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收官，我们有三个问题想问安欣，也想问问大家——

　　撰文 / 卢舫

　　专业支持 / A.R.小点点

　　编辑 / KY主创们

　　《狂飙》播完好几天了，人们从不同角度切入，解读反派主角高启强。却似乎少有人书写另一个主角，安欣。

　　大家说剧本对安欣的塑造太片面了，在道德上毫无瑕疵，永远秉持绝对的正义。但为了坚持这绝对的正义，安欣付出了近乎悲情的代价 ——

　　放弃爱人、终身未婚，从被表彰的刑警变成边缘的宣传科科长，才40来岁，就满头华发。

　　何至于此？值得吗？人们不禁想问。付出了这么多，甚至都没有谁要写你（不是）。

　　和看高启强时总想要分析他不同，看安欣时，我们更多的是有问题想问他，其实这些问题，也是想问我们自己。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些平常没有什么机会问出口、也很难找到答案的问题。

　　「特级剧透预警」

　　第一问：正义是不是意味着，

　　永远做正确的事情？

　　年轻的安欣，会认同这个说法。他几乎没有做过错事。

　　不能对罪恶忍气吞声，他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正面刚大Boss赵立冬；不能对疑点视而不见，即使是和自己感情颇深的师傅死了，他第一反应，也是对师傅的身份彻查到底。

　　甚至只是小小的一件事情，比如在送心仪对象去机场的过程中违反交通规则时，即使交警给他破例放行了，他也坚持要按照规定，把车留下，让心仪对象上了别人的车去机场。

　　安欣坚持做正确的事，但每件事好像都不往他想要的方向发展。先是师傅离世、自己曾保护过的高启强走上歪路，然后自己出生入死的好搭档悲壮牺牲，自己的爱人也另嫁他人。

　　他本人呢？手臂受重伤，抓抢都抓不稳；被调到交警队，再被调往公安局的宣传科，无法再为自己心中的正义继续奋斗；到了四十多岁，孑然一身，无亲无故，只有满头白发。

　　付出了如此多代价，坏人却始终未能绳之以法。

　　要知道安欣其实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一个养父安长林，和一个亲如养父的孟德海叔叔，全都身居高位。

　　剧中有一个真正的普通人，叫做谭思言，他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公务员，秉持着安欣式的绝对正义，用收集材料、实名写举报信的途径，想对抗黑势力。他的结局是，出场了两集后，尸体就和高速公路的混凝土融在一起。

　　似乎要实现百分百的正义，需要很大的资本和运气。谭思言没有，于是他结局悲惨；安欣有，但还是屡撞南墙。

　　意识到这一点，可能是安欣后来选择忍气吞声、蛰伏十数年的原因。十数年里，高启强、赵立冬依然在为非作歹，但安欣却默不作声，两耳不闻。显然，这段日子并不轻松。安欣从一个朝气蓬勃的年轻警官，变成一个暮气沉沉的白发中年。

　　我们很难想象他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了多少纠结、灰心、以及自我说服，导演没有过多展现安欣备受煎熬的过程，却让他那一头白发无声透露。

　　无论如何，和年轻时不一样，安欣没那么执着于“正确”了。这一次对“正确”的抛弃，却让自己在15年后等到了惩治罪恶的最佳时机——指导组的强势参与。也许，实现正义，不需要一直正确。

　　第二问：

　　救坏人和追求正义冲突吗？

　　很多人看完《狂飙》后，反而希望反派高启强能够做大做强。人们对反派的喜爱，也引来一些“三观不正”的指责。

　　喜欢和同情坏人，和追求正义有冲突吗？这个问题，安欣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位正义使者，屡次对坏人流露出同情，甚至不惜拯救他们。

　　先是险些断送了自己的手臂，救了十秒钟之前还想置自己于死地的黑社会小头目疯驴子 ——

　　然后又在同僚想要羞辱高启强时，帮高启强解围 ——

　　后来还给高启强的儿子输血 ——

　　高启强最终落网后，安欣来探望这个自己对付了二十年的死敌，带来了一份饺子，与高启强相视落泪 ——

　　高启强曾说安欣太善良，对付不了坏人。其实在安欣眼里，也许没有所谓“坏人”，只有“有罪的人”。

​　　心理学上，有一个词语，叫做“人格面具”。人们以一种“回应外部世界”的方式来活着，带上“人格面具”，表演出不同的样子，来追求他人尊重。

　　高启强、疯驴子等人，都是出身卑微的人，暴力与罪恶，让他们获得未曾有过的尊重和地位。而在罪恶的面具下面，安欣可以看见一个自卑、渴望生存、甚至对身边人有着爱和关怀的普通人。

　　当他们陷入极端的困境时，罪恶的面具落下，露出脆弱而平凡的灵魂，那是安欣真正要拯救的东西。

　　大家对《狂飙》的夸奖，所谓把人物拍得立体，其实说的，也正是不仅描绘了反派脸上的罪恶面具，而且还刻画了面具底下，反派们更真实的、更隐秘的面孔。

　　所以，同情和拯救一个脆弱的普通人，又有什么错呢？而让安欣这样一个正义的符号，拥有同情“坏人”的情结，可能这也是导演向观众的一次发问 ——

　　“正义的对立面是坏人吗？还是让人看起来像坏人的罪恶，以及让人不得不与罪恶捆绑的环境？”

　　第三问：

　　完全牺牲个人的幸福

　　来坚持正义，值得吗？

　　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有意为之，剧中多数主要角色都有在家中的画面，唯独安欣没有。

　　这仿佛是安欣人生的一个隐喻：一无所有，只求正义。他为了不让坏人抓住自己的任何软肋，拒绝了自己喜欢多年的青梅竹马，一生未婚。

　　在《狂飙》的大结局里，安欣心中的正义算是实现了，高启强、赵立冬悉数落网，反派们一个都没跑掉。

　　但是，看似大团圆结局的背后，有一些对话，却值得玩味。

　　在赵立冬被抓之前，他和多年来同流合污的助手王秘书有这样一段对话 ——

　　赵立冬口中，京海发展迅速的20年，正是他和高启强等人官商勾结、无法无天的二十年。

　　安欣坚守着“让京海变好”的愿望，苦行僧一般地坚持二十年，终于得偿所愿，回头看却发现，敌人尚在的二十年，京海的经济也得到了发展。

　　赵立冬可能是在为自己申诉的一句话，却无意中让安欣的苦苦坚持看起来平添了一分“徒劳”的阴影。

　　而让人更觉安欣徒劳的，是最后，安欣与指导组组长在烈士墓前的对话 ——

　　当自己为一桩罪案拼搏二十年，一头黑发都变白后，想获得一个自己消灭了罪恶的认可，却被告知没有罪恶的社会只存在理想中，这盆冷水有多冷，只有安欣自己知道。

　　罪恶倒下，会有新的罪恶崛起。用一生实现的正义梦想，在历史的长河中看，可能只是徒劳的浪花，但自己却为此付出了一生。

　　所以，到底值得吗？

　　我猜安欣还是会回答“值得”。

　　赵立冬口中的“发展”，事实上只是纯粹的高楼林立、经济前进，但法治与道德上的破坏，是璀璨的霓虹灯所无法装点的。那是唯利是图者的“变好”，不是理想主义者的“变好”。

　　孤立地看，一个人维护正义的努力可能是徒劳，而把这份努力放入社会环境里，正义才更有意义。社会心理学家认为，当自己对一件事需要采取什么行动感到迷茫时，人们会倾向于参考他人的行为，这个过程叫做对情景的社会性定义（Kane, 2018）。

　　有趣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本来有助人、利他的愿望，但由于旁观者在场、或者旁人没有这么做，ta们可能会变得羞于做好事。

　　因此，安欣的行为里有比打击罪恶更大的意义：不断地让更多人愿意用更光明、更正向的方式，让社会变得更公平公正。

　　罪恶是被推上山后会不断再落下来的石头，安欣的坚持，会唤来更多西西弗斯。

　　或许大多数人都不会真的想成为安欣，但还有那一小部分选择这么做的人，不该被定义为“轴”和“笨”。

　　KY作者说：

　　我们终其一生，可能都不会像安欣那样面对如此极端的罪恶。

　　但这部剧依然让我产生了对现实的思考：像安欣一样拥有正义感的普通人，如何才能更“聪明”地维护内心的价值观呢？

　　即使我们无需面对大是大非，但生活中依然时时会有冲击价值观的时刻。

　　生活里的这些琐碎的小是小非，其实不见得比剧中的故事简单，许多时候，我们可能也要被迫面对自己无法改变眼前的现实，甚至需要忍气吞声、随波逐流。这意味着我们背叛了自己的价值观吗？

　　我想起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做“人格灵活性”。它可以理解为一种当我们面对外界环境刺激时保持自我意识（sense of self）、整合自我的能力。无论在什么处境中，当我们具有更高的人格灵活性，我们就能够恰当地应对和处理这些外界刺激。

　　（公众号主页回复关键词“灵活”，看看人格灵活性到底是什么意思。）

　　即使有时候无法对抗外界，也能让心中的价值观不至于被摧毁。

　　现实是复杂的，拥有更灵活、复杂的内心，是与现实斡旋的更好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