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斌｜回归抑或超越：百年变局下国际关系的新脉动

刘德斌｜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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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斌教授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促使人们重新认知这个世界。表现在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就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全球转向”,开启继一战和二战之后国际关系学的“第三次奠基”。“第三次奠基”的要义是要把非西方的历史经验纳入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中，从而使国际关系学升华为全球国际关系学。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界近年来一直在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种努力恰好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国际关系实践交织在一起，同时也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第三次奠基“巧遇”，这无疑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清百年变局中国际关系的“脉动”，特别是与“边缘地带”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历史性变化，无疑是理论创新的前提。

俄乌冲突背景下西方阵营的“复活”与困境

俄乌冲突无疑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并将对百年变局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2022年2月俄乌大规模武装冲突开始后，双方互有胜负，战局陷入胶着。原因在于美西方国家为乌克兰提供全方位支持，俄罗斯实际上是在与美国和重新整合起来的西方联盟作战。除了没有直接派出军队参战，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已经全面介入与俄罗斯的冲突，并公开声言要让俄罗斯在这场冲突中“彻底归于失败”。这样一种“决绝”的对抗无疑将对俄罗斯与欧洲和西方关系造成致命打击并产生深远的历史性影响。普京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实际上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之间矛盾的总爆发。俄乌冲突终将结束，但俄罗斯与欧洲和西方的“爱情故事”也该终结了。有学者断言俄罗斯已经“沦落”为第三世界国家。实际上，凭借其广阔的战略纵深、丰富的资源储备和几百年与欧洲及西方大国博弈的历史经验，俄罗斯仍能维持其作为世界一极的战略地位，但将在百年变局中越来越坚定地站在“边缘地带”和第三世界国家一边。

俄乌冲突

而俄乌冲突也引发了西方阵营的重新集结。历史上的“西方”是一个动态的存在，最初从罗马帝国的西部开始，逐渐向东蔓延，但中欧和东欧国家是否属于西方一直存有不同说法。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欧洲列强和正在崛起的美国、日本在全世界争夺殖民地时，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沙皇俄国才被并入“西方列强”的行列。美国建国后一直避免陷入欧洲列强的纷争，直到二战后才真正把自己的命运与欧洲绑定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看到的现代意义上的“西方”。但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美国与“老欧洲”之间的矛盾，随着欧盟一体化的推进而不断加深。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有美国学者宣告了“西方的终结”。作为一个阵营，“西方”实际上已经处于困局之中。奉行“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政府更使美国与盟国关系遭受重创。拜登政府上台后竭力修补与盟国的关系，但效果有限，因为作为“盟主”的美国已经由于特朗普的“倒行逆施”而失去了在盟国中应有的尊严和信任。但俄乌冲突似乎改变了这一切，欧洲国家重新集结在美国的领导之下，一个新的西方阵营围绕俄乌冲突聚集起来。

然而，重新集结的西方阵营能否延续下去还很难判断。首先，美国政治的“极化”并没有因拜登的当选而缓解，仍在特朗普影响下的共和党2024年大选很可能卷土重来，拜登政府重整西方联盟的政策能否延续还不好说。其次，尽管美西方国家竭力在高技术领域与中国“脱钩”，“封杀”中国的技术创新，推进全球产业链的“去中国化”，但中国是一个开放型的国家，早已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构建起全产业链优势，并已成为120多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技术创新方面的潜力也正在发挥出来。美国冷战期间对苏联的“遏制”战略在中国身上难以奏效。第三，美西方国家对俄中发起“新冷战”之时，也是它们自身经济与社会发展遭遇重重困难的时期。冷战之后的经济全球化不仅真正实现了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优化组合，为新兴国家的工业化制造了有利条件，而且逐步改变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实际上，当前美西方发达国家正在面对新的社会转型危机和新的“国家构建”问题。在这种形势下，美国重构西方阵营，甚至把部分非西方国家也纠集进来，企图让中国和俄罗斯在“围堵”中衰败下去，显然是做不到的。一旦俄乌战事结束，这个“联盟”还能维持多久，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坚持与俄中同时对抗的战略，都是难以遮掩的疑问。

新兴国家在百年变局中的跃升

“新兴国家”这个概念具有很大弹性，它既可以指代一战和二战之后获得独立的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兼容；也可以专门指代冷战后发挥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兴经济体”或“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来说，从冷战期间的不结盟运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斗争，再到冷战结束后自觉或被迫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原来意义上的“第三世界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部分新兴国家迅速崛起，甚至跃居发达国家行列；更有部分新兴大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跃居世界前20位，改变了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力量对比。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二十国集团（G20）财长会议升格为峰会，就是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力量对比变化的反映。G20集团峰会启动之初，有舆论认为G8峰会已成明日黄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但仅仅十余年之间，形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暂停俄罗斯成员国资格的G7峰会恢复了西方核心国家俱乐部的职能，而G20峰会则面临着西方与非西方国家分道扬镳的危险。成立于2009年的金砖四国和2011年的金砖五国峰会（BRICS），则成为非西方国家应对世界局势变化的重要论坛。在2022年6月相继举行的BRICS视频峰会和G7峰会上，出现了有趣的现象：作为2022年BRICS峰会及“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与会国的部分国家如印度、南非、阿根廷、塞内加尔和印度尼西亚等，也是慕尼黑G7峰会的“座上宾”。按照东道国德国总理朔尔茨的说法，这显示“民主社会”并不局限于“西方与北半球国家”。这与2021年美国发起的“民主国家峰会”是同一论调。换言之，西方国家想要以“民主”与“非民主”为界把新兴国家区别开来，从而拓展西方联盟的“统一战线”。

不可否认，随着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的逐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也已经多样化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多数新兴国家在美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没有发生变化，作为新兴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国家构建等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也没有发生变化，这就使它们在许多重大国际议程上还能用一个声音说话。因此，西方国家很难按照自己的逻辑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分化，使之为其所用。当然，新兴国家特别是地区强国，也正在利用百年变局的有利时机，努力塑造新的区域经济和安全形势，并跃跃欲试于全球政治舞台。新兴国家将要在世界秩序转型的过程中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事实上已成为世界多极化的有生力量，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干预和左右第三世界国家内政外交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

世界体系的历史性变化

促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根本动力，是世界体系中心—外围结构的历史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削弱了几百年来西方国家的主导地位，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而且也将改变传统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以中国崛起为开端，世界体系的演进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个新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在一个已经存续几百年的体系之中，第一次有一个非西方大国挣脱了中心—外围结构的束缚，在经济上与西方国家展开全面合作但政治上又没有进行“西方化”改造的条件下，成功跃居世界经济和政治大国行列，改变了世界体系“中心”的力量对比；与此同时，还有一批非西方国家也成功摆脱了“边缘”或“半边缘”地位，以“新兴经济体”的身份成为全球化时代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而一批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地区则沦为世界体系事实上的“边缘”或“半边缘”。

历史上第一次，西方世界不得不面对一个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及其一整套不同的治国理政方式的挑战。中国既不是欧洲与其周旋几百年的奥斯曼帝国，也不是冷战中的苏联，更不是曾经连续冲击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德国和日本，而是一个在世界总体和平的形势下通过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发挥比较优势而成长起来的世界大国。但西方中心国家依然用“崛起国”与“守成国”的惯性思维来衡量中国，千方百计地制造障碍，力图将中国从“中心”排挤出去。中美之间及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世界经济体系制高点或者说世界体系中心国家地位的博弈。但是西方国家领导人没有认识到，世界体系“中心”位置的获得并不仅仅取决于大国之间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技术方面的竞争，更取决于大国通过自身在治国理政方面与时俱进的改革所焕发出的综合国力和制度优势。

早在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发生之时，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时事评论家罗伯特·卡根就发表了《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提出1945年之后国际关系的发展是一种“冒进”，鼓吹“历史的终结”的人看到的是“海市蜃楼”，“世界再次回归正常”。2018年，他又提出1945年之后建立的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偏差，世界秩序将重回1930年代，重回历史，重回丛林世界。近年来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大国关系的恶化，似乎正在验证卡根等人的预言。

但事实上，超越“历史的回归”的趋势已经形成，“回归”与“超越”之间的博弈正在进行之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及至1930年代，主导世界的是欧洲列强及美国与日本，大部分新兴国家当时还在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困境中挣扎。而百年之后，当新兴国家已经构成国际社会多数，当世界体系的结构已经发生历史性变化，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掌握自身命运之时，西方大国还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左右世界历史进程吗？卡根“历史的回归”与福山“历史的终结”看似是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推理，但都是根据西方的历史经验，都是以西方作为世界的“主体”、非西方国家作为“客体”为前提的。世界多极化的进程正在超越东西南北的历史分野，人类社会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正在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百年变局最终将以世界多数国家和人民包括西方国家人民的意愿为归依。对此，我们有理由抱着乐观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