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9世纪瑞典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发展

【尹建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17世纪初，正处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欧洲大国纷纷建立各自的东印度公司，争先恐后地凭借武力挤进东方贸易圈，争夺对东印度的贸易独占犯“这种独占公司是17世纪处于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积累的强有力的杠杆”。

向来在国际事务中不甘寂寞的瑞典由于战争的羁绊，几经曲折才于18世纪初组建成自己的东印度公司。名为东印度公司，实际上由于欧洲大国东印度公司的武力排斥，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只没有如愿地进入印度半岛，最后进入刚刚开放不久的中国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所谓的瑞典东印度贸易实际上就是对中国贸易。

瑞典东印度公司晚于其他欧洲国家一百多年成立，而且规模要小得多，然而它却能够果敢而灵活地跻身于欧洲大国东印度公司之间展开与中国的贸易，并且一度在广州市场居于重要地位，取得丰硕的贸易利润。

瑞典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不仅促进了双边的经济发展，同时作为媒介将中国文化带进了瑞典，影响着18世纪瑞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思潮，因此，从贸易、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角度看，它是18世纪连接中国与瑞典的纽带。本文将就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产生，与中国的贸易状况及其对两国的影响，以及由它为媒介的18世纪的中瑞文化交流情况进行初步探讨。

17世纪的瑞典地图

瑞典有着悠久的航海贸易史。早在公元8世纪以前的北欧海盗时期他就曾以海盗行径幵道，进行一些贸易和殖民活动。9世纪后期瑞典海盗兼商人就在伏尔加河河湾上遇到来自中国的商人，中国的丝绸与阿拉伯的白银、波斯的玻璃制品、黑海东边来的细颈瓶及印度出产的香料和酒沿着水道，最后进入瑞典乌普兰人的家庭气16世纪20年代瑞典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开国公古斯塔夫。

瓦萨国王深知在瑞典特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开展航海贸易对于他的国家的重要意义，他拨调国家的实务税和他自己田庄上的产物用于鼓励和支持对外贸易。

但是由于瑞典所处地理位置欠佳，出外经商的船只和商人经常受到烕胁和封锁瑞典西、南两面与挪威和丹麦接壤，进入北海与欧洲国家进行贸易的唯一出口厄勒海峡被丹麦人控制着；波罗的海南岸的律贝克控制着瑞典通往德意志北部的路线；波罗的海东岸上与瑞典隔海相望的是东欧一些国家和漫长的俄罗斯边界；北部则是芬兰、挪威和俄罗斯，波兰与俄罗斯都是与瑞典争夺航道的劲敌因此从瓦萨以后的历届国王都把突破包围圈，将势力拓展到波罗的海以外，掌握贸易航道作为奋斗目标，并由此引发了150多年的战争。

瑞典瓦萨号

17世纪初欧洲国家的东印度公司从东方获取的巨大利润强烈地吸引着瑞典。这时的瑞典经过多年征战和成功地军队改革拥有了一支令全欧洲瞩目的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军队，在军事力量对比上压倒了竞争对手丹麦，同时也足以威慑波罗的海东南岸的周边小国，瑞典终于突破了四面被围的处境1617年与俄国签定斯托尔博伐和约，瑞典获得英耶曼兰以及阿累利亚的东部，包括从拉尔湖起沿着涅瓦河直至芬兰湾为止的航道；1629年与波兰订立停战协定，瑞典籍此掌握了从卡耳马起，通过立窝尼亚和普鲁士直到但泽的航道。由此波罗的海上的重要港口几乎全被瑞典控制。

由于这些港口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使瑞典成为欧洲政局中的一个重要因素。瑞典经济此时也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荷兰、英格兰的工匠们的先进冶炼技术在瑞典推广，瑞典的铜、铁矿及其制品的产量销量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尤其是1599年西班牙采用铜制币，导致欧洲市场上铜价上涨，促进了瑞典采矿业和铜出口贸易的增长再则受瑞典控制的波罗的海港口税金收入也颇丰盛，使得这个一向贫穷的北欧国家整体上进入了一个强国的地位1620年热衷于波罗的海贸易的荷兰商人说服了瑞典国王，在瑞典西部沿海地带适时的建成了以阿姆斯特丹为模式的大型海港城市哥德堡，从此瑞典可以不经过厄勒海峡，直接将船队开出哥德堡进入欧洲市场瑞典建立东印度公司的条件成熟了。

第一个取得组建东印度公司特许状的是一位周游世界的旅行家威廉·赛林斯，贸易期限为12年，贸易方向是非洲、美洲和亚洲一些社会著名人士纷纷表示支持，就连国王也投入了一大笔资金。但尚未等公司开始运行，欧洲三十年战争爆发了，国王命令所有物资都要用于战争，第一次建立东印度公司的尝试失败了。

1729年由富有东印度贸易经验的英国移民考林·卡姆彼尔与瑞典商人亨利克·雪坪共同向政府提出组建东印度公司的申请，并于1731年组建成功。几经波折的瑞典东印度公司能够在这个时期建成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三十年战争后的瑞典进入了新的时代，瑞典在政治格局、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变:专制政体崩溃，王权极大削弱，国王的权力只限于在重要问题上行使二票表决权，他们不再拥有任意将国家拖入战争四个等级组成的议会拥有国家最大的决策权。僧侣、城市平民、农民和其他非特权阶层的人在国家各项政策的决策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主张实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力促组建东印度公司。

2 富有的地主和通过工矿业、航海贸易致富的资产者渴望得到进一步发展及开拓新的积累资本的途往欧洲各大国的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抢占地盘，开拓殖民点，廉价摄取当地人民劳动成果，促进本国资本主义发風瑞典新兴的资产者视之为值得效仿的样板他们通过与法国和地中海国家不断增进的贸易往来，了解到欧洲市场的需求和自己国家可参与的条件，迫切希望参与东印度远洋贸易。

3来自荷兰、英国的移民带来了欧洲流行的富于进取的精神，而且他们拥有远洋贸易、加工业、工业制造等方面的见识和经验。有些人如苏格兰贵族后裔考林。

卡姆彼尔还有亲身参加奥斯坦德东印度公司活动的经历。他们不仅是组建东印度公司热情的支持者，而且还是积极的参与者。当时瑞典国内对组建东印度公司持反对意见的人不少，他们认为，用国家宝贵的资源换回东方的奢侈品是极大的浪费，东方“无用货物”的大量进口势必破坏国内生产英荷移民针对人们的顾虑提出，可以将东方华贵的商品转卖到瑞典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瑞典可以从这种转手贸易中赚取进口与出口之间的高额价差，而又不致影响国内生产；为了不影响国内纺织业的生产，可以多进口原料如生丝，而少进口丝绸成品等这些设想得到议会的支持，政府于1731年批准了组建公司的申请。外来移民促进了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组建成功。

1863年的瑞典

416世纪后期，进入中国的欧洲耶稣会传教士们写的一系列书籍和报告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富于哲理的美好的理想国。这些书籍和报告吸引了欧洲众多哲学家、学者甚至统治阶层的注意，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评论及对中国社会制度的研究把人们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提到更高的程度。而传入欧洲的中国茶叶、丝網、瓷器和各种艺术品不仅使欧洲人享受到一种美好的异国风情，还使他们感受到一种异国文化的吸引。这种文化上的向往与经济上的追求所导致的风靡全欧的中国热浪波及到瑞典，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激发了瑞典人去东方进行贸易和文化探索的热情。

二、瑞典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贸易

瑞典东印度公司从1731年1月14日得到政府颁发的特许状之日起到1813年公司解体共进行了82年的对中国的贸易。在82年里公司共进行过132航次的远东航行气政府批准的海运契约里规定，这个公司可以全权经营好望角以东包括开普顿、博尼、埃斯佩兰斯及印度洋沿岸地区所有港口的贸易契约还规定所有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能从哥德堡开出再返回哥德堡，从东印度购回的货物不准流入国内市场，只能在哥德堡转手卖给等待在那里的外国商人，经由他们拋售到英国、法国及美洲殖民地公司的董事首航指挥考林。

卡姆彼尔由国家授权可以国家使节的身份与所到国家交往瑞典人以极大的热情筹划他们的远东航行。他们计划以哥德堡为中心，以东非的马达加斯加为中间站，从这里向美洲贩卖黑人和其他各种非洲与东印度的货物；在印度半岛上建立贸易站，以便长期稳固地进行东印度贸易。由于早在17世纪初欧洲各国就在东非海岸、印度半岛、马来群岛及香料群岛划定了各自的地盘，并以武力排斥后来者，所以瑞典东印度公司被迫改变计划，调转船头继续向东行驶来到中国广州，专门进行对华贸易。

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印章

1732年2月24日瑞典东印度公司的第一艘船腓特烈国王号到达广州。

瑞典商船的吨位、数量、武器装备人员数目都与其他国家的船只无法相比但即使如此，这艘船返回瑞典时装载了价值相当于九十多万西班牙银元的中国货物^经转手售出后获得的纯利润达2%。

这样高的利润使东印度公司及国人大受鼓舞，激励了人们对东印度贸易的热情，国王还特赐首航的领导人考林·姆彼尔贵族爵位，以表彰东印度公司的业绩。

首航的胜利使瑞典增添了信心。瑞典东印度公司不畏路途漫长与艰险，每年都派出一至四艘船到广州。这些船只每年8月来到广州，收购生丝、绸锻、南京布、瓷器、漆器和各种茶叶，此外还有中国白铜、西米高莎草、大黄、烧酒和一些药材载满货物的船只总是在第二年1月份踏上归程，以期尽早将货物在其他国家的货物送往欧洲市场前售出。除了首航船的吨位比较小以外，瑞典派往中国的船只吨位迅速增加，一般是700吨-800吨，1753年以后瑞典制造出3层甲板、吨位超千吨的大船。每艘瑞典船运回货物的价值平均为一二百万西班牙银元，转手出售后获得的利润尚达3脱-8⑽。

在广州，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力量最强，其次便是法、荷、瑞、丹，其他欧洲国家再次之。何以瑞典东印度公司能在与欧洲强国的竞争中后来居上，一度成为广州市场上的重要角色，在商贸上取得丰厚的利润呢？本文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所致

11731-1786年间，瑞典国内外局势相对稳定，政府的对外政策灵活而审丨真在欧洲混战的形势下瑞典一方面取得法国的支持，对俄国采取绥靖政策，又与英国一直保持友好姿态英国因大量需要瑞典的铁供应也不愿与瑞典交恶另一方面，瑞典在整顿国防，加强海防和加速建造舰艇方面取得成功，拥有一支足以维护自身安全的威慑力量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促进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发風政府支持重商主义观点，排除各种对东印度公司的非议，并给予各种便利条件，如不收进口税、关税和手续费；允许公司以集资的形式筹集资金，为投资者和投资情况保密；为到哥德堡收购货物的外国及本国商家保密等一系列措施保证了公司业务的稳定进行。

2瑞典拥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优质的铁矿、铜矿、森林、鱼油和焦油等历来都是欧洲市场上的畅销品。英国是瑞典铁和焦油的最大进口国，他所需要的铁9傲从瑞典进口。瑞典人将大自然赋于他们的这些特产经由哥德堡运往西班牙南部口岸加地斯，就地卖掉再买回白银加地斯是西班牙白银舰队将从美洲殖民地收集和铸造的银币运往欧洲的第一站，这里的银价比欧洲市场上便宜，瑞典从银的差价中首先得到了好处这种便宜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得到的。

白银是中国政府唯一认可的对外贸易的货币，瑞典人用自己国家的特产换回的银币，为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筹措到一部分必须的资金；单靠加地斯的银还不足以进行东印度贸易，瑞典人凭借与荷兰的友好关系还从荷兰开出一部分汇票作为补充在公司的起始阶段这部分资金就显得很重要；更多的资金来自公司的投资者投资者中一部分是瑞典的资产者，他们中包括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

瑞典东印度公司

另外一部分是外国移民1731-1766年因公司执行严格的保密制度，所有有关资料在每次航行完成后交由总公司全部烧掉，因此难以对详情进行了解1766年以后保密度有所松动，由此得知，一位叫蒂莱的股东所拥有的股份是公司全部股份的1/10，相当于569.2万银元这无疑是一笔十分巨大的数额，正是这样雄厚的资金支持了瑞典东印度公司的远洋贸易。

3持续于整个18世纪的频繁的欧洲战争非但没有对瑞典的对华贸易造成什么损害，反而因交战国放松了广州贸易，其他欧洲国家也因惧怕海上不安全而却步的状况给瑞典人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发展机会。

1740-1741年正值英国对西班牙战争期间，瑞典不仅没有退缩反而比以往更积极地投入广州贸易。这一贸易季度瑞典东印度公司派出4艘船，平均吨位为650吨英国也有4艘船派往广州，平均吨位为560吨法国船2艘，平均吨位725吨荷兰2艘，平均吨位725吨丹麦一艘，850吨。

瑞典是这一贸易季度最大主顾，它的总收购量是34350吨，英国979吨，法国1300吨，丹麦16，500吨。1749年英法开战，瑞典毫不犹豫地派出3艘船去广州，运回797，232吨货物1754年瑞典派出3艘，1756年派出4艘，1761年4艘，1764年4艘1782年欧洲战争再起，该年度法国、荷兰、英国都没有往广州派船，瑞典派出3艘船去广州。

带去西班牙银币60万元战争期间广州市场因顾客减少而降低货价，与此同时，欧洲市场却因货源减少而提高货价，瑞典东印度公司因运回的货物比其他国家多而成为欧洲市场上最大的卖主.自然可比往常获得更为丰厚的利润。

4瑞典东印度公司采取的转手贸易的形式是一种适合于瑞典的成功的方式瑞典从广州购入的货物主要是茶叶、香料、生丝、丝绸和瓷器等其中茶叶是最大宗的，是欧洲和美洲殖民地需要量最大的物品。

瑞典购入的茶叶大部分都转卖出去，特别在1731-1766年，进口茶叶的9⑽都从哥德堡卖给等待在那里的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商人，这些商人再从哥德堡运往英国本土和美洲殖民地出售导致这种转手贸易成功的关键原因是英国对茶叶的进口征收高税金，造成了一些商人以走私谋取利润的机会。

东印度公司从广州收购货物时价格很低的以茶叶为例，一担武夷茶在广州卖14两银，贡熙茶每担50两银，在英国进口时武夷茶的价格为每磅19.25便士(一英磅等于3两白银），另加收税金24.54便士，变成了每磅武夷茶44便士。贡熙茶的价格为每磅68.75便士，另加收税金52.16便士，实际售价变成每磅121便士。

可是从法国、英国、荷兰及瑞典的私商手里购买只需付:武夷茶每磅19便士，贡熙茶每磅69便士。因此茶叶的走私在英国本土和美洲殖民地都屡禁不止，导致英国自己购入的茶叶大量滞销，走私商却从中赚得几倍的利润。而瑞典东印度公司也成功地从转手贸易的价差中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欧洲私商向英国本土和北美殖民地走私茶叶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784年8月英国王颁布减税法令为止法令于1785年8月生效受到减税法令鼓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及散商派往广州的船的数量骤增，仅1786年英国公司的船就有29艘，散商船24艘派往广州，这样庞大的商队绝对压倒了以往法、荷、瑞、丹保持的联合优势。

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主要贸易手段一一转手贸易因此受到致命的打击，致使1790年后瑞典东印度公司失去8嫩的销售额，最终于1813年彻底终结对华贸易。

瑞典东印度公司1731-1813年间成功的贸易活动对推动瑞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720年以前，瑞典还是个处于欧洲文明边缘的又小又穷的国家，9⑽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务农，当时所谓的少许的工业只是分散在农村里的一种半工半农的作坊。

瑞典东印度公司的标志性旗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刺激了工业的发展，各种类型的采矿厂、加工厂、制造厂、造船厂纷纷建立起來以造船厂为例，1736年以前公司使用的船是1725年造的旧船，而且部分是外国制造的。

1736-1761年间，造船厂的数目增加到七个，船的吨位从第一艘出航的400吨级发展到1753年后能生产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大船，船体有三层甲板，吨位达一千多吨=更可贵的是瑞典拥有了世界一流的船舶设计师，对于当时和后来瑞典造船业能够在世界上居先进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配合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各种从事货源组织、业务代理和市场销售的贸易商行相应建立起来这些贸易商行不仅在瑞典对华贸易期间对当时的商贸和工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而且随着时代的变换，这些贸易商行也不断地改进和变换经营的范围及手段，对以后乃至现今的瑞典经济起着积极的作用。

艾克曼公司就是建自于18世纪的哥德堡的商贸公司。在哥德堡仍处于支配一切的地位，居于瑞典当今四大贸易商行之列。东印度公司的活动使得以哥德堡为代表的港口城市因运输业的繁忙而发展起来哥德堡成了当时瑞典商业和运输业最繁荣的城市。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带动了这一时期瑞典的经济发展瑞典的农业人口从9傲下降到7%。1780年时，瑞典经济状况与南欧的一些国家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是中瑞两国双方互利的。鸦片战争以前欧洲各东印度公司与中国的贸易基本上是在和平中进行的，瑞典及其他国家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使大量白银输入中国，仅以茶叶为例，1700年时广州茶叶贸易额仅为9万英镑，到1800年增至4500万英镑气瑞典东印度公司在1739-1767年从广州购入的部分货物数量如下：瓷器26，479，298件：茶叶：17173.9万顿：丝绸：18.15万匹：生丝：27，079公斤：丝棉混合布：77，417匹：棉布：269，308匹气欧洲对中国茶叶、丝绸、瓷器的需求促进了中国南部沿海地区制瓷业、纺织业、茶叶种植业的繁荣的确，瑞典东印度公司在欧洲对华贸易中仅占一个不大的份额，但却是整体因素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三、瑞典东印度公司在1819世纪中瑞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受欧洲掀起的中国热的影响，瑞典人从17世纪末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1694年乌普萨拉大学学者完成了题为《长城简述》的博士论文，1697年另一篇《论中华大帝国》的博士论文在同一所大学内完成气1710年在瑞典己出现对孔子的研究，其中有《略论中国的哲学家孔子》。

这些研宄成果的作者没有到过中国，他们研究的基础是西方传教士和欧洲学者们的著述因此，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基本上与传教士们的观点近似，但是他们的工作筑起了瑞典对中国研究的基础。

18世纪进入自由时代的瑞典文化受法国和英国的影响，丰富多彩而且充满鲜明对比的各种风格，其中包括中国文化的绚丽色彩。

乌普萨拉大学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作为船上的工作人员随船到中国考察，他们回国后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著述，如卡尔·古斯塔夫·艾克贝的《中国农业简况》及《东印度旅行记》，佩尔·奥斯贝克的《东印度旅行记》等，还有许多未公开发表的手稿。他们把有关中国的第一手材料介绍进瑞典，形成人们早期对中国的认识^这些著述，特别是有关中国农业的报告，有关孔子理论的研宄与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的思想吻合，对处于变革时期的瑞典社会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后期，一位受雇于公司的学者安德士°龙斯泰1798年随“王后”号到广州，任瑞典驻广州商行的大班，公司解体后他终生留在中国。在长期对澳门历史进行考察的基础上，他于1832年发表了西方第一本英文的澳门史《早期澳门史》。

书中他以雄辩的事实向世界昭示澳门是中国的主权领土此书被国际史学界公认为是第一部科学的对澳门历史进行研究的权威著作。

除了这些学术研究之外，由瑞典东印度公司带进瑞典的中国茶叶、丝绸、瓷器等在瑞典人中引起反响，人们在享受中国华美物品的同时体会着中国文化的韵味1754年在斯德哥尔摩的王宫花园里建起一座中国宫，作为送给王后路易莎。多尔里卡的生日礼。

中国宫不仅外形似中国北方的房屋，内部也用东印度公司带回来的中国字画、丝绸和瓷器来装饰和布置。这里还时常演出一些中国题材的歌剧，供王室成员及达官贵人欣赏。中国宫的设计者恰伯借鉴东方的建筑艺术完成了一册浪漫主义的建筑设计图，在建筑物中配置东方式家具陈设，这本书引起欧洲人对东方建筑的强烈兴趣，模仿中国建筑风格竞相成为英法等国18世纪的潮流在绘画和装潢方面，瑞典人注意欣赏和吸收中国风格。

许多家庭在客厅里配以成套的中国家具，用中国丝绸装饰墙壁，这种富丽堂皇的装饰与北欧那质朴的室内陈设形成鲜明对比穿中国丝绸做成的衣裙，喝着中国瓷杯中的中国茶，从来自中国的瓷盒里取食点心己成为当时瑞典富裕阶层的时尚。出于对中国瓷器的倾慕，瑞典于1758年创办了自己的瓷器厂。中国传统的花鸟图案是早期瑞典瓷器上常见的图案当时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如此强烈，直到今天在瑞典的许多机构和场所里都能看到从18世纪保存至今的中国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