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伯龙根之歌》真的是德意志人的民族史诗吗？

【江雪奇 柏林自由大学 德语和荷兰语语文学院博士生】

一 引言

约成文于1200年左右的《尼伯龙根之歌》（以下简称“《尼》”）是最为著名的中古高地德语英雄史诗。在中文世界，不仅各类科普、文艺、新闻文献屡屡称之为德国的“民族史诗”，就连日耳曼学专业人士及学术资料中也常不假思索地如此称呼。乃至还有学者企图从史诗文本出发探究德意志民族心理，抑或反过来从民族性格  角度研究史诗文本。然而本文将论证，将《尼》当作“民族史诗”绝非天经地义，而是自始至终都饱受争议与批评。这一“头衔”是政治产物，缺乏文本支撑，且在现实中助长过深重的政治灾难。

二、《尼伯龙根之歌》在中世纪

中世纪时，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概念还不存在，德语居民也尚未产生民族意识，自然不会将《尼》认作自己的“民族史诗”。或许会有人退一步问道：即便《尼》不能算作“民族史诗”，那么今人是否至少能够从其文本出发，探究中世纪德语群体有别于周边其他族群的典型思想、性格或观念？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无疑是否定的：虽 然当时《尼》曾是个颇受欢迎的文本，但并无充分理由从同期的众多德语叙事作品  中单单挑出它来代表民族品质或民族心理。素材同样古老的作品有《瓦尔特》或《古德伦》，传抄更为广泛的有《帕西法尔》。

帕西法尔

若从不同的古文本出发，简单将其人物性格上升为民族性格，故事情节上升为民族  命运，自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试想：若某位德国研究者撰文，单用《水浒传》论证中华民族是粗野狂暴的民族，或者单用《红楼梦》论证中华民族是绵软细腻的民族，显然都是荒谬的。用单个经典文本来窥测某个文学传统丰富的民族的整体精神气质，光从方法上就站不住脚。

《尼》固然是中古德语英雄史诗流派中最为出色也最受欢迎的作品，其成文也应属最早，且对同代的文学创作施加了巨大影响：“13世纪的德语英雄文学基本都处在《尼》的阴影中，或是在与其竞争。”

但在中世纪的文学接受中，它并不具备绝对的优先性。例如在13世纪的诗人“海员”的反映时人文学兴趣的诗里，狄特里希的英雄故事被置于首位，先于《尼》素材。此外，中世纪末期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素来爱好文学，也是著名的集中世纪德语文学之大成的《安布拉斯英雄之书》的金主。

他在自己墓边造立了亚瑟王与狄特里希两座雕像，正好对应了中古德语世俗叙事文学的两大类素材：外来的圆桌骑士故事与本土的英雄文学。他明确以狄特里希，而非《尼》的主要英雄西格夫里特或哈根来代表后者。

此外在《安布拉斯英雄之书》中，《尼》的排位也后于狄特里希叙事诗。另外狄特里希在《尼》中戏份虽少，与西格夫里特也未直接交手，但他战胜了哈根，故而是尼伯龙根之战的“终结者”；而在其他同类文本中，但凡有狄特里希与西格夫里特交战的情节，武力上和道义上的赢家都永远是前者。上述论据表明，当时受众心目中的英雄史诗头号英雄无疑是狄特里希。故而只给狄特里希以次要角色的《尼》在流派中反而只是异类。

安布拉斯英雄之书

此外在《狄特里希之萨迦》中，几乎所有中世纪德语英雄故事都得到复述，依时间顺序安插在狄特里希生平中。如此一来，整个流派几乎被汇作他的个人传记。全部尼伯龙根情节在此书中只算是狄特里希生平的一个插曲。至此便不难理解海因茨勒的论断：“人们本质上是从狄特里希传说出发而理解尼伯龙根传说的。”总之，《尼》虽然在文学质量上优越，但在中世纪受众心目中的位次并不先于狄特里希叙事诗。

马克西米利安如此热衷于狄特里希素材，其实不乏与其“攀亲”的王朝法统因素，但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尼》的情节与现实政治关联性相对不高。中世纪有过不少从狄特里希素材中发掘身份认同、发明起源传说的案例，而尼伯龙根英雄则集体覆灭，故而相对缺乏这种可利用性。

米夏埃尔•库尔施曼论述：“很难评估这部有关欺骗、谋杀、背叛与复仇的故事有何社会政治上的现时性，［……］相关的显然至多只有权力：获取权力、维护权力、运用权力，最终又因个人与群体的错误行为而丧失权力。［…… ］虽然这些细节既与时代背景，也与超时代的状况有着联系，可无论在国家还是地区层面上，都无法与对社会政治的总体评价有针对性地联系起来。”

故而他认为《尼》并非民族历史文学，这一点与《罗兰之歌》等常被视作它的同类的作品具有重大区别。

最后，几乎全部流传至今的《尼》抄本之后都附有一部名为《哀歌》的“续集”。该作的叙事者笨拙地分析了史诗中劫难之因，给死者做了牵强的道德评价。然而德国学界认为，这部三流作品的广泛流传就已是某种清晰信号，正如扬•迪尔克•穆 勒所 言：“几 乎没有史诗传抄者接受了其结局 ［……］，而是几乎无一例外在其后附上了《哀歌》。”

这部作品旨在解答史诗未回答的“众多令人不安的问题”。 “《哀歌》是困惑与震惊的明证。”史诗中的某些成分“在1200年左右便已令人困惑，不过依旧极富魅力［……］”

“《哀歌》未能长久消除对史诗的困惑感。可对中世纪受众而言，似乎正是这部不受现代语文学家待见之作保证了史诗得以传承。”

换言之：早在中世纪，德意志受众就已对《尼》的世界有着显著的隔膜感，强烈需要解答困惑，甚至《哀歌》这种低档次的解释都被普遍视作必需。这么看来，《尼》逐渐脱离大众口味，并渐遭遗忘，就很好理解了。

尼伯龙根的指环

如果非要将《尼》与中世纪德意志人的思想观念扯上联系的话，可能只有其中的宫廷文化与骑士价值；但这是跨国界的，绝非德意志原创或独有。

综上所述，中世纪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更无“民族史诗”。即便退一步，也无 法认定《尼》能体现当时德意志人的典型价值观念。对同代人而言，它不具备政治或文化认同作用。即便仅从文学内部视角出发，它在同期的众多同类文本中亦不具绝对优先性。

三、对“民族史诗”的追寻

按照米哈伊尔•巴赫金的理论，史诗的基本特征便包括其来源于“民族的传承”，讲述“民族庄严的过去”“民族历史的诸多‘开端’与‘顶峰’的世界”。

 这么说来，这一流派先天就有着民族性。然而“民族史诗”的概念并非与史诗等同，也非随史诗产生而自然产生。这一理念的兴起应追溯到18世纪末欧洲的浪漫派与民族主义思潮，各国知识精英在赫尔德民间诗与自然诗等理论的影响下，认识到史诗对民族构建具备现实功用，有助于维持共同记忆与塑造共同身份。歌德写道，“每 个想有所作为的民族，都 应有部史诗），［……以体现］民众及其牧人”间的血肉联系。

其论述背景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对奥地利的军事胜利，似乎暗示了应将这一素材加工为（北）德意志民族史诗的想法。雅各布•格林表示：“我有下列断言，它们彼此是等同的：每个民族的最古历史都是民间传说，每一民间传说都是史诗性的。史诗是古的历史。古的历史与古的诗歌必然是等同的。”

类似的论述不少。总之在欧洲各民族的构建进程中，基于格林的“等式”，民族史诗的存在几乎是论证本族历史渊源、文化水准与政治地位的必备品，被当代学者称为“系统必备的一环”。

至此便不难理解，为何当时欧洲各国人士都如此热衷为本族找寻一部“民族史

诗”：拥有合适古文本的民族可以将中世纪史诗以现代民族主义视角重新阐释，轻松为其冠上“民族史诗”之名，例如西班牙的《熙德之歌》，法国的《罗兰之歌》；而有的民族缺乏合适古文本，便以现代文人作品充当，例如葡萄牙有《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瑞士有《威廉•退尔》；英格兰则以现实中的帝国荣耀与工业成就作为譬喻意义上的“不以文字歌唱的史诗”；而“一无所有”的民族则因史诗缺失而深感不安，便通过整理、加工民间叙事素材而人为编订（芬兰、拉脱维亚），甚至不惜赤裸裸造假（捷克）。

此 类文本就情节内涵而言，基本都涉及本民族的某种集体记忆，叙述某种对外胜利，具  有激发民族意识与爱国情怀的功用，换言之：是承担着“政治迷思”的角色。

相比之下，德语民族的处境十分尴尬。其文学固然丰富悠久，却因长期政治分裂而缺乏能唤起共同认同的历史素材，歌德所欣赏的腓特烈痛打奥地利同族的壮举显然不适于团结全德语区。此外，其文化发展又长期高度受外族影响，古日耳曼史诗传统早已中断。也有人尝试过挖掘其他素材，例如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志》和各类条顿堡森林战役的记载，还有基夫豪瑟和瓦尔哈拉等本族传说；然而前二者系拉丁语，后二者又缺乏有影响力的文本形式。

   总之，“帝国统一后，人们愈加清楚地发现，德意志人根本没有具有政治利用价值的历史迷思”。

更为尴尬的是，即便是像下章将讲到的人那样，将《尼》强行“钦定”为民族史诗，也照样无法掩盖文本与这一角色之间的诸多相悖之处：其一，《尼》叙述了无数阴谋杀戮，却无榜样性英雄，无论按古今标准，其全体人物道德上多少都较负面；其 二，英雄的敌手多为同族，即便远在匈国，最终战胜他们的也是狄特里希麾下的“德意志人”（第1354诗节），文本虽流露德意志人骁勇胜于匈人的意味，但并无对异族整体的敌视，而同根同种的萨克森人反而是死敌；

其三，情节并非源自一段对现实中的德意志人具有共同身份认同作用的历史，这明显与其他国家的对应文本有异，那些文本的内容虽都非史学意义上的真实，但大多都能联系到对本民族的自我认知极具意义的现实事件上；其四，故事以集体毁灭与绝望告终，魏斯就此评述道：“民族史诗中需要某类民族派别的某种形式的胜利，就此《尼》并无叙述。”总之，让这部讲述阴谋诡计、同族相残与悲剧覆亡，又与民族历史与现实相距甚远的作品担负“民族史诗”的头衔，仅从文本来看就已相当勉强。

四、民族主义接受史的开端

中世纪后《尼》一度遭淡忘，直到18世纪后期才由瑞士人约翰•雅各布•博德默及其学生克里斯多夫•海因里希•米勒的译介宣传才重见天日。

但起初各界反映极度冷淡，甚至很多文化伟人明确表达过疏远态度：赫尔德推称自己 “没有兴趣和空闲”，故而 “基本没读什么”，而歌德则坦承自己曾“与世上其他德国人一样对其无感”，二十多年都没把米勒的赠书拆封。显然，当二人谈论“民族文学”“民族史诗”之时，《尼》根本不入其法眼。时人甚至有更激烈的评价，例如七旬高龄的腓特烈大帝怒斥米勒：“我觉得这些‘诗’连一发火药都不值，根本不配从遗忘之尘中弄出。”无怪乎克劳斯•冯•泽就此评论道：“要让这样的文本有朝一日发迹成为德意志民族史诗，希望从一开始就很渺茫。”

但这并不影响早期学者怀着浓厚民族激情投身对《尼》的研究、出版与宣传。这代人深受当时盛行的温克尔曼美学影响，崇尚希腊文明，故而热衷以荷马尺度评判《尼》。

例如约翰内斯•冯•米勒虽然承认《尼》文学水平远逊荷马，但还是口号式地断言：“《尼》可能成为德意志的《伊利亚特》。”博德默甚至称《尼》中的“荣誉、高尚、正直”胜过荷马。他们敢于让初被发掘的本族文本与历来占据神圣地位的古典作品比肩，确是豪情万丈。这种对比后来得到奥古斯特•威廉•施雷格尔的强烈认同。

歌德态度似乎有些矛盾，他讽刺《尼》爱好者：“如同是昔时将荷马聆听，你们又为尼伯龙根欢欣。”但就连他也对挚友约翰•彼得•爱克曼表示过：“我称古典的为健康，而浪漫的为病态。那么尼伯龙根正如荷马般古典，因为二者都健康有力。”

此外，当时许多人尝试将《尼》改作为符合古典审美的六步格。

但这种改写本身恰说明了尴尬的现实：《尼》并非《伊利亚特》，它源自本土传统，与希腊尺度终究格格不入。

不过古文本的命运不仅要靠研究者个人的奋斗，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真正让《尼》成为“民族史诗”的，还是后来的拿破仑战争所激起的德意志民族主义风潮。知识精英因祖邦沦亡而痛苦不堪，民族意识迅速苏醒，许多人开始排斥以法国元素为首的外来文化，转而从本民族身份中寻求力量，例如学者路德维希•瓦赫勒写道：“那时凡间仅剩之慰便是对伟大过去的回望。［……］回归德意志观念、德意志信仰、德意志虔诚。”

毫不意外，他们将目光转向被误认为受外来污染较少的、更纯粹本土的中世纪。

古德语研究的高潮就这样兴起，这是与象牙塔之外的民族主义诉求密不可分的。这种将学术当下化、政治化的做法其实不限于古史诗研究，而是早期日耳曼学的普遍特点，毕竟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习于在政治征兆下研究并宣扬德语语言文学对民族身份建立的作用。”

此外，在蒂克等浪漫派人士推动下，还兴起了罔顾历史事实，将德意志中世纪理想化的风气。

中世纪德语世俗叙事文学作品多是对同期法语文学的翻译与改编，显然不宜成为“民族史诗”。

素材来源上相对较为本土的流派正是英雄史诗。而《尼》作为单篇文本，恰是该流派中传布最广泛、质量最上乘、素材最本土、最早被专门研究的。虽然在中世纪的文学接受中，作为整体的狄特里希叙事诗的重要性要高于《尼》，但若论单个文本，显然并无能与《尼》在各项指标上相抗衡者。所以，如果硬要从该流派中点出个民族史诗的话，《尼》似乎最适合不过了。

至此已不难理解，为何不仅堪称《尼》研究先锋，更是整个日耳曼学的奠基者之一的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冯•德尔•哈根如此解释他那代人对《尼》的狂热：“仿佛是要从往昔和诗歌中，找寻在当下痛苦沉沦之物。”

这位伟大学者走上歧途，醉心强调古文本的“现实使用价值”，力图在其中寻求他心目中时人所需之物，即能够激发民族力量、塑造民族身份之物。

他反复运用“民族史诗”的概念，认为《尼》是“不可消磨的德意志秉性的鲜活之证”，并满怀热情从充满谎言、背叛和屠戮的文本情节中，牵强地搜寻一系列他所理想的德意志民族性格：“好客、规矩、正派、忠诚友谊至死不渝、人性、苦战中的慷慨与大度、英雄情怀、不 可动摇的坚持、超 人的骁勇、果 敢、为荣誉责任及 正义而甘愿牺牲 ……”然而现代学者指出：类似的品质绝非德意志民族所专擅，而是普遍见于不同民族的早期文明阶段。

如果简单对比文明相对迟滞的民族与同期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更高的邻邦（例如古代的日耳曼人相对于罗马人，19世纪的德国人相对于法国人），就很容易产生前者更为淳朴、率直、勇敢，而后者更为狡诈、虚伪、怯懦的错觉。总之，决定了上述具体差异的，与其说是主观的、时常流于刻板印象的“民族心理”，倒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程度的客观因素。

冯•德尔•哈根的路子在当时学界其实已不乏批评，但无疑很合时人需求，从而“标志着不顾全部英雄死亡的结局，而将这部史诗转而阐释为积极作品的传统的开端”，为后来的更加非理性的接受史埋下了不祥种子。冯•泽就此嘲讽道：“纯粹因为普鲁士1806年战败后，祖国情绪膨胀，才突然叫大家抛下异族文学，并以另一文本代之，这便是古德语英雄史诗，它似乎最具潜力成为民族的义务读物。［……］《尼》就这样成了民族史诗。”

总之在民族危机中，兴起了一场“无可想象、日后再也无法重复的古德语研究复兴，其中心从那时起便一直是《尼》。”这绝非少数学者的个人谬误所能导致，实是时势与众情使然。

这一风潮效果惊人，到1815年，约翰•奥古斯特•崔讷在出版“战地军营版”的《尼》时已表示：“这是因为很多年轻人想用这本书当守护符，带在身边投入那场迫在眉睫的战争。”他还将法国比作要被德意志的西格夫里特斩杀的恶龙。

可见政治风云不仅已让不久前尚默默无闻的古老文本广为人知，更使之成为现实中塑造认同意识、凝聚民族力量对外抗战的政治工具。史诗情节成为了民族命运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尼》真被制造成了“民族史诗”。

民族主义的接受方式随着拿破仑战败而一度消减，但从未彻底退潮。

历史还将见证莱茵危机、普奥对峙、普法战争、数次革命与民族统一尝试。动荡局势导  致理性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只会愈演愈烈，并决定了史诗的主流接受倾向。例如日耳曼学巨子卡尔•西姆洛克在面临普法战争时激情澎湃地写道：

《尼》与其他古德语诗歌“最为适合唤醒我们殒逝的祖国情怀复苏［……］这是战地与军营的诗歌，当需要抵御蹂躏帝国的侵略者、高卢匪寇与罗马狂徒时，便能用它从大地中踏出军团。”待到德军取胜后，作家赫尔韦格这样总结道：“异族巨龙被制服在地，俾斯麦•西格夫里特带着尼伯龙根的宝藏回到家中。”

这种类比在当时极为流行，史诗素材就这样成为崛起的德意志民族的自我认同符号。“民族史诗” 的地位愈加变得理所当然。

整个19世纪，《尼》素材不断以文学、雕像、绘画、舞台等形式得到创作加工，其中不乏与现实政治挂钩的例子。内外行们立足于冯•德尔•哈根的传统，极力从史   诗中发掘自己主观寻求之物。他们抽取出文本中的图像，将其联系到具体现实中： 要么以西格夫里特象征德意志，要屠戮法国的巨龙而取得胜利和平，而谋害他的哈根则是德意志的阴险背叛者；要么反过来将哈根视作德意志的不屈精神的代表，要学习他与当代的匈人死战到底。     

在部分学者的呼吁下，《尼》还走入课堂。起初教学核心还是培养对本族语言文化的热爱，但其后便不出意外地逐步蜕变为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洗脑。

同期当然也不乏其他声音。例如黑格尔写道：“在《尼》中，我们虽在地理上处于家乡土地，但［……］与我们当下教育中的一切情状及其中所体现的祖国情怀都割裂甚远，故而我们即便不算很学究，也会觉得相比之下还是荷马诗歌远更亲切。”

叔本华于1851年表示将《尼》与荷马相提并论不仅无益民族教养，更是一种亵渎。类似批评其实不少，限于篇幅不多引述。

但这都挡不住滚滚而来的“主流”。必须承认，在反侵略的背景下，民族主义尚   是积极力量，冯•德尔•哈根等人的个人思想总体也倾向进步。

但终究止不住各类阐释泥沙俱下，局面愈加失控。各类评述时常互相矛盾：例如哈根时而是德意志最卑劣之敌，时而又象征德意志的忠义；人们时而将俾斯麦比作哈根，时而又比作西格夫里特，全不顾二人本是死敌，且都悲剧覆亡；另外反动与进步力量同样将史诗素材用于自己的宣传……其实立足口头流传的史诗文本对情节的模糊或矛盾之处本来就较宽容，也缺乏明确的价值取向。

上述思路在原文中多少都有些许依据，但都是片面的，代价是忽略或曲解其他部分，故而是在背叛作为整体的文本。乌苏拉•舒尔茨总结认为，这是“不考虑囊括了复杂的情节结构与动机结构的［整个］被叙述的故事，而是抽取人物们的单独场景与局部画面，将之功能化为意识形态承载者和导向模范。同时忽视史诗其他章节有着截然相反的陈述。”赫尔弗里德•明克勒称之为“对迷思的减半”。

总之，文本歪曲程度愈加严重，解读方式也愈加荒诞，并毫不意外地掺进了大量糟粕，此处仅引一例典型：

“罗曼人，你们很熟悉德意志人的熊爪之击，／［……］／而你们斯拉夫人、波兰人早了解德意志力量，／［……］狠狠践踏你们后颈。／［……］／曾几何时德意志英雄们在垂死时英勇厮杀，／我们的敌人面临的将 是第二场尼伯龙根之战。／若德意志末日时三支异族战吼响起，／那古老传说将作为可怖预言成为现实。／［……］／上吧！让所有田野山岭焚起火焰，／让古老橡树林化作骇人焚尸场。／［……］／威逼尼伯龙根人的艾柴尔的殿堂在烈焰中崩塌，／日耳曼人毁灭之日欧洲亦将火海一片！”

身为大学者的作者竟全然无视并歪曲文本信息。他的疯癫、狂傲、嗜血的语气，他的毁灭情结、暴力倾向和种族主义都已然流露出世界大战时期对史诗素材全面滥用的前兆。

总之，《尼》在德语文学史中的地位从一开始就饱受争议，早期虽然有若干学者努力推动，但其被接受历程仍极为曲折，是政治风潮以曲解文本的代价才强加给它  “民族史诗”的地位。

五、世界大战时期的尼伯龙根噩梦

两次大战期间，对《尼》的政治滥用达到顶峰，文本扭曲到无以复加。这并非一日之寒，而“只是早已开启、在传承中不断增强的歪曲文本过程的最后一轮爆发”。

德国议员弗朗茨•冯•李斯特1914 年在一次演讲中，借用时任德国总理伯恩哈特•冯•比洛先前为描述德奥同盟而创造的“尼伯龙根之忠”一词，来赞颂两国的战友关系。可就连他也尴尬于史诗的悲惨结局，被迫解释这一比喻也不完全得当。       众所周知，此语后来“乌鸦嘴”式地以两大帝国的崩溃而成真。

但史诗迷思并未随“西格夫里特阵地”的陷落而消散。战后的德国盛传一种阴谋论：战败并非前线之责，而是后方社民党、共产党、犹太人破坏，好比史诗中的哈根从背后捅死毫无防备的西格夫里特（第９８１诗节），史称“背后一刺传说”。

齐格弗里德背后一刺

此传说于时颇有影响，例如兴登堡元帅在回忆录中写道：“正如西格夫里特在暴怒的哈根阴谋刺向他的矛下倒地一般，我们的前线不堪重负而崩溃了。”

希特勒则在纳粹党报上叫嚣，他的政治敌手“会立刻再将矛刺进德意志的西格夫里特的后背。”此外他在《我的奋斗》中也提及“背后一刺”，并狂想：“一场火已经点燃，烈焰中必将诞出宝剑，助日耳曼的西格夫里特重获自由，让德意志民族重获新生。”元首的思想导师埃卡特也曾为

《尼》赋诗： “此歌并非一人所唱，／是全民族在其中自我赞美；／德意志民族的心灵将其创造。／［……］／无义的匈人盘踞门前，／眼中闪耀的光芒／透露着对黄金与鲜血的渴欲，／［……］／匈人民族，地狱的畸胎。／［……］／对我们犯下的百份罪孽。”在这里，史诗素材与民粹思想及种族主义相杂糅。事实上，史诗中的匈人从未觊觎尼伯龙根人的财富，悲剧源自勃艮第人内斗，却平白殃及匈人（这与《狄特里希之萨迦》等传说旁支不同）。故而这无疑是赤裸裸颠倒黑白。

不仅政客，文艺界也加入了歪曲史诗的竞赛：例如在著名导演弗里茨•朗格（于1924年“献给德意志民族”的尼伯龙根电影中，匈人被丑化为歪瓜裂枣的半兽人。毫不奇怪，后来的元首很喜欢这部电影。历史小说作家维尔纳•杨森的《忠诚之书———尼伯龙根小说》通篇充斥着暴力、仇恨与种族主义。其成书虽远早于希特勒夺权，但细节与后来的纳粹口吻惊人地一致。

这部书到第三帝国时理所当然地极为畅销，作者也与希姆莱称兄道弟。类似事例数不胜数。

教育家们也不甘人后地将狼奶写入课本。例如克劳狄乌斯•勃容加在中 学课纲中要求学生们仿效谋杀者哈根的心狠手辣、为 非作歹的精神：

“整个世界文学中几乎没有其他形象能如他那般给予学生人生 价值。

［……］他是正直、强大、可靠的男子汉典范。课上应思考，在由元首服务全民福祉的帝国中，若人们都满怀奉献精神地为其打破市民阶级的庸俗、琐碎道德的破烂框套，那会如何？无论对错，这可是我国家的事！

大家要明白，英格兰强大全是靠这种政治家，而我国屡遭挫败恰因缺少此类人。”

有意思的是，纳粹宣传非常青睐《尼》中作恶的哈根。在冲锋队训练纲领中，哈根被列为榜样，是 “狂热追求男子汉忠诚者”。 海因里希•希姆莱曾盛赞哈根，亲自撰文褒扬杨森小说中的哈根形象，甚至授意《日耳曼尼亚》杂志夸赞他就是当代哈根。

没有人在意过史诗明确谴责过哈根（第876诗节）。

某些言论已是荒唐不堪：例 如库尔特•格尔拉赫－ 别尔瑙认为西格夫里特是纯粹的北方雅利安人，而勃艮第人则已与南方异族混血。前者错把较劣的后者认作同类，从而违背“种族法则”。这种“去北方化”正是全体德意志人的“尼伯龙根之诅咒”云云。

总之，其时盛行先入为主的视角，全然无视文本信息，试图从无辜的中世纪文本中为独裁专制、种族主义、侵略战争等邪恶勾当寻求依据。

​到纳粹后期，“民族史诗”地位早成了理所当然的传统与事实：“《尼》是我们的民族史诗吗？人们可一直这么称呼它！”但是即便纳粹学者也有异议：汉斯•瑙曼不满史诗以英雄的毁灭告终，因而认定其只是霍亨施陶芬王朝的一曲挽歌，不配象征志在统治世界的德意志人。

1924年版的尼伯龙根

  他认为，德意志民族史诗尚待创作，而其素材只能是元首。其实元首本人对史诗的绝望结局显然也持有保留意见，他曾要求不用《尼》，而以《埃达》中的场景来装饰御用会议厅的墙壁。

1943年初，赫尔曼•戈林在演讲中将早已无望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比作哈根在匈人大殿中的死斗（第36章），企图驱使士兵也这样至死不渝：

“我们知道一部雄壮的英雄史诗，讲述了场无与伦比的厮杀，也即‘尼伯龙根之战’。他们也曾屹立燃烧的大殿中，用自己的血止渴，但他们还是战斗到最后一人。今日那里正激荡着一场同样的战斗。千年后每个德意志人都将神圣战栗而满怀敬畏地说起这场战斗，并回忆起德国正是在那里克服了一切而取得决胜。”

斯大林格勒的惨败正是二战转折点，很快第三帝国也遵照古老史诗的“剧本”，同尼伯龙根人一样全面覆灭。穆勒总结过：“在近年的《尼》研究中，这一令人安慰的见解广为传播：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在史诗中并无任何支撑，是建立在严重误读之上的。”但可悲的是，在明显缺乏文本依据的情况下，谬误竟如此长久而广泛地传播，助长了政治灾难。战后学者面对着噩梦般的历史，很难再以“民族”豪情看待史诗：“史诗被演到了结尾，其魔力消散了。自1945年起，尼伯龙根人再也统治不了德国人的头脑，德国人也再不是尼伯龙根人。”

 “民族史诗”的 命运就这样终止。

六、结语

“史诗”作为富有民族性的文学流派固然源远流长，但是“民族史诗”的概念却并非自古天然产生，而是来自现代民族主义。在民族意识觉醒的背景下，欧洲各民族都一度热情地找寻一部自己的“民族史诗”，以支撑共同体的构建，并论证本族的文化价值、历史渊源与政治地位。换言之，“民族史诗”的概念本身就是特定时代风潮的产物。在强调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战后世界，它早就过时而多余。

《尼》无疑是中世纪德语文学中最为优秀的文本之一，但其“民族史诗”之名则纯粹来自后天的政治建构。其文本内容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对应作品也有着深刻区别，因此原本无力担当这个头衔。此外，它早在中世纪就已经与德意志人的思想观念有着显著隔膜，自然更无法与现代的“德意志民族精神”联系起来。

曾有许多人为正义或邪恶的目的，试图以《尼》作自己动员民族力量的工具，从而极力为文本附加其原本没有的意义，乃至不惜歪曲颠倒。此过程可总结为“立足当代需求的、当下化的侵占与功能化。”然而此类解读缺乏文本支撑，必然在政治狂热逝去后枯竭。《尼》并非被当成“民族史诗”而作，在中世纪亦无“民族史诗”之说，今日的它也不应再被当作“民族史诗”；它只是一度被强加上文本并不承载的政治蕴含，以致在疯狂年岁扮演起悲剧性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