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故事5】老爸从军记

我的老家在广东与江西交界的南雄县梅岭,那是一片森林茂密的大山。主力红军长征后,陈毅和项英就是在那里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在最艰难的时候,陈老总写下了著名的《梅岭三章》: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召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梅岭中有一条从江西通往广东的山路,挑夫们挑着江西的钨矿,从这条山路运往广东。我爷爷在山里的路边开了一家茶水房,给挑夫们歇脚喝水吃干粮。

陈毅带领红军在山上坚持游击战时,我老爸也就12、3岁,常被大人派遣,去给红军送食物、盐巴和草药。

1937年底,中共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为新四军。梅岭的红军游击队也下山前往南昌。

红军要走了,我老爸非常舍不得,他就跟在队伍后面,一直走。不光是他一个,后来又有别的小孩跟在我老爸的身后,最后一共有十几个小孩跟在红军队伍后面。最大的是我爸,不满14岁,最小的只有7岁。7岁的那个,他姑姑跟着。

到了江西大余,队伍停下休息,一个红军过来问我爸:你们这帮小孩,跟着我们干啥?

我爸说:你们去干啥,我们就干啥。

红军说:我们去打日本,你们这帮小孩能干啥?

我爸说:我们能唱歌!

说完我爸就领着小伙伴们唱起歌来,红军听了都很高兴,一个劲地鼓掌。

红军几个领导一商量,干脆成立个儿童歌舞队!

我爸他们就这样参了军。

队伍到了南昌,叶挺军长听说来了个儿童歌舞队,马上领着李秀文去看这帮小捣蛋。看到他们一个个拖着鼻涕给军长立正敬礼,才发现这帮孩子大冬天还穿着单衣(1938年1月)。赶紧下令发棉衣,拉来穿上一看不成,太大。再戴个大帽子,脸都没了。叶挺于是自己掏钱,给每人做两身衣服,两顶列宁帽,又给每人买一把当时最好的上海造的“中善美”牌二十四孔口琴。

叶挺对李秀文说:每个口琴上再给配上一块漂亮的红绸子。

然后给他们派个从延安来的老红军明仁宗当队长,又派来两个女老师,一个叫张茜(后来的陈老总夫人),一个叫杨瑞年(后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教他们跳舞唱歌。

叶军长还给他们拍了张照片,就是这样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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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傻很天真?

 

很快新四军军部就挺进到了皖南。

到了皖南,来了更多的小孩,叶挺就把他们这帮小孩送到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专门成立了个青年队。我爸十四岁,是岁数最大的,当了排长。

后来有一次叶挺觉得身上奇痒,到军医处一检查,是疥疮。叶挺想,我还得疥疮,那帮睡地铺的小孩呢?赶紧去看。一看不要紧,百分之八十身上都长了风疱,又痒,又痛,又肿,又烂。军长大怒,把队长明仁宗叫去训话,明仁宗是老红军,听了一笑说:“我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呢?”

也是,红军生活艰苦,“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哪个身上不长些东西?现在能吃饱穿暖,明仁宗觉得很好了。

叶挺把明仁宗狠批一通,下令把小孩们都押到新四军医院去打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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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四军后方医院

别看医院不怎么样,医护人员可是一流的。

 新四军的军医处长是沈其震,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留德的医学博士。他在天津有一家自己的医院,全面抗战后关了自己的医院,跑到上海参加抗日救护,被叶挺请到新四军来。沈其震又找了盛京医科大学的宫乃泉和上海医学院的吴之理、郑乃光、戎和卿。宫乃泉在上海也有自己的医院,关了,跟沈其震来新四军。

 吴之理想到了自己的同学兼未婚妻章央芬。当时章央芬在南京中央医院实习,已经撤到了长沙。吴之理就要到长沙去找章央芬,沈其震交代他,顺便从中央高级护校招一些护士来。按沈其震的标准,医生护士都必须是一流大学毕业的。

 吴之理到长沙找到章央芬。章央芬一听是去新四军,马上跟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非请求批准,沈克非不想让她走,章央芬非要走。沈克非只好对她说:“如果你一定要走,那你的毕业文凭就拿不到了。”章央芬说:“国难当头,一张文凭能有什么用?我不要了。再见,院长!”

 吴之理又招了八个中央高级护校的应届毕业生,带着章央芬到了皖南。

 这些医护人员,工作那是绝对的规范化。护士发药,必须看着病人吃下去才能离开。但是他们只知抗日,不知主义。

 中央高级护校毕业的郑素文刚来的时候,伤员喊她:“同志?”她回人家一句:“什么同志?谁是你的同志?”伤员们就犯嘀咕了,心想:“这些护士小姐都是南京中央护校、中央医院,国民党那边来的,发药还得看着你吃下去才走,没按好心吧?”郑素文越是盯着,伤员越紧张。等郑素文他们一转身,有的就把药再吐出来,悄悄拿去给指导员看:“指导员,你看这是毒药吗?”

 

我爸他们每人挨了一针叶挺特批的青霉素,身上的疮是长好了,可又生出许多虱子来。还互相比:“我是排长!”“我是连长!”“我是营长!”不久就传到了女生队里。

 

在皖南的时候,来了很多小女生,专门成立了教导总队八队(女生队),女生队一个个都神气的很。

 一次女生们跟着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江南总指挥部演出。总指挥冷欣在演出后召开座谈会,对服务团精彩的演出大加赞赏,然后拉着一个小女生问:“你的戏演得很好,一个月拿多少钱呢?”

 小女生说:“三块钱。”

 “太少了。到我们这里来吧,可以拿二十多块呢。”

 小女生不屑一顾地说:“我不要钱,我家有的是钱。我是来参加新四军抗日的。”

 她家是上海有名的资本家。

 我外公也是上海的大佬,家里有工厂、码头、商铺、土地,还是帮会一级点目师,可他的三个女儿都跑到新四军去了。我大姨先跑的,然后我妈跟着他们班主任去了新四军,最后小姨也跑了。

 也是从上海跑到新四军的余叔阿姨后来告诉我:“那时我们在上海上的是教会学校,出来租界的巡捕看见我们都得立正行礼。其实我们手里就拿着《共产党宣言》”。说完余阿姨就像个孩子似的咯咯笑起来。

 烈士陈洛涟带着14岁的妹妹,半夜从温州中学翻墙跑出来,去皖南找新四军。家里怕剩下的三个女儿再跑,赶紧都送出国留洋。

 我岳母从家里跑出来,她父母追到江边,我岳母就躲到山上。她父亲喊话说:“你一定要去参加抗战,我们也拦不住,我们给你带来一些衣服用品哩!”说完,他拿出一只箱子,放在船头上给大家看。我岳母只好下山上船,谁知一上船,她母亲就拉住她大哭大叫,并要船老大马上开船。我岳母拼命挣脱逃上岸去,这时船已开动了。船越开越远,隐隐还听到她母亲的哭声。那只黄色的小皮箱还在船头放着,随着江水的起伏摇晃着。

 还有女生从国外跑来的。泰国的女孩钟时、许可、林苹,在泰国都有一个比较富裕的家。钟时在哥哥结婚的那天,让妈妈给她戴上手镯、项链等金饰,准备就用它们作为回国的路费。她偷偷地给父母留下了一封信,然后许可、林苹一起登上了太古公司的轮船,躲在甲板上的牛栏里,在牛群中度过了不眠的一夜。第二天一早,她妈妈、哥哥和父亲公司的总管乘小船追上轮船,劝说她回家。她却对妈妈说:“如果你一定要我回家,我就跳海了!”“妈妈!打跑了日本鬼子,我就会回来的!”妈妈见女儿如此坚决,知道无法挽留,只得流着眼泪,默默地祝愿女儿早点赶走小日本,早日回到自己身边。她把身上带着的泰币全都留给了女儿,抽泣着乘船回去了。此后,钟时再也没有见到妈妈。

 

这些小女生们身上长了虱子,就跑来找我爸他们算帐,我爸说:“懂不懂?这叫革命虫!身上没革命虫能叫干革命?”

 小女生就把我爸他们给告了。

 领导听说了,就把郑素文调来给我爸他们当卫生教员,给他们上卫生课,完了都剃光头,还要把衣服都扒了扔锅里煮。我爸他们不干,因为只有一套内衣裤,扒了就都光屁股了。还是郑素文专门打报告,才又发了一套。史沫特莱拿她的部分稿费,给他们修了一座简易浴室。郑素文站门口,每人发一包药棉:“都给我洗干净了再出来!”这么折腾了好几个星期,才把“革命虫”消灭干净。

 三年困难的时候,军人家里也没有余粮,我们也饿得够戗,回家就往床上一躺。我爸就给我们讲个故事。说他们在皖南,都是坐地上上课,饿得坐不住了,就都东倒西歪地躺了一地,老师跟他们说:圣人的时候,老师坐着,学生跪着;民国了,老师站着,学生坐着;抗日了,老师还站着,你们都躺下了?

 这么苦,也挡不住来的人越来越多,女的比男的还多。一个八队装不下,分成八一、八二两个中队。还有的说是八甲、八乙、八丙三个中队。

 

那时我爸他们青年队的小孩都发枪,,女生队的看见就不干了。

 小女生们就去找总队领导吵吵:“我们来新四军,是来扛枪打日本的,不是来演戏的!凭什么他们青年队的娃娃兵都有枪,就不给我们发枪?我们也要拿枪!”

 总队领导烦不过,就给她们发枪训练,实弹射击。

 小女生们有了枪就得寸进尺,既然有枪,又经过训练,晚上我们自己站岗了!

 那天晚上,从上海来的15岁的小女生潘吟秋连哭带喊地从哨位上逃了回来,中队干部赶紧跑出去,一看原来她身后跟着一条大黑狗。

 我爸他们那些小屁孩听说以后,一个个笑得,捂着肚子在床上打滚。我爸就想了个损招,要给小女生们上一课。

 

我小时候可调皮。我们那时是表现好的才能入队,我是到五年级才入了队,可见有多调皮。

 那年我结了婚,我家领导回到他们医院分糖,一帮女兵围着她打听:“你找的是谁?找的是谁?”我家领导一报我的大名,就听女兵们一片惊叫声,好象我家领导找的是个土匪。

 孟宁宁尖叫一声:是他?上小学的时候,他在我抽屉里放了一只死麻雀!

 我家领导回来跟我一学,让我想起来,那是上小学时,听见唯一一次老师表扬我。

 那天孟宁宁去老师那儿告了我的黑状,小丫头回来很神气地对我说:老师叫你去!

 我磨磨蹭蹭走到老师办公室门口,就听见老师在骂另一个淘气包:你淘什么?学习这么差还淘?!你要是跟拙XX那样,每次考试都90分以上,你就去淘!

 我一听,那个高兴啊!立马转身就玩儿去了。

 这么淘,我爸却从来没有打过我。每次听到我干的那些坏事,他的眼睛就会瞪得很大,拳头攥得很紧,可就是从来没打。

现在想起来,我爸从来没打我,那是因为他小时候比我还淘!

 后来见到曾经在女生队待过的老阿姨,一听我是谁谁谁的儿子,立马就说:你爸那时候可调皮了。不对,你爸是最调皮的!

 

那天正好我爸他们刚学的夜间偷袭战术,我爸就跟他手下的小屁孩们说:,我们必须好好训练一下这些小女生们(其实他们得管人家叫姐姐),这个样子怎么能上战场?

 按他们学的夜间偷袭战术,我爸把这帮捣蛋鬼兵分两路,一路正面仰动,吸引女生哨兵的注意力;另一路从哨兵身后偷袭。

 皖南大山里没有月亮的暗夜,两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前面树丛里一晃当,已经就给吓傻了,背后再让木棍子一顶,顿时狂叫起来,枪就掉地下了。我爸还捉弄人家,上去拣起枪,哗啦一声就上了膛:“给,拿着,再有人来就开枪!”

 小女生不敢接上了膛的枪,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有个叫姚瑾春的女孩,她爹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跟陈洛涟一起,半夜从学校翻墙逃出来的。后来终于打听到在皖南,几次跟新四军要人,她都不肯回去。最后于晶队长在队前宣布:奉项副军长命令,姚瑾春必须赴大后方就学。第二天,国民党的人就来带她,姚瑾春抹着泪水,一步一回头地走了。

 这一下不要紧,教导总队大量接收学员被国民党派来的联络副官告到三战区。三战区强令新四军,不准招收培训女生和小孩等非战斗人员。39年10月,青年队和女生队被撤消,象我爸他们大一些的培训后送去军部和战斗部队,太小的孩子就组建成随营学校,继续上学。

 就这样,我爸来到了新四军老五团担任机要参谋。

一年多后,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奉命从皖南向苏北敌后转移,被国民党出动十万大军包围,战斗到最后,叶挺军长下山去跟国民党谈判,却被扣押。军部决定:分散突围!

 我爸他们已经烧毁了密码,这时用脑记密码向延安和苏北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情况万分紧急,现决定分散突围,密码已经烧掉,请党放心。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后来我问我爸:当年你是怎么冲出来的?

我爸说:那种时候,不能往外冲。新四军那时新来的人很多,他们没打过游击,不懂。敌人里三层外三层地包着,拼命往外冲的,不是牺牲,就是被俘。

我问:那该怎么办?

我爸说:打过游击的都知道,哪座山高,就往哪座山上爬。

我又问:爬到山上,不会饿死吗?

我爸说:你现在也当兵了,你给我记住,打起仗来,随时身上要带着三样东西:手枪、一包盐、一盒火柴。有了这三样就饿不死。

 

后来,我爸就是凭着这三样,在山上四处转移,饿了就挖竹笋,撒点盐,点上火烤了吃。吃了一个多月的竹笋,所以我家后来不吃竹笋。

这期间,不断遇到打散的同志,一亮身份,我爸是参谋,就都听我爸的指挥。先后聚拢了一百多人。我爸把大家编成一个连。

这时也有老乡冒着危险送来一些大米。我爸他们把大米和水放在竹筒里架上火烤,做出来的饭还烫着就用手抓起来吃。我爸说,那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香的饭。

 一个多月后,山下的国民党撤走了。我爸派了三个侦查员,去到长江边,按突围前军部给的联络地点,找到了地下党。然后我爸带着这一百多人,在地下党协助下,渡过了长江,成功突围。

 那时,党中央从延安派来曾希圣在江北接应皖南突围的同志,一部份送往苏北新军部,一部份留下组建新四军第七师。我爸本来应该去苏北的,但曾希圣看我爸一个小年轻居然带出来一百多人,就硬是把我爸留在了七师。

皖南事变,新四军九千多人被围,只有两千多人成功突围,我爸就带出来一百多人。

那年,我爸还不满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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