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聊聊古代身份证：古人如何证明“我”是“我”

在当今时代，“身手钥钱”是离不开身的。而对我们影响最深远的可能就是身份证了。中国现代意义的身份证起始于 1936 年，当时的宁夏省政 府制定了“ 居民证制度”，这便是中国现代身份证的雏形。我们的第一代身份证直到1984年才正式发行。

在此之前，我们以“单位介绍信”为过渡。

那么问题来了，没有照相技术和数字芯片技术，古人是如何证明身份的呢？

中国古代并没有身份证,倒是有两样功能意义上与身份证相似的证件,那就是符牌与传信。相较而言,符牌侧重于表明身份,传信侧重于准入通行。从功能层面看,似乎可以得出“符牌+传信=身份证”的古代形式，更像现代人的这个：

（原谅我用画图软件做的图doge）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古代拥有身份证确实是“ 有身份的人”，平头百姓是没有资格拥有身份证的。身份证在古代的作用是证明“身份”，而非记载“个人信息”。

古代身份证上记载的信息比较简单，如在唐代一般就是“ 姓名”、“ 官职”两项，顶多加上“ 单位”。古代的身份证不会有“ 出生时间”、“ 性别”、“地址”这些现代身份证必须的内容。

在古代更广泛地来看，大多数“身份证”仅仅是一个物证，甚至连名字都没有。

但是古代的身份证对于职业的记载非常清楚，包括持有者的“兼职”，也会刻录在上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古代的“身份证”实质是“ 官员证”，就算写有你姓名，在卸职后你照样要交出来，作废中止；未刻姓名的，则传给继任者，轮流使用。

　　符牌:大家都是身份人

符牌最早是兵权及君权的象征。

《史记·五帝》所记载的“轩辕氏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这里的“符”其实就是兵符。

《周礼》的记载则更为清晰:“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军旅,以治兵守。”珍圭代表君权,牙璋代表兵权,其内涵都是权力的物化与延伸,。

《倚天屠龙记》里面的圣火令就是这个操作。

当然,它们大多带有防伪功能。

《说文解字》称其“分而相合”,也就是先将一整块符牌一分为二,使用时双方各执一半,合在一起以验真伪——现代汉语中的“符合”一词,也正渊源于此。

秦汉以后,符牌逐渐衍生出节、虎符、竹使符等门类。苏武持节出使匈奴,所持的节也属此类；虎符与竹使符则一主发兵、一主征兵。

沿用下来，这种符牌渐渐与官员的身份有了交集。唐朝时,朝廷为了“明贵贱,应召命”,根据官员不同的品级发放金、银、铜制的鱼符,其中五品以上的官员还佩有专门的鱼袋。

宋朝时鱼符被废除,但鱼袋保留了下来,上一篇文章中提到的苏东坡苏老爷子便曾被赐以银色鱼袋,以代表着他朝廷命官的尊贵身份。

到了明清时代,符牌渐渐褪去了唐宋的古韵森森,最终演变成牙牌与腰牌。明朝牙牌上除了朝臣的姓名和官职,有时还会刻上使用范围与禁令。

清朝腰牌就更为完备,还加上编号、年龄、相貌特征、发牌年代等,在形制上和后世的身份证已经大同小异。

即便如此,牙牌与腰牌乃至于其它的符牌所证明的并不是某一个体的身份,而是某一阶层的权力。牙牌、腰牌与朝服一样,代表了官员的等级地位和当事人的实际权力。

　　传信:留下凭证才能过

       古代中国的人口流动终究不可避免。为了保证这种流动的正常进行,传信便出现了。

传信是古代过关津、宿驿站、乘驿站车马的凭证。与符牌不同,传信一般是由普通吏民所使用的一次性证明,上面所记载的信息非常全面详细。传信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

《韩非子·说林上》中讲述到:“田成子去齐,走而之燕,鸥夷子皮负传而从。”陈奇酞作注道:“传,信也,以增帛为之,出入关合信。”

汉朝任选官员使用察举征辟制,受到征召的人持有传信,可以免费乘坐朝廷车马。

（PS：汉朝的时候，个人的肤色也会写进去hhhh）

从这些记载来看,传信有=身份证+介绍信+预付卡。

（你可能不信，我唐三藏可以一路刷卡到印度）

在唐代出现了同等功能的过所。

为了有效打击偷漏国税、逃避赋役等活动,唐朝实行国所制度：:申请者要将人数、身份、申请理由、携带货物、行经路线等详细说明,必要时还要附交有关证件。

吐鲁番曾出土过一份《石染典过所》,上面密密麻麻写了24行文字,加盖了好几个地方印章,可以清晰看出持有者的出行目的、行程路线等信息。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

传信制作繁琐, 于是古代版“网证”就出现了。

当然，使用的是人工物理识别技术。

守关的官吏将帛撕开当证物,需要时只要对比一下撕裂口便能确定真伪。

虽然感觉怪怪的，但是实用性很不错。

　　除此之外，还有棨这种皇亲国戚和高级官员才可以使用的特殊传信。棨分为信与戟,棨信是丝质的信件,可以悬挂起来作为徽帜；桨戟为木质,官吏出行时可作为仪仗,但是这些跟一般人基本都没有关系了

　　所以传信和现代身份证依然想去甚远。符牌代表的是权力，而传信明确的是“许可”。传信只不过是作为出入的通行证明存在。

​ 防伪：多管齐下仔细防范

古代身份技术含量低，人工依赖性强，就很容易容易造假作伪。

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有的朝代就会直接在身份证上特别注明伪造和出借或冒用的严重后果。

明朝规定：“ 借者与借与者同罪，依律论罪”。

除了加强对身份证的管理、核对外，各朝代还仔细设置防伪办法。

（现在知道啥叫金龟婿了吧）

其一是设置身份证的“ 防伪标记”。如唐宋时期的“鱼袋”。

其二是用质地来以示区别。唐朝时制作鱼符的材料各不相同：亲王及三品以上官员的身份证，用黄金来做；五品以上官员身份证所用材料是白银；六品以下官员的身份证，质地则是铜料。鱼袋也据此使用相应的金、银装饰：三品以上用金饰，四品用银饰，五品用铜饰。

到唐中宗的景云年间则改为：凡着紫衣者用金饰，凡着红衣者用银饰。

“身份证”与地位直接挂钩。这就是为何古代部分人即便退休了仍能享受身份证制度的原因。

户籍:民不迁农不移

近代学者的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意识在于：为什么古代中国诞生了符牌、传信,却没有孕育出身份证制度?

其实，超越国别和时代，土地和人口问题都是任何国家的核心问题。

早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便将户籍制度与土地、赋税制度相结合,以预防人口流失:

楚国的户籍册详细记录了居住者的居住地与身份；

宋国的户籍册配有相应的地图；

秦国更是实现了“国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的精细化管理。

秦朝自商鞅变法后户籍制度愈加严格,每个人的户籍信息中甚至附有由画师所画“照身贴”,人口迁移时不办理“更籍”即为“阑亡”。

在人口=财产的逻辑下，古代的户籍制度和等级制度是伴随而生的。

秦国的户籍政策已经有了“宗室籍”“爵籍”等“高阶户籍”。

西汉《户律》进一步按资产将民籍划分成了“小家”“大家”“高赀富人”等户等。

这种思路一直延续到唐朝实施“两税法”才渐渐放松。又 后来经过明朝的“一条鞭法”、清朝的“摊丁入亩”,户籍政策与赋税制度逐渐二分,人口的流动也才开始摆脱土地的束缚。

如法制日报刊登的评论所说：只有当户籍政策不再成为朝廷管控人口的工具时,作为公民权标志的身份证制度才有可能逐渐孕育出来。古代中国只有符牌与传信却没有孕育出身份证制度,其原因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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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田子强《古代身份证及防伪技术》

龙吉泽《中国古代的身份证》

法制日报《古代身份证如何证明我是我》

林浩《中国户籍制度变迁研究——个人权利与社会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