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气候灼烧的，是阶级与秩序的不平等

文 | 飞剑客

对于从四川盆地到长江入海口以及副热带高气压外扩的区域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是刻骨铭心的。根据之前笔者不同火炉城市的当地朋友的形容：重庆像一块烙铁，红得发紫，热得发慌；成都早晨气温就三十度以上，不开空调就全天汗蒸；武汉白天基本没有风，蹭蹭地热开来，让你怀疑自己会不会烤到几分熟；上海，走在路上连呼吸都灼烧着鼻孔，局部地区甚至出现五十度高温…

除了长江那几个传统火炉，今年更早一点迎接热浪的，例如福州，很难想象一个沿海城市会那么热，然而事实是这三十年它越来越热，平均比三十年前更热了两度，这主要是和整体气候变迁有关，使其夏季受副高控制的时间比重庆要长，高温天多且凶猛。

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仅是传统火炉地区，近年来副高有北抬的趋势：例如鲁中山区，关中平原，河南等地，往年情况是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地带，就是冷暖交汇地带。以前年份都未必要开空调，现在也离不开空调。

这次的极端气候，是全球变暖，还是地球常态变化占主要影响因素，众说纷纭。目前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全球气候变化确实会对大气环流构成影响，放眼未来，各种极端天气包括极端高温未来出现的频率会更加多。

相关的讨论上一篇《环球同此凉热》已经展开，如果前面着眼于全球暖化的普遍性危机，那么这篇说的是全球高温下的阶级性问题。事实是人类确实常常低估了热浪的影响，二十年来全球有十六万人死因于此，不输于任何气候灾害，但这不仅仅只是说明了人类在大自然面前的“脆弱性”，它同样是一个阶级问题，这里就不得不说，它也曾藏在第一次走出韶山冲的青年，那本他随身带着被翻到烂的《水浒传》里。

在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中，杨志押送生辰纲行至黄泥冈时，白日鼠白胜扮作挑酒桶的汉子吟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小时候看连环画水浒传上就有这么一幕，当时觉得这首诗言简意赅，就背了下来；前段日子再一吟诵，恰逢川渝干旱，同时劳动者因“热射病”去世的新闻依然不少，仍觉不过时。

在古代农业社会，遇到高温，阶级的不平等就具体地体现在：公子王孙不用干活，找个阴凉的地方歇一歇就无大碍。而农民就没办法，甚至无法关心自己的身体，忧心如汤煮搬看着田里庄稼。不少权贵老爷特地制作了冰窖，可以将冬天开采的冰一直储存到夏天使用，或将装着开水的瓶子放到深井里就能得到冰块，这种工艺也叫深井冰（忽略谐音）。在“硝石”没发现之前，无论是冰窖还是制冰都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奢望的。

在现代性资本主义世界，空调的诞生无疑是扩大了人类的居住空间——人们可以在热带建立起现代化城市，但最开始空调被应用于胶片，烟草，食品，制药，纺织等生产工业的空气温湿度控制上，而不是用于这些行业的工人与人居生活，也就在空调发明的五十年后，伴随着半封闭结构螺旋杆式压缩机的发明，西方人才普遍在炎炎夏日感谢一下威利斯开利，新加坡国父更是要感慨空调缔造了新加坡这般的热带发达地区。

热学工程教会现代人的道理是，当大环境你无法改变时（或者你无须改变大环境），只能去改变小环境。空调利用冷凝和蒸发之间的换热关系拯救了多数脑力工作者在炎热气温下的工作方式，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产能，但空调的另一面隐喻着现代社会：从房间里抽取出来多少热量，就应该排到屋外多少热量。

虽说空调并不是使得市区夏季温度高与周围的主要原因，而是热岛效应，但它同时深深地改变了人类对于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的理解。一方面，空调确实拯救了脑力劳动和部分的现代服务餐饮人员，另一方面，空调促进的高楼林立的商业区又将热量转移给了维系城市运转的户外工作者。举个我们很常见的热量转移的例子：外卖员像古时候卖炭翁一样，天气越热点外卖的白领以及其他阶层的人越多，他的单就越多。

这股转移的热量，极端表现就是“热射病”。这里简单科普下，所谓“热射病”是高温引起的人体体温调节功能失调、体内热量过度积蓄，从而引发神经器官受损的疾病。更严重的是，高温还会对人体组织细胞产生影响，诱发一系列的炎症反应，进一步诱发多器官的功能衰竭。它的死亡率很高。

我们从世界各地的死亡病例看到，“热射病”主要袭击的对象通常是长期从事户外工作的劳动者，比如建筑工人、露天环卫工人和物流工人等。不过，如果我们从早期资本家只关心设备的传统来看，室内的工人也未必能幸免，因为空间密闭，机器炉温过高，酷暑中的车间可能比户外还热，一进车间热浪扑面而来，衣服就没干过，全是湿的，据一些媒体统计，今夏有媒体报道的35例典型因热射病死亡者中，有6位是车间工人。

对于尤其是上一辈劳动者来说，他们不仅要在没有庇护的地方工作，回到出租屋往往也舍不得开空调（因热射病致死的案例很多是在出租房里找到）。这个时候，高温补贴对于露天作业快递员、建筑工人、环卫工人、户外线路检测工人是一种重要的热量转移支付（但这些钱并不能直接作用于预防工人疾病）。根据法律规定，当企业每年6月至9月安排劳动者高温天气下露天工作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季节津贴。制度有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监察手段也是问题。

除了急性的“中暑”，长期置身于高温环境会导致其他更难以察觉的慢性疾病，比如肾病。有人类学家在拉丁美洲调研发现，许多甘蔗收割工人都患有一种慢肾脏疾病。在以前一直都不知道什么原因，直到本世纪初，才有研究表明该疾病与长时间的热暴露有密切关系，工人收割甘蔗的工时很长，来不及喝水，肾脏就在脱水的状态下产生了病变。由于这种联系在当时的监工们看起来并不明显，所以这些公司一直以来都无视工人日益变差的身体状况。

再说回来到热射病这类的，一些劳动者在去世之前也没有多少人能发现他们的异样。在工伤判定上，也往往被归咎在打工人自己缺乏在高温作业下安全防范意识，没能保护好自己。因此，高温补贴仅是落实《防暑降温措施暂行办法》的一个方面，实际上,“高温补贴”不能替代劳动者的“休息权”，甚至高温下的劳动者“休息权”比高温补贴本身更重要。

最后从一个数据延伸讲讲，根据中国过去42年热浪相关死亡人数的时空变化的数据表：

研究从1979年以来，中国热浪造成的死亡人数迅速增加，从1980年代的3679人/年上升到2010年代的15500人/年，死亡人数在2017年死亡人数达到峰值。热浪致死人数在全国范围内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差异性，其中华东和华中地区的死亡人数较多。热浪相关死亡人数大幅增加的驱动因素是热浪发生频率的快速增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老龄化。在社会学著作《热浪》里印证了这点。

在我国，随着时间推移，人口老龄化对热浪的死亡人数的贡献势必会进一步增大。《热浪》这篇文也提到：当热浪来袭时，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对老年人无疑是重要的。

这几年不管哪国，大家多是谈老龄化而色变，但老龄化其实是社会发达的表现，只有一个发达的社会才能维持住庞大的老年人群体，问题对老年群体的维持又需要很高的成本，往往代表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扩张边界，所以一但这套系统出现问题，就容易视老年人为负担。这几年的新冠疫情，从各国政府的政策到不少普通人的言论观点，很是体现出了对老年群体的恶意。

这几天欧盟统计称7月超额死亡率升至年内高位，称或与高温天气有关，问题是当下大家也都知道，即使真的不考虑疫情，只考虑高温，在欧洲long covid广泛存在的情况下，高温也更容易对这些群体产生杀伤力。无论是病毒还是极端天气，似乎都在逼迫人类社会真正的面对随着工业社会发展带来的老龄化不可逆问题。

最后再简单说说高温下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问题。发达国家中的小国，如新加坡，夏季室内空调都是开到让人冷得受不了的程度，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成就，和空调的大力普及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国中，以美国人的空调浪费习惯最经常为人提起。欧洲一些发达国家虽然缺空调，但这是因为历史气候问题。

总体来说，不同国家的空调使用量也深刻反应了社会的不平等，早期发达起来的国家有能力大量使用空调，这又反过来继续推动了其工业和经济的发展，后发国家中，除了少数像新加坡这样有天然战略地位和历史机遇的国家，绝大部分在开始的一步就被卡住，也不可能有资源去大规模使用空调，即使中国，像大学里大量安装空调也才是这十年内的事情，现在也还是有不少地区舍不得用空调。

一个普通的空调，背后需要的是工业化，发电量以及相应的使用场景，这又涉及到世界性的深刻不平等。如果在未来，人类社会面临的极端气候天气真的会越来越频繁的话，那这种世界性的不平等也将越深刻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