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产力：读《中华文明的复兴和经济理论的创新》——与陈平先生商榷若干问题（上）

3月7日，我读到了陈平先生所撰写的文章《中华文明的复兴和经济理论的创新》，颇有感悟。但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姑在此写下自己的一些愚见，还望先生宽恕学生之斗胆冒犯。

一、陈平先生认为：“第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相互作用。马克思原来的设想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应当发生在生产力先进的地方。当时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是英国，后来寄希望于德国。他没有想到，革命先发生在半资本主义的俄国，然后是还处于小农经济的中国。苏联和中国的改革经验表明，科技革命引发的国际分工的发展是非均衡的。科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剥削发展中国家来赎买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阻止革命和改革的发生。所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爆发在国家资本主义的边缘区，而非核心区。列宁预测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突破了马克思的预言。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证明，革命和建设都需要发挥政党、领袖和干部的领导作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毛泽东认识到，社会主义也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可能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有复杂而非单向的因果关系。”

我认为在这里，陈平先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以及后面的社会革命存在一定的误解。所以我们需要稍微梳理一下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马克思本人从没有说过“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增加（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马克思还认为，“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这里面的“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这样的话，通过分工这个纽带，推导出了著名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个论断。

但是这种决定论不是机械的、简单的决定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同时我们也很清楚的是，生产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比生产力落后或者超前，然而这样会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何新在《反主流经济学上卷》当中指出：在历史中违背客观规律极限的后果就是政策失败社会动荡以至动乱，直到政权灭亡（何新，前政协委员，层为高层文胆，其观点多次送往最高领导层）。所以虽然在现实中，往往是生产关系或滞后或超前于生产力，但是最终生产关系也会调节到，这种生产力下所决定的生产关系。

那么马克思是怎么看待社会主义革命呢？

《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并不出名，所以这一段话很多时候都会被忽略。类似的，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中也指出：“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人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说白了，就是嘴上说什么不算数，看实际的生产力水平，什么生产力水平只能支撑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而即便是超越了，也最终会回归，也只是“暂时的”。

按照马克思的想法，似乎对于这种无产阶级并不是很支持（起义之前，起义之后马克思就全力支持了），以至于马克思竟然说出了“我们献身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这种惊人的话，并紧接着强调：“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时，才能取得政权。”（《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指出：“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

后来这些思想进一步发展，就有了前文《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那两个论断：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中也说：“只有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致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可以持续下去，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倒退。”基本上和马克思一样。

那么马克思难不成反对革命，坐等生产力？也不是，不然的话马克思还费什么劲写《资本论》？这个矛盾的点在于，马克思作为革命家有着革命情怀，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心中所想的社会主义是很高级的、很发达的，而这种发达的生产力，今天都没到，当时更不可能有。所以马克思才非常的纠结，一方面革命家情怀希望矛盾尖锐爆发实现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现实和理智又告诉马恩，他们的想法不可能实现。在这种矛盾之中，恩格斯干脆在1895年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明言：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并且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列举巴黎公社、德国社会民主党等经验教训，之处无产阶级要利用新的条件（比如普选权）去进行新的斗争、多元的斗争，而不是只把革命作为斗争的唯一方式。

这一点为很多人所忽略，所以很多人总是感觉列宁是不是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呢？当然没有。斗争方式本来就是多元的，是要灵活的，是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的。在当时，西欧的一些无产阶级至少表面上拥有了普选权，那么用好普选权当然要比革命起义更能争取到利益以及更多人的支持，毕竟革命起义是要打仗的，不是所有人都想打仗；但是无产阶级用好普选权，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好事，更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同时资产阶级要是受不了自己废了普选权，那么又会导致更加激烈的矛盾——无产阶级怎么都不算亏，革命起义当然可以缓缓，一方面坚持斗争，一方面等待时机。

那么马克思为什么要这样看待社会主义革命呢，或者说，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只有当时生产力发达的英法等国，才能最先革命成功呢？

一是屡次革命起义失败背景下的惨痛教训，要求马克思冷静下来思考症结所在。二是马克思虽然是个革命家，也具有革命情怀，但是说到底马克思是理性的，所以当理想和现实冲突的时候，马克思会坐下来思考问题，给出答案。还有一点是很多人忽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构想的一套社会主义体系，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化基础之上的。张光明指出：关键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发的社会主义，对我们今人所熟悉的“现实社会主义”来说，不折不扣是一种“高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核心是社会所有制（后人常称之为公有制），但这一社会所有制是以工人阶级大众自己集体掌握和管理生产资料为本质的……这种社会主义……只能是在工人阶级的数量和质量都获得充分发展的水平上产生出来，而这样的发展显然又只能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高度发展之上（张光明《略论“倒过来的”革命——关于列宁的论我国革命》）。

同时马恩在早期尚且有一定的浪漫主义思想，但是革命起义失败的教训让他们清醒，并且更加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特别不能忽略的是，马恩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构想时，时间是比较早的，甚至一些构想在《共产党宣言》之前（如《共产主义信条》），所以这种浪漫主义的色彩往往会不自觉的在文章和构想当中流露出来。

所以我们站在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就会发现马克思说的没错：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确只能建立在拥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国家之上。

但是俄国十月革命却不同。

为了解释为什么十月革命后要建立苏维埃政权，列宁为此专门口述了一篇文章：《论我国革命》。当时的列宁已然重病，要求进行更加系统严谨的阐述显然不可能，但即便如此，《论我国革命》依然是一篇解释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其实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之作。

在《论我国革命》中，列宁总结马克思对于革命的若干指示和思考，例如革命时刻要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同时自己也提出了几个原理级别的观点，第一是一战的背景下，革命会显示出新的特征；第二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之后，列宁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更为深刻和具体的分析：

第一，当时的社会环境要求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否则人民将处在“毫无出路的处境”。

第二，当时的内部环境已经产生了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平白无故的放弃这样的机会。

第三，完全可以先实现无产阶级政权，再无产阶级政党的了领导下，发展生产力，赶上并超过西方国家，实现足以支撑无产阶级政权的生产力。

而我们再考察当时的社会条件时，无论中苏，都会发现有这样的特征：国内外矛盾尖锐；国内资产阶级政党失去人民信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国民党），无产阶级政党广受人民拥护爱戴（布尔什维克、共产党）；资产阶级政党对外投降对内压迫人民，具有十分明显的革命不彻底性，而无产阶级政党革命性极强、具有鲜明的彻底性；国内的资产阶级政党无力治理好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则建树颇多。

但是这种情况却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所以我们仔细思考的话，我认为如同列宁所说的一样，中俄的发展旅程是“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也就说，中俄可能就是个特例（东欧国家所谓的社会主义，几乎是送过去的社会主义）。

（注：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会说，马克思说的社会发展历程是总结欧洲的，不适合用于中国。关于这个问题，首先是经典的五段论并不是马克思所说，而是斯大林。其次，关于马克思所认为的社会发展历程，何新在80年代已然写出论文做了详尽的解释和分析：《论马克思的历史观点与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公式》。）

虽然是特例，我还是想再多问一句，之后建立起来的国家真的算社会主义吗？

如果以马克思脑海中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来衡量，怎么着也不能算。但是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则发展出了两断论：社会主义存在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现在的中国是初级阶段，而且会长期处于初阶段，所以算，算初级阶段。

（多问一句，谁能告诉我社会主义初阶段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到底有什么本质不同？）

在这一点上，列宁看得更清楚。在1921年的时候，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做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我认为这篇报告是理解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文章之一。这篇报告中，列宁甚至说：“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这是个什么概念？1918年之后到1921年新经济政策之前，当时的主流思想基本上是认为可以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直接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而到了1920年，布哈林写成《过渡时期经济学》（这本书的很多思想都被后来的斯大林所继承，虽然布哈林被打成了叛徒），反对列宁所主张的国家资本主义。仅仅是国家资本主义都已经如此，这个时候的列宁所提出的“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这样大的一个后退，该有多么困难和多么震撼，可想而知。

在1920年及以前的时候，列宁就已经构想要后退，先退到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稳定形势、发展经济，之后再推行国家资本主义，并且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我国现时的经济（即名义上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论粮食税》）。而在前文提到的报告中，列宁认为：“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后退一些的境地，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必须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体系，恢复小农经济，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恢复和振兴大工业。不这样我们就不能摆脱危机。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列宁到底想说什么呢？是要否则无产阶级的道路？不可能，列宁依旧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政权，在《论粮食税》中，列宁指出：“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在这一限度内，流转对我们是有利的。至于限度的大小，这要由实践和经验来确定。只要无产阶级牢牢掌握着政权，牢牢掌握着运输业和大工业，无产阶级政权在这方面就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可见列宁绝非否定无产阶级道路。并且这种退后只是经济上的退后，政治上是不做退后的。

那么列宁到底是什么想法呢？很简单，从事实出发，认识到了苏俄的生产力，远远不能支持之前所构想的所谓“共产主义”，必须要后退，退到适合这个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上，就是列宁一直强调的国家资本主义，如果国家资本主义还是超的多，那就在后退，退到“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

所以何新指出，像“中俄那种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只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反主流经济学上卷》，p270）。”又指出“被斯大林表述为‘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体制，正是在半农奴半资本主义萌芽的俄罗斯原有经济基础上，进行以重工业为先导的资本主义革命的原始积累阶段，这才是这一变革的真正历史内容。”何新进一步认为，中俄的转变“并不是转变，而恰恰是脱除了政治革命所附着的意识形态和自我意识的某些社会主义外壳，显露出了由国家资本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转变的真实形态，这种转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反主流经济学上卷》，p272）

好吧，绕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了马克思的原理：“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同样的，我们不能忘记马克思的另一段话：“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再多说一点，张光明在《略论“倒过来的”革命——关于列宁的论我国革命》中讨论了苏俄和苏联的官僚主义问题之后指出：“生产力对社会关系的决定作用并不像当代的许多论者所想象的那样无足轻重。”并引用马克思的名言：“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

何新在《反主流经济学上卷：新国家主义经济学》中也一再强调：“在历史中违背客观规律极限的后果就是政策失败社会动荡以至动乱，直到政权灭亡。”

由此可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虽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但也不是“复杂而非单向的因果关系”，应该是“复杂且单向的因果关系”（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且反作用于生产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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