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发“内卷”的战争：从以色列国防军看军事行动中的学习竞赛

阿拉伯地区组

作者：魏钰奇

审校：白天阳

排版：李辛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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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克劳塞维兹所说，“战争，不是一股活的力量对死物的单方面行动，而是总是以两股力量相互对抗的形式呈现......战争，终究是一种互动。”在现代战争中，随着技术手段的发展，战场节奏越来越快，战场环境越发复杂，决策速度也越来越快。依赖于战前规划的军力结构和战争计划已经很难做到对动态化战场态势的完全契合。因此，在现代战争中，如何对高度动态的战场态势做出适应与军事学习的能力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上世纪末，以色列国防军的对手逐渐从埃及、叙利亚等国的常规军队转变为以巴勒斯坦民兵武装和黎巴嫩真主党为代表的游击部队。那么，以色列国防军又是如何在战争中适应与学习，完成自身作战目标和战争形式的转变的呢？

“猫鼠游戏”：以色列国防军与黎巴嫩真主党

1982年，在开展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后，以色列国防军在黎巴嫩南部建立了“安全区”，以此作为以色列本土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缓冲地带。双方在随后爆发了持续十数年的小规模低烈度交火。以色列国防军头一次发现自己从与阿拉伯国家正规军的对称作战被拖进了和真主党的游击战中来。以色列国防军军官称，“正在黎巴嫩进行的安全行动中，我们日复一日地学习如何应对新的攻击手段……每天都仿佛是一场‘猫鼠游戏’。”以色列国防军北方司令部也表示，“我们将会在日复一日的战斗中击败真主党，一点点地获得胜利，而不是通过一锤定音的方式。”有意思的是，黎巴嫩的低烈度战斗有力促进了双方展开竞争式的学习。在1980-2000年间，我们得以看到以色列国防军和真主党武装力量在交战过程中不断进化，双方的技战术都在“学习-反制”的过程中不断以螺旋式升级，形成了“适应-学习-再适应”的过程。对于久经战阵但对“大规模零敲碎打”并不熟悉的以色列国防军而言，迅速适应新的战争形式，学会应对新型威胁成为了摆在以色列国防军面前迫切的现实问题。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战略规划局准将施洛莫·布罗姆的说法，黎巴嫩的作战精确地暴露了以色列国防军的能力缺失，以色列军队开始意识到必须拥有一支专门的部队来应对战场上出现的新威胁。这便是著名的621“胡桃”侦察营（Sayeret Egoz)。1995年1月，“胡桃”侦察营在著名的戈兰旅建制下成立，彼时的北方司令部注意到，随着真主党日益精进的游击与伏击战术，在黎巴嫩部署的国防军单位伤亡开始显著增加。为了继续维持对南黎巴嫩地区的控制，以色列国防军需要对真主党做出即时的战术回应。成立后仅仅5个月，第一批“胡桃”侦察营成员就完成了训练课程，开始形成作战能力。起初，“胡桃”侦察营的任务是为了在南黎巴嫩山区腹地执行脱离补给的隐蔽渗透，情报收集和侦察任务，同时兼具近距离作战能力，还要能够协调固定翼战机和武装直升机进行立体作战。

深入敌后的隐蔽作战任务对“胡桃”侦察营的标准作战流程（Standard Operation Precedure, SOP）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该单位开发的经验与SOP又通过该营在步兵反游击战学校的教官开发，形成了能够普遍应用传播的TTP（Tactics, Techniques, Procedures)。这些经验由此开始在前往南黎巴嫩战区的部队之间传播。但是，已经有人认识到，这种基于单位的“适应-学习-扩散”模式发展缓慢，主要通过单位与单位之间的“传帮带”进行，见效也相对缓慢。因此，在以色列国防军内部，一场关于适应，学习与知识转化的改革开始悄然萌芽。

● 野外训练中的“胡桃”侦察营队员 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特事特办：一种以色列模式

无论如何，学习终究是一个长期过程。而当面对骤变的战场形式时，更加重要的则是做出适应的能力。而以色列国防军则有着特点鲜明的适应模式。比起费尽心思在全军铺开经验推广，以色列人在应对短期问题时向来更倾向于通过建立专门的单位解决问题。例如，上世纪60年代建立的Shaked特遣队，专职约旦河谷的侦察渗透任务；70年代建立的Rimon特遣队，专门执行加沙地带的城市作战行动；217“樱桃”特遣队（Sayeret Duvdevan)，专门执行敌对城市环境下的低可视度任务等。这些特种部队都专为某一类型的任务而成立，其成立时间通常依据特定的威胁持续时间而定。它们被寄希望能够超越一般军队的作战职能，并反过来推动军队发展。在这些特种部队中，最著名的便是101特种部队。

101特种部队创建于1953年8月，收到了时任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的高度支持。101特种部队是以色列第一支现代意义上的反恐特种部队，其创建目的旨在应对巴勒斯坦民兵的渗透袭击。该部队拥有极高的自由度和权限，以求在和巴勒斯坦民兵的非常规作战中占得先机。由于在敌对领土作战的特殊需求，101特种部队获得了特殊的待遇，在某种程度上与初创时期的海豹6队十分类似。该部队没有标准选拔流程，而是“只挑选正确的人”，所有初始成员都是志愿参与， 随后通过口口相传和朋友介绍的方式招收新成员;该单位可以绕过常规指挥链，直接向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负责。另外，101特种部队还承担着战术测试与开发的职能，其战场经验与战术开发成果会从该单位开始，借助各类正式与非正式的交流机会向其他单位扩散。1953年10月，101特种部队被取消独立编制，划归以色列伞兵部队编制下。在此过程中，101特种部队的成员们也将他们独有的战术风格，包括敌后伏击阿拉伯人军事据点的战术，大胆的近距离作战技术和武装渗透、夜间作战技术等技术带到了伞兵部队中。

即使仅仅存在了短短6个月，101特遣队也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实际上，“101模式”逐渐发展为了以色列国防军内部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与问题解决模式，即鼓励作战强度较大的专门部队依据自身任务需求开发某一类新战术，随后通过人员的扩散与成员间的非正式交流使经验与知识之间横向传播。但是，随着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和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的爆发，以色列国防军发现自己一再被卷入与敌人的“适应-学习”竞赛中。相同模式的再三复现使得以军认识到，过去组建特遣队的做法有其局限性，要想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唯有发展能力来应对这种新的竞争。

● 101特遣队 图源：en.specwar.info

适应与学习：军事创新的两种路径

一般认为，知识创新受组织文化、制度激励、竞争压力和技术变革影响。在军队适应与学习路径上，存在着两种模式：自上而下（top-down）和自下而上（bottom up）。就内容上而言，自下而上的学习模式往往由基层士兵交流对作战技术的实际操作经验开始，而自上而下的组织学习往往源于某个高级军官的推动和授意，体现了某些高级决策者的观念。从模式上来说，自下而上的模式一般以下层士兵非正式的，良好的私人关系为起点，受到具体作战单位内部氛围的影响；自上而下的模式则更加正规，一般以军事专业教育与作战条例修订的形式得到体现。从结果上来说，自下而上的模式反应更为迅速，其结果通常是短期内对复杂新局面的适应;而自上而下的模式更加关注长期效应，其结果也因而是更加系统、全面的学习。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适应与学习的模型就如同两条X型曲线：因为切实需要亲身面对危险，基层士兵往往拥有更强的动力对动态化的战场环境主动做出适应，但口口相传的个体经验的影响力会随着幅度的扩大而快速降低。以“胡桃”侦察营为例，1990年间的频繁小规模战斗使得其部队内部有意识的开始组织知识转化工作。该营与戈兰旅旅属侦察连等其他在黎巴嫩境内作战的其他特种部队和精锐单位之间开始交换行动报告（After Action Reviews, AAR），交流反恐作战经验。来自“胡桃”侦察营被调往以色列国防军反游击战学校的教官也与其他以军战术开发单位的交流中逐渐改进完善了自身的SOP，形成了一线单位和教研机构的双向反馈，并最终在反游击战学校的培训过程中以TTP的形式教授给接受培训的学生。新近调往黎巴嫩战区的部队也会向“胡桃”营或其他拥有实战经验的单位咨询，以寻求经验与作战技巧的共享。此外，以色列军队总体规模较小，且特种部队之间往往存在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以色列特种部队内部对个人荣誉的崇拜和对突破常规的鼓励等多方面因素都对这种自下而上的知识共享模式提供了必要的文化环境。但是，此时的知识共享制度仍然停留在基层官兵的个人行为中，主要依赖于不同单位之间的口口相传和新老部队之间的“传帮带”模式，尚未形成制度化的传播模式；其作用也仅仅停留在助推对特定战区作战环境的适应，没有被总结为全军经验组织大规模学习。

● 一份行动报告范例 图源：acropolisconstruction.com

另一种视角来看，由于远离战场，高层军官发动自上而下的学习的动机往往比基层士兵薄弱。但受其行为影响的受众群体会随着部队规模的扩大而扩大。以色列军队中的高层军官的经验与认识形成于早年时的征战经历，在面对新兴作战环境时往往容易产生认知脱节，且不容易及时应对识别新的威胁形式。但是，高层军官对军队开展学习的推动力是强大的。得益于能够接触到的信息量与更为全面的视角，高层军官推动下的学习往往更为系统全面，影响力更广，也更能够促进军队整体的战略能力发展。在第一次撤离黎巴嫩后，就有以色列高级军官认识到了发展“适应-学习”能力的重要性。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沙乌勒·莫法兹认为：“必须将国防军整体视为一个学习组织来加以改进......必须缔造一种能够帮助国防军集体记忆吸收经验教训的消息机制，来支持军队的行动，行政与组织系统。”在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后，以色列国防军高层开始推广制度化的军内知识网络。以色列国防军仿照美国陆军经验教训学习中心（US Center for Army Lessons Learned, US CALL）建立了自己的作战经验研究机制，将主要研究工作下放到了各个作战单位中，致力于缩短学习周期，尽可能在一场“中东式”的短期作战中完成军队的整体适应与学习。知识官（Knowledge Officer）这一职位被推广到了全军，通常配属到营级单位，而非如过去那般仅仅停留在特种作战界业内。这些知识军官的作用是“首先作为作战人员参与战斗，在战斗之余及时总结战场经验，并与友邻部队知识军官及时交流”。最终，以色列国防军于2005年在地面部队条令部建立了专门的知识管理分部。2006年，为了应对当时正在进行中的第二次黎巴嫩战争，该部门主持了将“胡桃”侦察营老兵召回军队，重新研究南黎巴嫩山区作战经验的工作，并及时修订作战条例分发给各作战部队。2006年7月23日到29日，在黎巴嫩Bint Jbeil地区的战斗过程中，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司令部根据知识管理分部的研究成果，向戈兰旅下发了一份即时战术建议，推荐其放弃过去分散占领城镇中各重要建筑的做法，而是转为一并占领特定城区中的多栋建筑，并互相提供掩护。这一战术建议在戈兰旅和伞兵部队进入该村后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军因此得以击退数个真主党反坦克导弹小组的夜间渗透袭击。

● 2006年，Bint Jbeil地区照片，图源：johnnybarberphoto.com

被忽略的中间人：中层军官在知识转化中的作用

然而，我们仍然应该注意到，在适应与学习之间存在着间隙，这便是知识转化的过程。军队严格的垂直管理制度通常会使高级军官的战略视野与基层官兵的实际操作经验之间存在着信息上的断层，两者之间很难进行直接的互相转化。因此，中层军官起到的作用得以体现。在以色列的经验中，承担战术开发任务的特遣队与特种部队的成立通常有赖于对现状感到不满的中层军官。以101特遣队为例，正是耶路撒冷旅的指挥官迈克尔·沙汉姆上校说服了总参谋部建立一支特殊部队来应对特殊情况。在获得批准后，沙汉姆开始寻找指挥官的人手。他很快在希伯来大学找到了一名桀骜不驯的25岁陆军少校，那便是在1948年的阿以战争中以大胆的实践和突出的个人风格闻名的阿里埃勒·沙龙少校。在沙汉姆的支持下，沙龙才得以大展身手，绕过军中繁文缛节，不计军衔的挑选成员，最终缔造了以色列现代特种部队的开山鼻祖。

● 第二排左二阿里埃勒·沙龙 图源：ar.wikipedia.org

相同的故事不仅仅发生在以色列。1941年7月15日，一名英军中尉打倒哨兵，翻越围墙，闯进中东司令部大楼，闯入副总参谋长陆军少将尼尔·里奇的办公室，跨级向他递交了一份计划书。这名中尉便是日后著名的“幽灵少校”大卫·斯特林，而那份计划书正是大名鼎鼎的特种空勤团SAS的成立方案。1960年，海豹突击队指挥官罗伊·贝姆也做出过类似的举动。注意到配发的武器无法很好的应对特种部队较多遭遇的近距离交火，罗伊·贝姆决定紧急采购一批尚未被正式列装的AR15步枪，甚至不惜被法院再三以“非法购买武器”为由传唤。正如大卫·斯特林之于SAS，罗伊·贝姆之于海豹6队，沙龙之于以色列伞兵部队一样，这些个人风格鲜明的中层军官实际上在问题解决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发起人角色。基层士兵在战术行动中发现的问题经由中层军官总结，才得以完善问题的视角，并提出初步解决方案反馈上级单位。这一机制是许多著名特种部队诞生的直接原因。其次，依靠主官与主官之间良好的个人关系，担任精锐部队主官的中层军官一般是促成部队之间横向经验交流和知识共享活动的主要倡议者。最后，中层军官在自上而下的链路中也承担着收集基层作战数据并及时分析反馈的作用。

战争也“内卷”：赢在起跑线上

在瞬息万变的快节奏现代战争中，军队的作战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于战前的军队建设，更加取决于军队如何在开始接触后及时“读懂”对手行动模式，并针对性做出相应反制的能力。这就对和平时期的军队建设工作提出了诸多要求。首先，建设鼓励战术创新的宽容文化氛围至关重要。正如库恩所言，“在新的范式中无比重要的现象在旧有的范式中可能显得不甚合理”，在新型战场环境下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可能和过往的战术战法发生严重冲突。这就需要鼓励一线部队在及时对战场经验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敢于突破规制，大胆试错。同时，也需要重视部队与部队之间发起的经验交流，通过鼓励横向交流来加速经验信息流通的速度和加大交互量。其次，建设一种高效的，去中心化的经验记录与知识共享网络。对行动报告的分析并不应当仅仅停留在科研机构和军事院校内部，而是应当从一线部队单位内部就开始进行。从一线作战单位到高级科研单位，其经验与知识都应当能够快速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得到快速传播，尽量缩短一线部队自发的适应性措施和高级单位下发的系统性学习成果之间的时间差。最后，在军力结构上注重模块化能力建设。无论适应与学习的结果如何，战争终究要通过系统性物质对抗来取得最终胜利。这就需要军队能够及时运用适应与学习的成果，及时变现出能够将学习成果效益最大化的作战方式与组织形式，以具体的战术战法来应对每一场具体的战争。可以预见的是，类似的学习竞赛将会穿插在未来的战争中愈演愈烈，适应与学习能力也终将会成为一片新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