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倒闭的咖啡店,撑起了整个台湾的独立音乐

  去年年末,中国台湾著名的文艺地标“海边的卡夫卡”(下文简称卡夫卡)宣布将在今年的一月份结束营业,消息一出,立刻引起了整个乐迷圈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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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中正区罗斯福路三段244巷2号,2楼即为海边的卡夫卡

  为了纪念这一时刻,卡夫卡自己发起了一连串的文化活动,包括纪录片、插画、播客、文化讲座等,许多艺术家、文化人士纷纷出手相助。

  但最受瞩目的,还是一个名为“24小时告别派对”的活动:

  在结束营业的当天,将会有25组独立音乐人轮番上场演出,演出持续24小时,阵容里有不少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1976、HUSH、郑宜农、LINION、大象体操、告五人、巴奈、旺福、康士坦的变化球、昆虫白、法兰、Green!Eyes、OHAN、八十八颗芭乐籽等。

  所以问题来了,为什么这间小小的咖啡店会有这么多音乐人力挺,它对于台湾独立音乐又有什么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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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个独立乐队的副业

  变成台湾的文艺地标

  白天,卡夫卡是出产美味咖啡、可以闲坐小憩的咖啡店,但一到晚上,就变成了售票演出的Livehouse。

  来这里演出的,都是台湾的独立乐队、独立音乐人。有的已经颇有名气,有的仍然籍籍无名,但并不妨碍观众踊跃地前来观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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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日的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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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的卡夫卡

  卡夫卡的老板名叫陈瑞凯,人称阿凯,他也是独立乐队1976的主唱。

  “世界上没有缺一个上班族,但是缺一个吉他手。”这句出自乐队吉他手的名言,可以完美概括阿凯开店的缘由。

  卡夫卡于2005年开始营业,其前身是一间名为“挪威森林”的咖啡店,老板名叫阿宽,除了煮得一手好咖啡以外,艺术品味也很好,店里常常放着Tom Waits、Flamming Lips等音乐。因此,包括阿凯在内的年轻音乐人,还有文青、小说家、导演,都经常来这家店里结识朋友、闲聊。

  2005年,阿宽有意将咖啡店转手,此时1976乐队正好面临着解散或继续玩团的抉择,要知道,当时是搞独立乐队能否饱腹都是问题的年代,如果选择继续玩团,那么乐队成员还得各自再找一份工作,就在阿凯犹豫不决时,吉他手对他说,自己要选择继续玩团:“世界上没有缺一个上班族,但是缺一个吉他手。”

  阿凯被这句话深深激励,于是他接手了挪威森林,并依据村上春树小说的灵感将店名改为“海边的卡夫卡”,前几年,阿宽作为合伙人教授了阿凯所有开店的技巧,直到2008年,阿凯全面接手。除了卖咖啡之外,还售卖CD、书籍,举行现场演出,而后者是他一开始就规划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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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里没有固定的演出区域,但阿凯请专业人士布置了顶尖的音响系统。阿凯也没有设置专门的鼓区,他更希望演出是以不插电的方式进行,即便如此,在这里演出的音乐人风格仍然十分多样:包括摇滚、民谣、嘻哈、DJ等。

  没人算得清卡夫卡一共举办过多少场表演,可以说,大大小小的独立音乐人/乐队都在这里表演过,包括还未成名的苏打绿、张悬、落日飞车等,甚至还有日本的星野源,第二年他再次来到台湾演出时,还专程回到卡夫卡的门前拍摄了一张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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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打绿曾在卡夫卡连演六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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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野源

  有的独立音乐人则通过卡夫卡开启了职业生涯,比如近些年个人作品突出,同时为众多主流歌手如孙燕姿、张惠妹、徐佳莹等写了主打歌的Hush。

  在成为独立音乐人之前,Hush是卡夫卡的店员。阿凯一直都鼓励店员们进行文艺创作。

  某天,Hush问阿凯能不能听听自己的音乐作品。第二天,Hush拿来一把木吉他和一个U盘,U盘里装了50多首Demo,阿凯听完之后,对这名年轻人充满灵性的创作印象深刻,于是给了他上台表演的机会,同时将他推荐给各大唱片公司。

  然而,唱片公司却觉得Hush写的天文学、神秘学题材的歌词太怪了,按阿凯的话来说是“这些公司很没有想象力”,于是他自己创立了一间唱片公司(re:public),将Hush签下,并学习如何成为一名A&R(Artist and repertoire,根据市场取向,来决定艺人的定位与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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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sh和乐队于2013、2014年推出的两张专辑,都在re:public推出,2015年,他凭借为孙燕姿写的一首主打歌《克普勒》,一炮而红,并迅速成为新一代台湾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

  此后,re:public还陆续签下了Easy、马克白、记号士等新冒头的独立音乐人,同时每年推出一张卡夫卡的不插电现场专辑。

  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还“出版”过诗集,他们与启明出版社合作的独立诗人吴芬的诗集《把你的心跟肺挖出来带回乡下喂狗》,创造了现象级的销量。

  运营17年后,卡夫卡因面临商圈改造,只能被迫关店。因此,当这个文艺地标要举办告别活动,许多在此演出过的音乐人都主动回家,送它最后一程。

  猛虎巧克力主唱,创作歌手郑宜农表示,卡夫卡是她累积表演经验和观众的重要据点,除了自己表演,还欣赏了很多音乐人表演,是她早期吸收音乐养分的重要来源,因此“告别演出是一定要参加的,毕竟我是在那里长大的!”

  去年刚刚登上Fuji Rock音乐节舞台的大象体操,第一次在卡夫卡演出是在2013年,贝斯手凯婷说:“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有人为了看我们表演排队,从二楼往下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超级感动。”

  也有人怀念的是包含卡夫卡在内的“温罗汀”地区,昆虫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有温罗汀,昆虫白不会出现,温罗汀对我来说是人格养成蛮重要的一部分。”而这次卡夫卡的告别活动名称也是“再见卡夫卡——来Chill温罗汀”。

  所以,温罗汀和台湾的独立音乐,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可以说,没有温罗汀,就没有现在的台湾独立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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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温罗汀

  就没有现在的台湾独立音乐

  如果你追溯台湾独立音乐史,一个绝对无法绕过的地方便是台北市南区的“温罗汀”。

  所谓温罗汀,是由温州街、罗斯福路、汀州路街巷组成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中,坐落着两间高等学府(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还有30多间独立书店、20多家音乐咖啡馆和Live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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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的温罗汀地图

  由于是两间重要大学的所在地,从日据时期开始,这一区域便成为知识菁英的聚集地,提倡自由开放的风气,进入21世纪后,这里因为便捷的交通、相对中心区低廉的租金,书店、咖啡馆、Livehouse都选择在这里开店,从而吸引了更多追求个性的年轻人到此游逛。

  其中最重要的五间表演场所:地下社会、河岸留言、海边的卡夫卡、女巫店、The Wall,它们共同哺育了处于襁褓期的台湾独立音乐。考虑到21世纪初,搞独立音乐(那时还叫做地下音乐)压根算不上一份正经职业,甚至连填饱肚子都是问题,但这些场地的存在给了年轻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同时也让各种非主流类型的音乐能够被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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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all


  当时流行这么一句话:“如果想要听民谣或不插电,就要去女巫店;如果想要比文青更文青那就去卡夫卡;对爵士乐和Fusion感兴趣的话就要去公馆的河岸留言(值得一提的是,卡夫卡的一楼便是河岸留言);想要感受Underground气氛就一定要去地下社会。”

  在这五家表演场所中,许多人最常听到的名字,是位于新生南路三段56巷的女巫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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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巫店于1996年营业,老板彭郁晶是一名糕点师,初衷只是想开一间能间歇举行文化活动的咖啡馆,后来误打误撞成了台湾最知名的独立音乐演出场地。

  与我们印象里的Livehouse不同的是,女巫店只有几十人的容量,缺少隔音设备,然而这并不妨碍一到晚上,店门前就排满了想进去观看演出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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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办演出时的女巫店

  在女巫店演出过的独立乐队/音乐人数不胜数,但女巫店的特色在于对女性音乐人的支持。位于楼上的女书店,便是一间专门售卖女性议题书籍的书店,而要说从女巫店走出的最具代表性的独立音乐人,毫无疑问是张悬。

  高中时期,张悬和一帮同学就十分憧憬台大、师大的大学生活,因此放学后经常前往温罗汀闲逛,尤其是喜欢到有“高中女生圣地”之称的女巫店。此时,张悬已经积累了一些个人创作,便报名参加了女巫店的演出征选,结果由彭郁晶亲自面试后,同意了她在女巫店举办自己的作品发表会,并在她休学前往英国读书,再度返回台湾后,主动打电话邀请她回来工作、表演。

  “那是我认真学习吉他的开始。”张悬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她还兼任女巫店的PA(音控)。

  2006年,张悬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My Life Will...》,一举震惊整个台湾乐坛,而她在限量版专辑的预购赠品中,还增加了一首特别版的《宝贝》,副标题为《献给郁晶和她的女巫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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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女巫店举办了20周年“女巫祭”

  然而,这些承载着独立音乐场景的Livehouse,在发展过程中却常常因为违法和商圈改造等原因濒临关闭。

  比如位于地下室的“地下社会”,就数次因为消防和噪音问题停业整顿,并且因散场观众在街上喧闹引来居民投诉。事实是,相关部门对于Livehouse这一新生文化产业始终没有制订适配的法规,因此Livehouse只能一次次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旧法规中反复碰壁,最终,地下社会因为不间断的投诉、罚单、以及高昂的租金,在2013年结束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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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社会

  The Wall和女巫店同样如此。自2005年开始,这两家店便不断遭到警察临检,原因是“营业登记项目不符而违反《商业登记法》”,加上2011年台中夜店“阿拉”大火造成9人死亡,Livehouse面临的社会压力更加巨大,女巫店曾在2011年5月宣布于月底结束营业。后来,台北市“政府”姗姗来迟,称2010年已新增“音乐展演空间业”这一营业项目,才让女巫店能够继续存续下去。

  后来,女巫店老板彭郁晶作客马世芳的广播节目《音乐五四三》时笑着说道:“我们本想自动歇业,但最后又被勒令‘不准歇业’。”

  但实际上,正是这些Livehouse的一直以来的坚持,使温罗汀这一独特的音乐文化场景没有消亡。而这一基础的建立,才有了后来台湾独立音乐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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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告别

  却胜似告别

  后来的故事你可能略有耳闻,即台湾的“文化部门”终于注意到了正在蓬勃生长的台湾独立音乐。

  除了协调有关部门解决Livehouse的法律规定和定位问题之外,2010年,台湾提出了“流行音乐产业发展行动计划”,从资金、渠道、人才、演出机会上对独立和主流音乐进行扶持。

  根据公众号“听见对岸”的文章《在台团热潮背后,了解下台湾的音乐补助是怎么一回事》的梳理,以独立音乐人最为头疼的资金为例,台湾在2020年一共对九个项目进行了补助:包括流行音乐作品的制作/发行费用、音乐人进行海外巡演、赴海外参加音乐节的费用、本土音乐节的推广费用、流行音乐人才技能培训费用、音乐跨界合作计划的费用、音乐类新媒体的补助、本土语言(闽南语、客家话、原住民语)专辑的制作/发行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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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的创作乐团类补助,专门针对独立乐队进行补助

  有了补助资金,独立音乐人便可以将更多的心思放在创作上,并且有条件在录音室制作出更为精良的作品。至今,这一补助计划已经颇见成效,比如草东没有派对就在2015年拿到了30万台币(约合6万元人民币)的补助,用来录制首张专辑《丑奴儿》。落日飞车、茄子蛋、甜约翰等乐团也曾拿到补助。

  而自2010年起,台湾还设立了面向独立音乐人的金音创作奖,随着台湾独立音乐的繁荣,金音奖目前已经成为继金曲奖之后乐迷又一十分关注的奖项。

  以不久之前结束的第13届金曲奖为例,总共设立了包括“最佳专辑奖”、“最佳乐团奖”、“最佳摇滚专辑奖”、“最佳民谣专辑奖”、“最佳嘻哈专辑奖”在内的21个奖项,获奖者中有我们十分熟悉的——比如大象体操的贝斯手凯婷拿到了最佳乐手奖、旺福拿到了最佳乐团奖。也有许多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人,比如LÜCY、珂拉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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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音最佳新人奖得主LÜCY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风格十分国际化


  除此之外,台湾也在独立音乐的两个重镇台北、高雄分别设立了流行音乐中心,以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简称北流)为例,园区内建有能够容纳数千人的表演场馆、展览馆、产业区、户外表演区。

  目前,北流除了举办自己品牌的音乐节之外,还承办各种各样的演唱会、音乐剧、音乐会。许多音乐产业相关的公司、店铺也搬迁到此,比如卡夫卡,就分别在北流和高流开设了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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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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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流卡夫卡

  所以严格说起来,卡夫卡并没有告别,只是关闭了位于温罗汀的店铺,而目前卡夫卡也是一个包含音乐空间、唱片公司的品牌,因此在未来的日子里只会更加忙碌,据阿凯在马世芳主持的特别播客《再见卡夫卡》所说,温罗汀的店铺结束营业后,所有员工都将被调去支援唱片公司的业务。

  但在许多与卡夫卡、温罗汀有着共同回忆的人、或者在阿凯本人看来,卡夫卡已经告别了。因为只有在温罗汀特殊的环境、空气、人群中,卡夫卡才能称之为卡夫卡。虽然新的环境更加高级、店内设施也更加崭新,但旧有的灵魂却是无法一同带来的。

  那灵魂是什么?是温罗汀密密麻麻的文艺小店,是漂浮在街上那咖啡香与纸香交织出的气味,是四处闲逛的高中生、大学生们,是籍籍无名的音乐人、艺术家,甚至是被无数人踩踏过的前往二楼店面的楼梯,是店里的木质桌面与杯角磕碰出的磨损。

  这也是为什么,像没有面临都市改造计划的女巫店、The Wall仍然坚守在温罗汀,前阵子,女巫店因疫情冲击传出经营困难的消息,刚刚在小巨蛋开完两场演唱会的卢广仲,立即决定重回女巫店举办两场“续命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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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2月22日,卢广仲在女巫店举办“续命演出”

  这让我想起“地下社会”的老板林大钧,曾有记者问过他是否会重开地下社会,他的回答是:“不会,时空背景不同,那个地方就不会一样,即使是在原地原貌重新开,也已经回不去了。”

  “不是说政府设置专区,把Livehouse移到哪里去就好了,因为那种空间,本身与人联结、与音乐联结的那种东西,是无法这样被随便对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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