义执行”，便由此产生了动摇。

具体而言，在第一阶段，外部现实和个人架空，分别呈现以黑白和彩色的状态，吻合了二者下张显宗的不同状态，且有明确的空间区分。前者是“被引导与逼迫下被动而行”中的痛苦，后者则是“主动爆发情绪“时的扭曲。二者均为排除外界干扰的真实，分属于张显宗的不同侧面。无论是前者的“自我被压抑”，还是后者的“表演”，显然都有着对人物某一侧面的掩盖，不足以作为其全貌，必须将二者结合。并且，在犯案之前，导演将黑白色的现实部分与上述的“架空”部分平行了起来，持续地制造交互与影响，展现了他在现实里被迫压抑自我的遭遇，将之作为扭曲内心的罪魁祸首。在“遭遇前者”后出现后者的连接中，“可被理解与同情“的前者，便成为了后者“扭曲凶残暴力“的诱发因素。

在这个部分，精英家庭带来的阶层地位问题，成为了具体的原因。在第一阶段，张显宗的生活与内心的状态，成为了他的犯罪动机，其人便完全呈现出了复合的非单纯样貌。在这里，导演给出了自己对香港社会问题的指向：身处于精英家庭的张显宗，努力达到家庭的阶层高度，却无法成功，并遭到家人的打击，只能服从家人的指挥，阶层壁垒引导出了存在感与亲情的缺失。由此，在现实部分，导演呈现了香港阶层分化下底层人被迫的扭曲，以此社会现状作为了犯人的动机。

而架空的彩色部分，带来了张显宗在被压抑的阶层现实中产生的扭曲心境。在抓捕前的部分中，张显宗出现在了作品内部世界的各种镜头中，有情色电影片场在人工背景前的试镜镜头，也有幻想里二战电影拍摄现场的镜头。在非现实身份与空间的镜头下，张显宗对自我内心的表现得以完成，先是澎湃无度的情欲，后是对标纳粹的暴力。各种形式上的扭曲欲望，正是张显宗的内心侧面，并被黑白色的现实压抑所引导出来。直到完成对父母的凶杀后，他才在现实里做出了展示。

在与唐文奇的第一次相遇中，张显宗看似与污秽而无能的对方完全不同，出身墨尔本大学，指点着对方的英语和卫生习惯，言谈也讲究礼仪，完全是社会精英的模样。但是，在第一个镜头中，张显宗与唐文奇先后出现在同一个固定取景画面中，高度的同位性暗示了二人的内在一致。随后，张显宗的外表也被迅速打破，被另一位更优秀的“内定者”抢走了面试权，自己却毫无办法。

显然，张显宗的精英外表，其实只是对家庭标准和父母要求的被动适配：在社会中处于高阶级的父母和哥哥，让他必须达到同样的人生高度。然而，这样的努力其实只是徒劳，面试时被戳穿外表的瞬间正是对他真实状态的揭示：远远达不到真正具有竞争力的精英水平，因此也会被包括家人在内的外界轻视、打压，这也正是面试段落中唐文奇的遭遇。张显宗努力在外表上匹配那个高度，却终究无法真正做到，便在自己的失望和外界的打压中，内心变得愈发扭曲，上述的架空的场景便随即出现。

剧情上，被认为无力保有房产的张显宗，被父母强逼着转让不动产所有权，这便是他对于父母要求的被迫服从，哪怕并不认同自己的无能。在这里，他拿出了唯一的自我表达，想要确认一下文件，却被无情打断，非常直接地表现出了其在现实中的“被压抑”遭遇。其最终的苦闷表情特写，完全凸显了其结果的负面心绪。随后的一段，张显宗在玩着手机游戏，试图向弟弟证明自己“可以打过这一关”，却被一句“打过这一关又怎样”否定了对“争取成功”的努力，并被打上了无能者的标签，成为了又一个心绪的表现片段。

而在这样的犯案前现实段落中，色彩始终是黑白色的，展现着张显宗在现实生活中，被迫服从与承受压抑的痛苦。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段落的开头，张显宗以背后角度的形态出现，表现出了对情绪的遮掩，由此强化了该段落中的“压抑自我”。这与架空段落里“镜头下”的“正面入画”完全相反--后者的两处试镜与表演的段落中，张显宗正面出现，滔滔不绝，正是其“彩色”体现出的自如内心，却是发生在非现实生活中的极度扭曲。

在张显宗犯案之前，其自如内心只能存在于不同程度的非现实、非本体之中，必然只能是短暂的瞬间。在色情片的试镜中，甚至没等到镜头关闭，张显宗已经遭到了导演的嘲笑与轻视。先后两次出现的纳粹片，张显宗的表演并未被打破，但其片的存在本身就是他在现实中受创时的幻想，持续时间也非常短，迅速地被现实段落替换了。

案件的发生，带来了关键的转变。在现实中反复受压的张显宗，无法继续痛苦，最终杀死了让自己痛苦的父母，其扭曲的内心状态完全爆发，引导出了杀人中的恶劣手法。随着犯案的实现，张显宗将扭曲内心的一面，拿到了现实之中。他第一次在生活中不再掩盖自己，而是将长久以来的“无法匹配家庭“与“不断受到轻视”的压抑与打击形成的暴欲，完全地爆发了出来，现实中的他似乎成为了两个侧面结合后的完整状态。

随之，架空中的情绪和彩色，也开始进入现实。而以此为始，张显宗也在电影的不同阶段，数次表现出了在现实中不同程度的自我表达意愿---在寻人镜头下流露的纠结，彻底的自白，面对律师多次争取的正常对话，在法庭上一度尝试陈述，展示关于自己的真相。

现实段落产生的“镜头”与“色彩”上的变化，对应着其扭曲一面从“镜头下”走入“现实生活”的转变。首先，是“镜头下”自身的转变。张显宗面对着记者的采访镜头，说出寻找失踪父母的话语。这一幕同样发生在镜头下，但环境却比背景人工或处于幻想的前两次表演不同，完全是居家客厅的现实环境，张显宗的出镜身份也是自己。与环境的混合相对应地，张显宗的自我表达，也首次呈现出了两个侧面下情绪的杂糅。第一个画面的特写之下，他直视着镜头，眼神飘忽，表现出了一种内心的犹疑与动摇。杀了人却佯装寻人，自然意味着“无感”的扭曲一面，但并不彻底的表情，却说明他对父母的情感并非不存在。拥有亲情却依然杀人，恰恰说明了动机背后的痛苦，这并不是快意的复仇，而是被百般折磨后的崩溃。进一步地，这种混杂的情绪，迅速地离开了现实感的镜头之下，由采访的结束而被带入了完全的现实中：张显宗对记者突如其来的暴怒。

随着这一关键的转变，凶案的探查进展瞬间加速，张显宗的扭曲一面也随之愈发展露在现实段落里。首先，是现实段落的色彩变化。警察探访到凶案现场，镜头从黑白逐渐染上了红色，象征着张显宗的扭曲行为愈发显露于现实中的过程。而他此时玩着游戏的姿态，也正是不符合家庭精英阶级的样貌。最后，则是张显宗在现实里向表姐的认罪。该段落从开头便是暗色调的彩色状态，意味着他晦暗的真实心境。而“非现实到现实”的分界，则更加模糊了：第一个镜头的张显宗出现在了雨中窗户的后面，雨幕让他的空间被光线折射了，随后画面转入了清晰的室内，转变已经降到了“模糊现实到清晰现实”的程度。

当影片推进到犯案被抓捕的阶段时，张显宗的扭曲一面逐渐暴露，导演也给出了他的对等人物，从而形成了表达的群体性，作为对社会阶层内容的强化。在警察查访现场时，唐文奇出现在了走廊里。而张显宗自白的对象，则是照顾着肥胖老年人的表姐。这两个人均出现在黑白与暗色调的画面中，自身也遭遇着自身与家庭带来的种种压迫，受制于自己的能力不足或家人的巨大拖累。他们仿佛是繁华社会的暗面，是外部认知的香港之外的城市－－－并非高端楼宇，而是逼仄蜗居。张显宗的凶杀，正是对此的浓缩：他的扭曲来自于自身对高端家庭环境的不匹配，而爆发时的杀死父母，也正是对“高阶层精英”的反击。张显宗这样的人，在当代香港无法找到出路，甚至得不到救赎，只能一直沉沦在痛苦中，正如他在自白时询问表姐“是否相信耶稣”，自己却对此不置一词。

必须注意的是，在抓捕完成前，虽然并非全部段落都是现实世界，但张显宗拥有了充分的独立表达空间。而在时间线上看，此阶段下对他的动机表现，也处于非回忆陈述等“主观性再现”，而是完全的实时状态，这说明了凶杀有别于纯粹残暴的沉重一面。而当他被抓捕，电影进入了“庭审“的阶段，罪案便被放置到了全社会的主观注视、定义、审判之下。随之，凶案便再也没有以此前的客观独立状态出现，而变成了各方的倾向性陈述，更没有了二重空间与两个侧面的均衡交替。此刻的完整真相，也就被严重地无视了，只是在极少的碎片画面中出现，构成对此前实时段落内容的瞬间呼应 暗示了它被淡化无视的状态。

在独立状态下，张显宗完成了扭曲一面进入现实的过程，以罪案的实行而表现出了完整的自我。然而，随着“罪案”成为法庭中的讨论对象，它的客观独立性也消失了，成为了他者视角下的主观性存在。当张显宗和唐文奇来到了外界各方的审视下，接受法律的审判，关于案件本身的再现便不再有此前人物表现处于绝对平等时的复合完整。事件只是在各方主观解读中不停摇摆，人物也只是在犯案再现中以此前的某一局部形态出现，让案件失去了对各种可能性的兼顾，最终在各方主观性解读的单一局限中，走入了无法互相说服，给出事实的混沌，正义也不得伸张。

由此一来，罪案场景便从未以客观形态正面出现，而只以各人叙述的形态出现。张显宗的完整形象也复又消失，在大众眼中只有“罪案发生”引导出的“扭曲凶残”一面。此前的客观现实段落里发生的一切，黑白色下的痛苦，被所有人无视了。他在现实中的呈现侧面出现了变化，却同样承受着压迫，只是施加者不同---从“无视自己意愿与情绪“的家庭，变成了“依自身立场做出主观局限性解读”的外界各方。

在序盘中，他更多受到的期待打压与阶级压力来自于小家庭。而随着落网，他进入了“社会”本身的关注与作用之中，一方面接受司法系统的审判，一方面则承担媒体与大众之舆论系统的评价。对他产生影响的力量，从小家庭扩大到了全社会。他从小家庭来到了社会司法系统之下，似乎应该受到更公正的评判，充分考虑犯案动机，了解自己的完整内心，但受到的却是更极致的“完全单面认知”。无论是司法还是民众，都对他的真正动机与扭曲根源的悲剧性，并没有太多的重视，只是看到了他在最终行为上的残暴，就此做出审判，其行为甚至超过了张家父母，变成了对张显宗某一侧的面直接“抹除”。

在唐文奇被抓的段落中，作为司法系统一环的警察，体现出了自己对其的“提前宣判”。唐文奇尚是未经法庭宣判的嫌疑人，动机与性格更是不明，却已经被当成确定罪行与手段凶残的恶犯对待。警察先是无法说出被害人的名字，随后拿走了现场的账本，哪怕自己其实并不能看懂，潦草地处理了证物，显然已经提前定下了唐文奇的有罪。而在按住唐文奇的时候，警察也无视了自己属下母亲的提醒，几乎压断了唐文奇的脖子，生怕他会爆起伤人。

而在这一段与2015年起始段落的衔接节点，张显宗在司法系统中的待遇，也得到了巧妙的体现。在这里，序幕中警察与观众的视角同一性被解除，前者成为了单纯的电影内部角色。警队高层接受着媒体采访，毫不关怀老人心情地开着情色笑话，而看守所中的张显宗，则只能翻阅着被打了码的成人杂志。司法掌权者自己可以表露内心的欲望，却要抹除犯人的相同一面。司法系统对犯人的“改造”，便是对其非光明一面的完全无视与抹杀，让他们看上去变成符合自己标准的状态，这也正是此前家庭对张显宗所做事情的另一形式：以环境的标准强行要求个人，只是抹杀的力量更强，施加者的范围也更广。

更进一步地，当司法进入了庭审阶段，对犯人全貌的轻视依然是存在的：唐文奇和张显宗的律师，都对二人已经做出了提前的自行宣判，对动机与情由不感兴趣，前者无视了唐文奇“我没杀人”的辩白，后者则干脆只是在吃东西和嘲弄张显宗，甚至不想认真交谈。二人受到了律师的压制，他们基于自身工作立场和事件认知，做出了自己的主观判断。

与此同时，此前对等的两个空间被打破了，都成为了他人叙述的主观性解读内容。架空的空间也失去了独立封闭的状态，不再属于张显宗自己，而是对他人叙述的主观解读的再现。并且，随着他人的叙述，两个空间更是产生了比例与有无的变化，在中间一度产生积极的转变而又消失，说明了完整真相在客观准确程度弱化下的丧失。这样的庭审，必然无法执行正义。

而当“庭审”进一步展开，来到了陪审团的部分，导演则强调了其成员的态度不一，以表达这一环节的主观局限性。陪审团之中有年轻男女这样的重视者，积极地组织讨论和投票，但更多的则是上层富人、中产成年人、时髦女郎。他们共同形成了对社会的浓缩，且对陪审工作不感兴趣，最多也只是因报酬而提起了干劲。连主席投票都不甚重视的陪审团，在审判过程中的互相推诿，应付差事，忽视证据，轻率结论，构成了对两名犯人的真实抹除：真相如何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交差，对罪行做出主观标准下的个人定性。

事实上，在第一次庭审开始的起手镜头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全社会”对张显宗二人的态度，以及“司法”的动摇。在升格镜头下，双方律师步入法庭，似乎庄严肃穆，充满了法律的严谨公正。但这种感觉随即被打破，变成了平移镜头下的众生景象，律师之间打趣聊天，陪审团和旁听席杂乱无章，司法系统的全貌一览无余。而在庭审过程中，司法系统之外的大众舆论也被纳入了进来－－特写镜头下的杂志封面，刊登着“变态杀人魔”这样的猎奇标题。严重的案件却被八卦媒体以博眼球的方式关注，带来了又一种“无关真相”的外界标准与定义，只需要让张显宗成为他们需要的那个人。这也在抓捕唐文奇的时候得到了强化：伴随着抓捕画面的，是网络上“严惩杀人犯”的评论。

值得注意的是，庭审时杂志封面上的张显宗，以模糊的录像画面出现。这是警察审问时的录像截图，在这里被用到了庭审上，也登载到媒体上，同时具备了外界的三重局部。它拥有着“被观看”的形式，强调了其人出于外界关注的主观理解，而非“绝对现实”的状态，其画质的模糊正是对其“主观非真相”的强化，外界需要的张显宗正是这样的形象。

可见，庭审环节中的张显宗，遭遇的外界审视与真实抹除，比此前更为严重。他自己无法说话，所有发言都由刑讯镜头拍摄的录像画面而成，且是基于旁人举证所需的片段形式。对其的探查，只能从他对旁人解读的表情中略窥一二，在沉默、嘲笑、愤怒的切换中，被带到不可知的浑沌之境。作为表现，导演给出了空间手法的变化。在被抓捕之前，他还拥有着架空表演环境下区别于现实世界的镜头，获得只属于自我的表达空间。然而，随着被抓捕，对准张显宗的镜头依然存在，却不再是无观众与幻想中的自我世界，而是发生在了他人关注的现实中--张显宗以原本的身份出场，镜头被放置在现实的审问室中，拍摄与观看的人则是司法与舆论的参与者。虽然镜头依然存在，但它的现实属性，已经让它变成了“外界的审视和评判”的视角，而张显宗在案件中的形象，也从作案时的“自我”，变成了由他人的呈现。

当然，犯下案件而将完整自我带进现实的张显宗，此时依然有所争取。他试图对看守所警察和大律师之“外部社会”，做出维护真实的回击，争取看到抒发情欲的不打码杂志，并拿到完整的表述机会。这是对他此前的凶杀与寻人镜头下游移表现的延伸--完成黑暗宣泄的他，开始将自己的真实完全展现在现实中，表达痛苦与扭曲。但是，此前他的自我表达会被父母和弟弟压制，此时也必然会被更加极端地无视。他在与律师进行的“对标演员迪卡普里奥“的斗口中败下阵来。电影里，男律师两次嘲讽张显宗“表演的演员“，给出了有力的暗示---他只突出了此前幻想空间中“表演“的扭曲部分，却忽略了与之对等并列的现实之痛苦侧面，抹杀了本应挖掘的内容。

接受庭审的初时，张显宗依然有着表达真实自我的意愿，也得到了非常短暂的非现实表达空间。面对表姐介绍的年轻女记者，他说出了自己完整的扭曲与痛苦，“爸爸天天打我，我长不高，在墨尔本被同学打，甚至无法拥有任何感受”。在这里，张显宗处在了仅有的“非外界关注”环境下，周围环境的漆黑，二人接起电话时的“他们听不到，你放心”，都是对此的强调。于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张显宗也罕有地在现实世界与现实身份里，获得了接近此前“独立想象”的空间，不受外界标准与审视地地，抒发了全部的真实内心。

但是，如后者一般的空间终究太少了，被更多放置在外界审视之下的张显宗，必然无法展现出完全的真相。他在接受审判，对他做出“事实推定”的便必然是外界。这一点也体现在了庭审段落中，对案件相关内容的展示画面中：案件从未以绝对客观的状态出现，而始终是各人的分析与陈述，具有高度的主观性。

在外部选择性侧重的呈堂展示画面之中，张显宗表现出了外界对他的审视方式：迅速消失的动机真相，无限放大的暴力表象。最典型的，便是他在杀人时的回忆部分。导演打破了时空的界限，让身处现场的张显宗不断地抽离出其时点，与镜头前的观众和庭审中人直接对话，做出回忆性质的自述，从而强调了它的非绝对客观。并且，这些言辞都来自于张显宗被选择剪辑的审讯片段，而坐在被告席的他则是沉默的 ，强化了这些内容的他者属性。

在这样的案件再现画面中，被强调的当然是张显宗的残暴，对应着频繁的碎尸特写画面。而在快速剪辑中，我们则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暴虐的希特勒，与鲜血和残肢对应的深红色，都从中一闪而过。与之对应地，在庭审的部分中，完全表达自我的想象与架空消失了，色彩的分界也随之结束。以凶杀在旁人复盘叙述中的二次出现为起始，一切都变成了“扭曲一面”的彩色，黑白色也就此不再出现于任一空间。而在第二次庭审中，导演则巧妙地设计了不同的视角。客观性更强的监控摄像头中，张显宗始终以远景出现，只能看到犯案前后的行为。更靠近他的画面，则始终带有双重的主观意味－－来自于旁人的叙述，其脸部则始终出现在后视镜中，唯一的一次例外也是下车时的背对镜头，暗示着叙述者对他犯案前后心境的亳不重视。

这样比重彻底失衡的人物侧面，体现着外界对完整真相的无视。非残暴的一面不够猎奇，也不符合他人对凶手的既定认知，因此无法更多地出现在庭审与审问的“审视镜头”中。关于凶案的一切，无论是张显宗的回忆，还是其他人的旁述，都处于非现实的主观性平台之下，经由外部控制而展开。即使是他本人的回忆录像，也是庭审各方的选择性播放，带有外界的个人倾向：表象的凶残为主，内里动机则无人在意。而现实中的张显宗，则只是一言不发，甚至面对陪审团的选拔，也不如唐文奇一般积极。

在法庭中，张显宗失去了仅存的真实自我空间，完全被放置在了此前被审视的他者视角之下。此时面对他的镜头，也具有强烈的外部现实与他人评判属性，更接近色情片试镜的结尾与寻人声明时的镜头，会被导演和记者嘲讽与轻视。而张显宗以本人身份出现，叙述真实事件的后者，更是对“审问录像”的完全对等。在记者面前，张显宗体现出的混合杂糅形态，以及其最终被记者无视的结果，也同样延伸到了庭审的态度中---庭审对于事件内容的侧重与判断，对应着陈述事件录像的主观性选取，完整的内容并不重要。

可以看到，相比犯案前的家庭问题，庭审中的张显宗无疑面对着各种层面的升级。以自身视角和需求审视、引导、定义他的人，从家人变成了社会。他做出的维护真实之反击，从软弱的一句话变成了激烈的抗议，叙述的内容也综合了凶杀前借由双重空间而确立的复合真相，随之则遭遇了更沉重的打击。他对外界标准的“适配”，从努力回应家庭水平的有意，变成了“真实爆发的凶案已然发生，案件还原却被外界选择性侧重表面”的被动。而这一次的结果，也将是更加恶劣的“直接宣判”---本应表里完整的叙述被人为选择，侧重于暴力，压抑则被掩盖在碎片中，人们做出基于主观标准下的“正义”裁决，他在家人面前的“感受”毁灭，升级成了审判结局的生命毁灭。

在对张显宗忽视真相、抹除真实的社会面前，张显宗最终必然只能以残暴凶犯这一符合外界既定认知的身份，被执行符合“正义标准”的判决。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陈述中并非没有真实的一面，在对自己命令唐文奇处理尸体的时候，甚至有非常明确的抒发－－－指挥处理尸体的同时，张显宗看到了路人的篮球赛，这是对他“长不高”的提示，引导出了他因父母而生成“无情绪感受”之扭曲痛苦的犯罪动机。但是，这样的信息无法得到庭审的正视，外界关注并用以评判的更多是“残暴”的表象：众人传阅着尸体的照片，产生厌恶排斥的反应，甚至不愿意多看几眼，只有青年女人除外，而出现在回忆中的尸体肢解细节，则始终处在明暗切换的光线下，遮蔽了其存在，弱化了其“凶残”表象的真实感。

身处于这样的庭审之下，张显宗和唐文奇显然无法获得全面的评判。张显宗似乎离开了局限性很大的小家庭，来到了理应更公正、权威的审视之中，但得到的却是进一步的恶化，甚至失去了仅有的非现实抒发空间。在他们初次坐在被告席上时，二人始终被明暗穿插的光线笼罩，并没有获得公正法庭理应给予的“绝对光明”。而他拥有的，只是与年轻女记者摇摇对视时，二人之间仅有的一束光线连接。

可以推论的是，由如此法庭与舆论执行的“正义”，必然只是徒有其表的存在，真正的正义则只能困在迷惑的回廊之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