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部分关键战役战斗（九）

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部分关键战役战斗（九）

九、三巨里突围

当志愿军第12军第31师（师长赵兰田、政委刘暄）被敌阻隔在战线后方时，赵兰田师长（1961年我军组建第15空降军时的首任军长）果断决定率第93团在束沙里以西地区就地阻击敌人（92团此时已改由34师指挥），等待远在南方近100km外的第91团归建，“然后全师集中向后转移”（94）。同时命令师作战科副科长枫亭带着师参谋长林有声的急信，深入敌后，南下去寻找这个师的主力团。

当带领两个警卫员、由人民军一位朴姓排长作向导的枫亭历经艰险，终于孤身一人（其他三人都牺牲在途中）找到李长林时发现，这位红四方面军出身的老红军“正在准备进攻南朝鲜第三军团指挥部”（95）。而事实上，该团已经被敌合围于下珍富里以北的三巨里地区。

在这个部队与主力失去联系、孤悬敌后，“情况不明、地形不熟、粮弹缺乏、伤员较多”的危急时刻，李团长决定按照师首长的第二方案（从下珍富里向东北迂回，寻找间隙从东海岸北返），亲自带着换上李伪军军装的团侦察排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率领这支一千多人的部队，伪装成南朝鲜军，抬着重伤员，出奇不意地先向东进入山地丛林地区，然后在剑山地区折向北方，渡过南汉江，翻越雪岳山，穿越朝鲜东海岸，经过七天七夜的后撤战斗，最终同师部会合。还顺便带回了119个南朝鲜军俘虏（96）。

我军权威战史对此是这样评述的，“全团官兵团结一致，不畏艰难，途中且战且行，先后歼敌1个连，击溃1个营，并以缴获的武器、弹药和粮食补充自己，粉碎南朝鲜军的前堵后追，带着全部伤员从敌后90余千米处安全撤出，最终（于5月29日）突出重围，在文登里与师主力会合”（97）。李长林的这一壮举，得到了志愿军首长的高度评价。彭总随即任命李长林为第31师副师长，此后李长林在上甘岭战役再次打出了志愿军的雄风。

彭德怀元帅在战后的有关会议上讲过，“12军那个91团，脱离大部队一百多公里，孤军深入。为什么这个团能够完整地撤回来？就看干部是不是坚强有力”（98）。

洪学智上将在回忆录中写道，“12军31师91团是一支红军老部队，素质好。在失去与上级的联系，孤军深入敌后最远，在敌人重兵包围下，干部坚定有力，带领部队在缺弹断粮的情况下，带着伤员，押着俘虏，突破敌人的包围，终于全团完整地撤了出来”（99）。

第12军的前身是解放战争时期的二野六纵，司令就是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定陶战役，在大杨湖决战时讲出，“我们6纵坚决打！打到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打光，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这般豪言壮语，“敢打硬仗，很猛”（100），在进行二野战史编撰时，曾被“总设计师”称为在整个野战军战功最大、二野最艰难、最重要的仗都是他打下来的著名战将王近山。

据说，他也是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的主要原型。

“强将手下无弱兵”。突破得最远、孤悬敌后的这个上千人的红军团，就这样齐装满员，未受损失地成功突了出来——撤退作战，是最能体现出指挥员的指挥水平和部队的战斗力的。

然而，一入朝就对兵团所辖的九个师中，让王近山心中没底、由山西新部队升级的那个180师，却真的就在此时出了大事儿。

当然，从事后最高统帅甚至直接面询兵团一位作战参谋进行详尽调查的结果看，这并不是3兵团或60军某一个人的错误。而是进入战役第二阶段后部队调动频繁，如3兵团的主力12军被调给宋兵团，王近山只得调走60军的179师（即临汾旅）和181师（著名的“皮旅”）去应急；搞得韦杰手里此时只剩下一个180师，却要承担整个60军掩护兵团撤退、掩护八千伤员转移的使命；加之代师长郑其贵此前一直从事政治工作，军事业务不是其本行，其坚定的党性与敌情急剧变化的尖锐冲突等一系列因素，综合造成的。

从中我们需要是不断深刻反省自己的不足，从而在这些以鲜血与生命为代价换来的教训中不断提高自己。事实上，到了今天，我们此刻更应该讴歌的是那些在不利战况下，始终坚贞不屈的勇士们——他们同样是国家的功臣、人民的英雄！

唯一被俘的志愿军师级干部，第180师政治部主任、代政委吴成德，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杀掉战马，选择同伤员留下来一起突围；在美李军的重重围困中，他带着幸存的数十名官兵，在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的南朝鲜打了一年多的游击，最后被美军士兵击伤头部而被俘。他在战俘营坚持斗争，最后拒绝甄别同六千多位战友一起返回了祖国。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共有21839名官兵被俘，“其中连排级军官608人、营级干部32人、团级干部5人、师级干部1人”（101）。战后，有“6673人返回了祖国大陆，14235人被运往台湾，另有少数人选择去了其他中立国”（102）。吴成德，就是其中坚持革命信仰、在残酷战争环境下始终坚贞不屈的杰出代表。

国防大学的徐焰将军认为，其实真正自愿到台湾的只有约三千人。他在《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一书中作过这样的分析：

在2.1万名志愿军战俘中，原国民党军俘虏成分确实占70％左右。但是，这些人大多数也是出身于贫苦家庭，被解放后受到人民解放军的教育，共产党又给他们的家庭分了土地。因此，在政治上还是拥护共产党的，同时也思念祖国和家乡，内心是愿意遣返的。

至于真正的“不愿遣返”的“反共战俘”，据后来归国人员反映及其他方面得到的情况分析，大约有3000人左右。

还有1.1万名左右的战俘属于“态度摇摆者”。原因是，他们一方面愿意回国，一方面又心怀恐惧，特别是害怕以暴力控制了战俘营的败类们的恐怖行为。他们身上又被败类们强迫刺上了“反共抗俄”一类字迹，不少人还屈从于威胁，在美方和台湾特务炮制的文件上签过字。所以，在生死考验面前未能坚定地表明回祖国的愿望。在后来的解释工作被破坏时，这些人绝大部分被迫去了台湾（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