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开始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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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哥涅夫 | 文·

9月22日傍晚，当我乘坐的川航客机飞抵萧山机场上空，机舱里响起广播，提醒“从次日起，川航航班将由之前的T3航站楼，整体转场至新建成的T4航站楼”。

下了飞机，打开手机，浏览新闻后才得知：当天，包含T4航站楼及陆侧交通中心等的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三期工程正式投入使用。该工程总投资270亿元、建筑面积150万平方米以上，是浙江迄今以来最大的机场建设项目，也是杭州亚运会重要基础配套项目。

与萧山机场三期同一天投入运行的，还有杭州西站、湖杭铁路、杭州机场轨道快线等“两点两线”重大项目。

这些项目的建成，在使杭州交通变得更加立体的同时，也正重塑着城市的版块格局。考虑到前不久余杭刚刚官宣建设“杭州第三中心”，此次除机场外其他三大项目皆连通城西，它们的齐齐竣工，标志着杭州城市板块权重进一步地西移。

而这种西移的背后，是一场市长与市场间长达十年的发展博弈。

和大多数城市一样，杭州也经历过城市中心的转移。最开始，杭州的市中心位于武林-湖滨一带，像著名的延安路、杭百-解百商圈等，都集中在这个片区。可随着人口的增长、经济的发展，到世纪之交，城市向外拓展已势在必行。

但究竟应该重点朝哪个方向拓展，是向东、向南、向西，还是向北？几经比较，杭州最后选择了“东进”。

在其他很多问题上，民间与官方，甚至官方内部往往众说纷纭、意见相左，多套方案僵持不下的情况不同，对于杭州“究竟向何处去”这点，当初全市上下意见却是出奇的一致——向东，必须向东，只能向东。

而之所以如此，是由杭州的地理环境和周边经济格局等因素决定的。

摊开地图可以看到，杭州市区处在杭嘉湖平原与浙西丘陵带的交汇处。南面是钱塘江天堑，城北当时分布着大量工矿企业，搬迁难度巨大。

往西，绕过西湖，南侧是绵延不绝的天目山脉，北侧从古荡到西溪再到五常，过去是一片湿地连着一片湿地。在这样的地形环境下搞开发，不仅成本高，空间还受限。后来的城西科创大走廊，之所以呈现一条狭长带状，原因就在于此。

唯独城东，从彭埠、九堡到下沙，再往外延伸至临平、大江东，几乎是一马平川，土地资源丰富，开发成本低廉，是最适宜建设新城的区域。

另外，作为一座胸怀一线野望的城市，杭州新城的建设布局，还必须考虑与周边卫星城的呼应。虽说杭州都市圈有五大成员，但相较西南方向的黄山、衢州等山区穷兄弟，嘉兴、湖州、绍兴这三座城市与杭州不仅距离近、文化同，经济也更发达，而且无一例外都处在杭州城市平原部分的延伸带上。

这也是为什么，2007年版《杭州城市总体规划》中确定的三大副城——临平、下沙和江南城（滨江+萧山），全部位于城市东面、钱江两岸的平原地带。除了地理因素的考量外，同时也分别肩负着辐射德清（湖州）、海宁（嘉兴）和柯桥（绍兴）的重任。当然这是后话。

回到世纪之初，应该说，2002年杭州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城市东扩”战略，是科学理性的决策，也是当时城市拓展的最优方向。过去20年，从沿江开发、跨江发展，到如今的拥江战略，至少在杭州市级层面，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

至于西面，官方文件中只提过一个“旅游西进”的口号，却从来没公开说要城市西进。

对于大多数老杭州来说，印象中的城西就是一片希望的田野，是城市的粮仓、菜园、羊圈。甚至就连仓前、五常的本地人也想不到，有一天，自己脚下这片松软的土地会摇身一变，成为“杭州第三中心”。而这一切，还得从那家公司的西迁说起。

最近，“阿里云万人大搬迁”的话题，再次刷屏杭州人的朋友圈。很多媒体在报道此事时，都提到了2013年阿里总部从滨江搬到余杭的“旧闻”。因为正是那次西迁，改变了杭州“城市东扩、旅游西进”的格局。

关于阿里巴巴的那次搬家，坊间有很多说法，比如萧山看不上阿里啦，余杭白送土地啦等等。为此，我还专门向当年负责招商工作的余杭老领导进行了求证。

据对方回忆，当时淘宝的B2B业务刚起步，企业还处于亏损状态。对于其模式的可行性，不仅萧山，余杭方面也看不懂。为此，区里专门组织了一帮人，上网搜集行业专家对于B2B发展前景的预测。结果发现没有一个专家持反对态度，有些甚至还预测，其未来每年将有20%的增长率。这才最终统一了思想，决定引进淘宝。

尽管接纳了阿里，但土地是不可能白送的。当时余杭批给淘宝的450亩中，有380亩是工业用地，定价48万一亩，相当于片区综合价。另外用来建宾馆设施的70亩商业用地，一开始标价70多万一亩，最后有些地块的成交价甚至超过了100万。

“总之政府没有吃亏，更不存在白送之说。”那位老领导说。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余杭政府何止没有吃亏，而是捡了个大漏。随着阿里的到来，在其周围聚集起一大批科创企业，整个城西因此崛起。至于阿里自身，也在城西获得了更大的发展。两者可谓相辅相成。

之所以会有如此奇妙的化学反应，一方面，城西过去就是杭州的文教区。很多大学生毕业后，就近在学校周边租店创业，由此催生的文三路电子信息街区，曾与北京中关村、深圳华强北齐名，有所谓“北有中关村，南有华强北，中间一条文三路”之说。

虽然后来相关高校陆续搬去了下沙大学城，但是像马云这一代创业者，还是有着浓重“城西情结”的。我们看阿里巴巴搬离湖畔花园后的第一个落脚点，就选在文三路上的华星科技大厦。此后随着企业不断壮大，阿里一搬再搬，但相比大老远跑去城东，或者跨江搬到滨江、萧山，他们其实更乐于就近去城西更西处。

另一方面，和传统制造业需要大量土地，用以修建厂房、安放机器不同，高新科创产业往往更看重环境。就像美国的高新企业主要集中在风景旖旎的硅谷一样，杭州城西的山水环境、自然条件也远胜城东，对科创企业和科研人才的吸引力自然也更大。

总之，相对于被规划的城东，阿里西迁和城西崛起完全是市场作用的结果。而且从开发效果看，规划出来的城东显然没有自发生长的城西发展得好。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继城西科创大走廊之后，杭州还曾提出过打造城东智造大走廊，以平衡东西两头的发展。但多少年过去了，城西科创大走廊的开发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而城东智造大走廊早已销声匿迹。甚至就连本世纪头几年风光一时的下沙也渐渐暗淡下去。

对此，杭州城规院前总工汤海孺曾风趣地打过一个比方，说杭州这些年的发展是市长想东扩，市场想西进，结果市长输给了市场。

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里，简·雅各布斯对功能主义的城市规划提出了尖锐批评。其实相较欧美，中国无论是新城建设，还是旧城更新，人为规划的痕迹更重。甚至可以说，过去40多年的中国城市化大跃进中，政府主导、市长拍板才是常态。

这种模式不一定就有错，相反，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比如被视为中外合作开发典范的苏州工业园区，如今早已取代有着千年历史底蕴的老城姑苏区，成为苏州最具活力和商业价值的城市新中心。

又比如这几年风头无两的“黑马城市”、被誉为霸都的合肥，其房价的最高点同样不在传统的蜀山、包河、庐阳、瑶海四区，而是出现在位于西南的政务区。另外，更靠南面，原先合肥人眼中属于远郊的滨湖新区，这几年的发展也是突飞猛进，已远远甩开“老四区”几条街了。

哪怕是一直被诟病“市长取代市场”的北方地区，诸如郑州的郑东新区、西安的西咸新区等，也都建设得十分成功。但缺乏市场力量有效介入的城市开发，终究还是存在风险的。

比如距离西安并不遥远的甘肃兰州，当年地方官员大笔一挥，便在距离主城区70公里外的地方画了个圈，平地起高楼。虽然顶着国家级新区的帽子，却被新闻媒体、大学教授痛批为“鬼城”。此后花了整整十年功夫，以行政命令形式将包括医院、大学、国企等在内的兰州优质资源，尽数搬往新区，才算有些起色。

又比如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区，至今仍是当地楼市去库存的重点区域。虽然为了支持新区开发、拉抬新区人气，就连市政府都已搬了过去，但依旧无法取代东胜区的市中心地位。

事实上，兰州新区、康巴什新区的情况都还不算最糟糕的。至于那些既没有兰州的行政层级，也不像鄂尔多斯有钱的地方新区，最后沦为空城、鬼城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造成了大量的土地和资金浪费。难怪有人说，相比贪污，行政瞎作为才是最大的腐败。

这么看来，杭州是幸运的。虽然政府早有规划，而且当初的“城市东扩”战略，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但是当市场的力量将企业和城市引向西部，地方政府并未动用行政强制力加以干预，相反顺势而为，在城西规划了科创大走廊，从而引领了杭州乃至整个浙江高新科创产业的蓬勃发展。

放眼全国，这种情况是十分罕见的。这份“幸运”的背后，是民间力量的发育壮大，是市长决策与市场抉择公平博弈的环境，是政府对于市场规则的尊重……在如今的大环境底下，这一切显得弥足珍贵，其意义已远超城市应该向左还是向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