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思维活动中证据的故事（3）

薛兆丰、汉娜-阿伦特、金一南与马克希米利安-林格尔曼

社会科学活动的证据现象是广泛而多样的，学科包括了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等。各色学科都会有不同的学科体系和内容，都有不同的学科概念和方法。经济学中的证据现象，可以讲一个《薛兆丰经济学讲义》中的故事。这个讲义在讲到经济学中的戴雷科特定律时，就讲了一些经济学事实，以作为证明这个定律的证据。戴雷科特定律的基本内容是指，收入再分配，真正得益的并不是穷人而是中等收入的人。薛先生所提出的证据，包括了公共教育、公共医疗服务、社会保险与养老金、免费高速公路等方面。比如在公共教育领域，他提出，好的大学，在拿到大笔的政府资助后，向成绩好但家境比较贫困的提供奖学金甚至免费教育。但是，那些最穷的孩子根本得不到相应的教育，其中的大多数人怎样都考不上那些好的大学，而最富裕家庭的孩子的选择则广泛得多，不一定会跟大多数一样去争夺公共教育资源。这样一来，政府对教育的资助，往往帮助了那些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而不是最需要帮助的赤贫家庭的孩子。比如在公共医疗服务领域，政府对好的医院进行了资助，但由于好的医院通常都是在大城市，而离这些大城市好的医院近的地段的房价又通常是很高的，这类政府资助的医疗服务享受和最多的，常常是那些离医院近的中等收入阶层。比如所有人交了一定年限的社会保险而在退休后都能够拿到养老金，但穷人实际上早早就出来工作了，也就早早就在交社会保险金，而穷人的平均寿命通常少于富裕的人。但在领养老金的时间，实际上富裕的人要比穷人活得更长。比如在政府出资建设的免费高速公路上，得益最多的常常也是有私家车的人、经常开车上班、旅行人，而这常常通常都属于中等收入阶层的人。这些事实和证据，就从不同的侧面证明了戴雷科特定律的真实性、普遍性。（第510页）

英国DK出版社的《政治学百科》中介绍了德国的犹太裔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她的1967年发表的《真理与政治》一文中，提出了政治活动中“每一个已知的、确认的事实都可能遭到篡改”的观点，也是通过有力的证据来加以证明的。作者通过大量的事实，着重分析了历史事实因为政治需而遭到歪曲的现象，从而确实证明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她还指出，在所谓自由国家里，“不讲政治”的事实真相会被剥夺“事实的资格”，被贬低为一面之词。比如二战中，属于“自由国家”的法国的“溃败”和梵蒂冈对希特勒大屠杀的“纵容”，就“不存在历史真相的争议，而只是一个不同观点间的争论。”像美国这样的所谓自由民主国家，也逐渐深谙此道，不时篡改真相、进行有目的的误导，采用操纵事实并主宰思想的手法，从而为其霸道的干预赋予政治正确的形象。为了给美军介入越南战争赋予正义的形象，美国政府故意歪曲事实，传达片面信息，误导了公众视听。她所提出的“自由国家”中也存在“每一个已知的、确认的事实都可能遭到篡改”的观点，就是通过美国、法国、梵蒂冈的一些具体行为的事实作为证据来加以证明的。当然，这个问题到现在人们是看得更加透彻了。比如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翘着兰花指举起的那只作为侵犯伊拉克的化学武器“证据”的小瓶，然后美国就“理直气壮”地对伊拉克开打。至于美国大兵在伊拉克占领至今，仍未找到所谓“化学武器”的证据，则不再是这些政客们所关心的了。政治思维中事实和证据的地位，这时候甚至比叫花子还不如，也是令人齿冷。

在军事学中的证据现象，可以看一下我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教授在思维活动中所运用的证据。他在所著《心胜》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军事胜利不仅仅是人力与物力的算术和的观点。为了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金教授从一个著名的军事理论专家的角度，提出了近代以来几次大的中外战争的战争力量对比和战争结果来加以证明。一是清朝统治时期的几次对外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黄海海战，双方舰只装甲情况是：铁甲舰我6艘、敌1艘，半铁甲舰我0艘、敌2艘，非铁甲舰我8艘、敌9艘。舰载火炮情况是：200毫米以上口径我21门、敌11门，中口径我141门、敌209门，中口径我92门、敌50门。航速情况是：每小时我10.2节、敌11.64节。舰只中弹情况是：各舰平均中弹我107.71发、敌11.17发。海战结果是：我北洋舰队整体覆灭，敌方舰只一艘未沉。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共2万5千多人长驱直入，攻进北京迫使皇帝仓皇出逃，杀人放火甚至火烧圆明园，最后与英法和趁火打劫的美俄签订《天津条约》、与英法俄签订《北京条约》、与俄国签订《瑷珲条约》等，丧权辱国。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兵力不足2万人。当时北京一带清军不下十几万人，义和团拳民有五六十万之众，北京却仍然被攻陷，签订《辛丑条约》，赔款4亿5千万两白银。二是中华民国政府时期的抗日战争。从1936年年底世界各大国陆军力量对比来看，中国陆军220万人世界第一，日本陆军25万人世界第八。1937年“7.7”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中国陆军主力步兵师装备步枪6127支、轻机枪254挺、重机枪75挺、迫击炮24门、步兵炮24门、野炮36门，堪称当时的世界水平，但在抗战初期国军也是一溃千里。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初期与美军军事装备情况比较：一个军我坦克0辆、敌430辆；一个陆军师我山炮12门、敌榴弹炮和加农炮432门；一个陆军师我电台30-90部、敌1600部；一个军我汽车45-100辆、敌7000辆；我全军飞机0架、高炮36门、雷达0座，敌飞机1100架。战争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已经打到鸭绿江边并且派飞机对我国东北境内轰炸的、以美国为首的英、法、荷、意、比、土、希、印等18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赶回了三八线以南，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金教授所摆出的这些证据，有力地、甚至是不言自明地证明了他所提出的观点，人力物力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全部因素。

再来看看社会学。对人类群体行为感兴趣的一位法国工程师马克希米利安-林格尔曼，为了了解人类群体行为的特点，进行了一项特别的调查试验。他让许多人一起拉一根绳子，测量每个人所释放出的力量。结果发现，2个人一起拉一根绳子，人均投入力量在个人力量的93%左右；而当8个人一起拉的时候，人均投入的力量就只有个人力量的49%了。由此他得出结论：团队性的集体行为往往会使人偷懒。他的解释是，由于团队活动中的个人能力与团队融合在一起，其个人效率难以看到，影响了个人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后来这种效应为人们称为社会性懈怠效应。这位工程师所提出的这样一个社会学领域的结论，其证据最初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的调查试验结果。当然，这已经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证据了。这个效应，与人性的一些弱点也是密切相关的，反映出了人性的一种理性：既然只用出一半力量就行，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何必要拼尽全力呢。可以看出，他对社会性懈怠效应的证明还是有着充分的证据的。

这里只是列举了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社会学等几个思维活动领域与证据现象的关联，仅仅只是社会科学的极少部分。许多学科如伦理学、法学、史学、文化学、艺术学、美学、心理学、宗教学、民族学、新闻学、管理学、体育学等等，每个学科之下还有下一级、下下一级的学科划分，比如文化学就有语言学、民俗学、考古学等等，语言学又包括文字学、语音学、语法学、外国语、民族语、古语言学、方言学等等，这里不再一一列举。其实，在所有的、每一个社会科学领域的活动中，都与证据密切相关。只是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内，由于中国语言的丰富性，证据也有被称之为论据、依据、凭据或是根据、真凭实据等等的，这些术语在性质和功用上与证据并无区别。因为，在人类思维领域里，只要进行概括形成概念，只要有归纳、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等心理活动，就都必然与证据现象发生或松或紧的联系，都与证据息息相关。说得更重一点，没有证据甚至就不会有一个学科的建立、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