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成了后苏联范围内最吸引中国的国家”: 一位哈国学者的思考（下）

▍上合组织面临的挑战

上合组织在积极向前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现实的挑战，当前，组织自身发展和外部破坏性风险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今天看来，不相融的两国（比如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所带来的规模扩大，对组织平衡、妥善、渐进发展构成一定风险。印巴两个有核国家边界关系相当复杂，地缘战略和经济利益也不相调和。虽然，上合组织章程希望组织成员国之间是没有“利益冲突”的，但印度和巴基斯坦不仅存在此类问题，还由于两国自身的独特性以及不妥协的立场，严重阻碍了在组织框架内寻求并采取相互有利的解决措施。此外，在上合组织主导者（例如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利益关系中，与上述国家都有自己的一套“利害”关系。如果说印度是俄罗斯在上合组织中的“保护对象”，那么众所周知，巴基斯坦和中国的政治经济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因此，在上合组织内部，可以看到国家之间的某种“集团对立”，不利于制定共同而妥善的解决方案。

第二，印度新冠大流行，国家医疗体系实际上已经崩溃，在这一背景下，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危机应对管理与互助具有现实意义。目前，印度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西方国家给印度提供的抗击疫情的人道主义援助，实际上仅仅是印度从西方国家那里得到的零星支持，与此同时，又使该国越来越深地陷入西方的影响。在个别成员国身处这种危机的情况下，各种消极作风和官僚主义阻碍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协调与决策，制造了不可信的氛围，塑造了无能的组织形象。2020年秋天，吉尔吉斯斯坦选举带来的严重社会经济危机，就连这种危机情况，上海合作组织也未能在该国促成共同协调的立场和提出使其稳定的措施。因此，在组织责任范围内，成员国发生危机时，上合组织缺少迅速有效应对的工具，这是该组织亟待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三，还有一点要超出上合组织所关注的中亚地区的范围。无论是从发展前景还是从现实方面来说，上合组织都正在成为“非西方类型”的全球组织，旨在促进某种全球性政治经济选择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合组织是一种有着自身独特性的“机制”，也是一种“非西方世界秩序”的模式。这对于中亚地区的“年轻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来说，是相当“冒险的事业”，因为这项事业几乎在“逼迫”这些国家在当代世界大国的对抗中加入某个全球性的“集团阵营”，明显缩小了他们的外交政策空间，消解了其可持续发展的多维构建。这样就出现了矛盾的局面，上合这类权威国际组织的组建带来了地区制度的成熟，却降低了个别国家乃至中亚地区的国际主体性，不符合各国的根本利益和构建安全、稳定、可持续发展空间的任务。中亚地区正逐渐成为对抗的对象、当代世界主要大国利益和野心碰撞的“试验场”。例如，在“5+1”这样的机制当中，与美国的关系，与中国的关系和与俄罗斯的关系，在平行的磋商机制中处在对立面。中亚国家作为被影响的目标被卷入了“大博弈”，而加入上合组织不仅没能“阻止这些国家”参与“博弈”的任何一方，反而还将他们积极拖入一些大国的对外项目和地缘政治盘算当中。

第四，在组织内部，一些国家自己狭义上的国家利益无法得到满足，使这些国家之间有着各种各样的“断层线”，这些不平衡因素对上合组织效率带来不可轻视的影响。年轻的上合组织国家难以在该组织的规划议题中坚持自己的“地区议程”，被迫追随组织当中的大国权威及其地缘战略的地区改革计划，而他们自身在中亚的发展议程中被“置身事外”。这些国家在上合组织内的活动仅限于“流于形式”，需要在主要国家之间的博弈当中被动地觉察自己，大大降低了“上合年轻成员国”对组织的兴趣。因为在组织当中“跑龙套”是不符合这些国家的根本利益的。因此，这些国家越来越倾向于建立有相近利益的“相似国家俱乐部”。于是，就出现了这种协调中亚地区小国立场的机制——中亚地区国家元首协商会议，其中也包括土库曼斯坦，虽然它不是上合组织的成员，但土库曼斯坦积极参与同中国、俄罗斯的合作。此外，在一些相对较大的伙伴国的压力下，中亚年轻国家之间在利益和潜力方面也存在着内部竞争，在地区内部难以达成协议和相互妥协，极力在组织中的大伙伴国那里“提高得分”，以便在给这方还是那方投票时，争取一些红利。尤其明显的是，中亚地区正在进行一场别具一格的“吸引中国投资的争夺”，或者说是争夺中国优先关注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大家都还记得，上合组织成员国曾在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铁路线的建设上发生过分歧。

第五，甚至，一些国家参与国际关系当中的独立地缘政治格局，会干扰组织内部的联合战略决策。已有的先例是，印度加入“印太合作”，与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共同制衡的不仅是中国，还有上合组织独特的地缘战略选择，实质上是在亚洲地区推行“西方机制”。在这种西方关系的语境中，中亚地区也有吸引阿富汗这一“地区联结”载体的任务，例如美国领导下的南部运输走廊，也被称为“新丝绸之路”，经由阿富汗到传统中亚地区，包括该地区的后苏联国家。俄罗斯的立场在后苏联的中亚有着某种非建设性的力量，该地区被俄罗斯视为涉及其地缘政治利益的、“自己严格控制的地带”。在上合组织的投票中，亲俄罗斯的方向对该地区这些年轻国家来说几乎都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大家还没能克服那种面对所有紧迫的国际政治问题都“看克里姆林宫”的习惯。对于俄罗斯和中国来说，有协调双方利益的“第二条道路”（也包括上合这组关系）是组织内“秘密操控”的独特工具，然而与公认的章程相比，则更容易引起组织其他成员的不信任和不接受。

第六，上合组织活动的僵化和低效有一定的形式主义原因——组织活动的规制一直没有变化。上合组织在20年前就已经成立了，即便最初它在解决中亚国家边界问题和维护地区安全方面表现出自己的效率，然而到了现阶段，我们认为，上合组织需要实质化的转型和迅速灵活的转变，才能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或是应对不断出现的新的发展“风险”。例如，通过“观察员”和“对话伙伴”机制让其他国家参与组织的“长期模式”并不总是能够提高组织的效率、权威性、重要性和潜在影响力。有时，在为了地区利益开展的国家间合作道路上，却会表现为一种“官僚主义的障碍”。此外，上合组织的全球化（即希望解决我们这个时代共同的全球性问题）和地区化（实际积累资源和潜力）趋势，越来越降低组织作为有效“参与者”的可能性，把它变成了一个官僚的“利益俱乐部”。从制度的角度来看，在某个成员国的行动不符合组织原则的情况下，会被排除在组织之外，这种多数国家否决一个成员国的机制也并不完善。

第七，上海合作组织也会在自己的活动当中面临一些来自有竞争关系的国际集团和国家的直接阻碍，他们将上合组织视为对手，极力采取措施来平衡组织成员国和自身之间的利益，制定“软战略”进行制度对抗（为一些小国提供好处或优惠来使他们退出或不加入上合组织）。中亚地区的不稳定也会损害上合组织的威信，刺激组织内部国家之间的竞争，造成他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当上合组织的活动缺乏组织性，或有时组织活动失去了意义，基本上就陷入了“管理混乱”的境地。例如，吉尔吉斯斯坦曾发生过“三次革命”，这一系列“变革”不仅是对吉尔吉斯斯坦人民的考验，也是对上合组织这个整体的考验，组织没能就该国形势制定自己的“议程”和政策。西方也在针对一些国家和整个组织发动隐秘而混杂的信息战，如在中亚国家的“恐华”“恐俄”现象中“带节奏”，支持民众反对各种联合经济、文化项目，其中包括上合组织框架内实施的项目。

第八，值得关注的是，当代国际关系的激荡和国家间较大的冲突与对抗，会对“新常态”的形成造成负面影响，从而不利于国际组织框架内国家间合作机制的发展。例如一些国家在其战略中引入了民族主义经济政策、民族特殊性政策、“新不结盟”政策（политики«неоизоляционизма»），并且不再相信任何区域互动模式的有效性。有一种“病毒”正在进入我们这些国家的国民意识之中——互相不信任，并且“草木皆兵”。这些趋势为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带来了新的障碍，致使成员们消极看待当今世界的发展情况，在为现实发展问题选择这样或那样的解决方案时“小心翼翼”，其发展理念和座右铭，变成了被动的“不去伤害”，而非积极主动地使中亚地区形势“变得更好”。

上合组织过去20年的发展经验不仅证明组织有着自身的发展动力，更反映出我们这些国家社会经济演变和政治转型的复杂性，以及各种并不简单的双边、多边关系。这些最终都会影响上合组织的命运。尤其是，事实上，各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根本转型是这一时期整个上合组织国家空间的特征。例如，上合主要国家——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治生活变化会刺激组织的发展。两极体系崩溃后，美国单边主义主导的世界政治格局，对中俄走出阴影，施展国际抱负，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契机，对两国在整个国际关系特征转变的过程中加强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取得了成功，建立了自己的政治话语体系，国家的领导实际上在改革过程中获得了长期的全权委托，民众对国家领导的政治信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保障。“一带一路”的全球性倡议由中国提出并非偶然，它旨在更新参与国的经济基础设施，其中也包括上合组织国家。现在看来，“一带一路”倡议是合理的国际项目，有着现实的可能性与推动世界现代化的潜力，有机会成为经济正向发展的基石，而这一基石会在具体条件下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国家社会经济合作战略的基础。俄罗斯总统提出的“大欧亚”构想对上海合作组织的长远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潜在影响。这一构想以开放合作为基础，在经济战略中将政治体制不同、文化特征各异的国家融合在一起，从而丰富国家关系的内涵。这种方式将参与欧亚一体化进程的后苏联国家间的互动提高到新的水平，吸引了许多新兴国家的加入。上合组织机制是其中十足的“标志性现象”，在共同原则、价值观和任务的基础上将所有新兴国家聚集到一起。但扩大组织规模的同时，也应当深化并充实组织的内涵。

然而，俄罗斯在上合组织中的定位往往影响着该组织的活力与效率。众所周知，俄罗斯领导人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持保留态度，尤其是在自东向西的实际运输通道建设、中国在中亚地区的项目推动方面，克里姆林宫总是把这一地区当成俄罗斯的“后院”。通过吸引那些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加入关税同盟和欧亚经济联盟来限制该地区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其中包括阻止中国经济向该地区扩展，为中国在中亚地区大规模存在、以及通过倡议和自贸区互动开放整个欧亚大陆的贸易空间制造障碍。2015年签署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说明，一系列国家间的合作项目还仅仅“停留在纸面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看出，这种“停留在纸面上”是上合经济合作的阻碍因素，并没有实现它的发展。中国倡议的主要项目已经实施，并且正在实现国家经济项目的双边对接。例如，哈中经济合作，新经济政策“光明之路”（哈萨克斯坦）与“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对接，成果显著，经济指标快速增长，对整个中亚地区影响倍增。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俄罗斯对于同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做出了各种承诺声明，但对于多边互动的态度仍然十分谨慎，其中就包括上海合作组织。例如，俄罗斯决定加入亚投行比预期要晚得多；与此同时，俄罗斯领导层正在推动自己关于建设上合组织开发银行的倡议等等。

对于今天的中亚国家来说，俄罗斯如何理解和接受后苏联的新主权国家具有重要意义。现在克里姆林宫的主要观点是，由于苏联的解体，俄罗斯不仅没能巩固自身在该地区的地位，反而丧失了“帝国”的地位。对于欧亚大陆上的后苏联国家来说，苏联解体是通往解放和获得独立的一步。这种尚存于政治家、人民情感当中不一致的价值观，阻碍着欧亚经济联盟、集安组织、上合组织等国际组织框架内的力量团结。总体而言，就重大国际倡议的实施来说，今天的俄罗斯正在成为一个难测的、易发生冲突的伙伴，几乎所有后苏联邻国都有同感。在国际社会看来，俄罗斯是与西方“对抗轴线”上的一个核心国家，其为了更好地维护本国利益，对后苏联国家多维外交政策的向外拓展与回旋余地造成了破坏。不仅如此，俄罗斯领导层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对抗西方的工具，也将之视为自己得以在中亚安全问题上独占主导地位的平台。这种“对抗设置”显然与一些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利益相悖。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中的一些中亚小国，因为中美之间的“对抗轴线”，也有着类似的“心理不适”。加上，中国全球治理计划的前景及其对中亚地区——“上合责任地带”——的影响并不明朗。此外，白宫新政府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将他们视为“世界秩序修正主义国家”，大大挤压了中亚国家外交政策的范围。很明显，中亚小国不能“与西方争吵”，西方拥有绝对的技术优势，并且有能力在那些不中意的国家制造“管理混乱”，造成无法预测的后果。一些国家在权力交接时，都曾遭遇外来势力带来的“颜色革命”。尤其是哈萨克斯坦权力交接的时候，2019年春天起，我们就承受着外部压力，迫使国家领导层采取非常谨慎的外交方针。比如，与俄罗斯之间有着一系列敏感问题，特别是在一些俄罗斯政治家发表了有争议的言论之后，其中包括俄罗斯领导人对某些“礼物”的态度——对后苏联共和国领土完整性提出了质疑。俄罗斯国家杜马的一些代表在发言中直接攻击哈萨克斯坦。因此，我国需要实行多元外交，加强与中国、土耳其等东方国家的合作，来平衡以美国、俄罗斯为代表的权力中心的影响，降低可能的风险和外部干涉。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很难指望得到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任何机构的保障，因为大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因此，中亚国家对上合组织效率抱有一定程度的不满。而很明显，这些地区国家的声音被忽视了。有这样的先例，在中亚地区发生不稳定局势时，上合组织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平息个别国家之间的局部边境冲突，例如在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2010年在奥什发生的吉尔吉斯斯坦南部骚乱事件。类似的情况致使那些对该组织寄予的厚望化为泡影，上海合作组织成了一个只能看清楚共同和协同利益轮廓的“影子剧院”，或者说是一个“表演俱乐部”。对此，哈萨克斯坦建设性地提出，以我国发起的亚信峰会为基础，在中亚地区建立一个类似欧安组织的权威、高效的地区安全组织。我认为，在没有任何集团分裂和多方利益干涉的条件下，两个地区组织的相互协同是非常有前景的。通过提升为地区安全组织，使亚信峰会制度化，加上上海合作组织所拥有的友好、符合亚洲主要国家利益这些确保亚洲大陆稳定发展的潜在影响力，有助于构建稳固的互动结构。亚洲地区这两个国际合作机制，有利于在未来形成一个强大的地区组织，符合亚洲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不会受到国家政治体制不同或文化-文明身份模式选择不同的影响。

哈萨克斯坦作为亚信峰会的轮值国（2020-2022年），现任领导人积极推进这一外交轨道的对外政策，旨在使亚信峰会转变为一个成熟的、致力于解决亚洲地区安全与发展问题的国际组织，借助有预见性的外交策略，稳固推进包容、相互理解和文化多样的意识形态。这是有效反对仇恨和不容异见的关键。亚信峰会未来的命运将有赖于俄罗斯、中国、印度、伊朗、土耳其、哈萨克斯坦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意愿、努力与影响力。亚洲与世界需要的不是新的领导，而是基于开放、平等和整体安全原则的、新的不结盟的国际合作架构。这完全是亚信和上合的共同追求。在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看来，这一机制类似于欧安组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但有着自己的“亚洲特点”。尤其是在各类地区性论坛上，许多亚洲国家的专家和政治家都坚持这一点。公正地说，在协调亚洲国家立场时，西方政治传统所固有的“制度决定论”是很难被接受的。许多中亚的专家学者认为，组织机制的合理化、制度化并不符合亚洲思维，需要制定更为灵活的解决方案，以实现亚洲国家、人民之间的互动。显然，这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可接受的对话条件、实施举措和信任原则。事实上，哈萨克斯坦的立场恰恰体现在承认需要开放和感兴趣的互动，需要发展有助于协调各方立场的方法和道德规范。由此，哈萨克斯坦的对外政策创新，就像深谙隐含政治内涵和意图的“诚实的中间商”，使我国在许多非西方国际平台上扮演“值得信赖的参与者”的角色。不仅对我国，甚至对于后苏联的欧洲伙伴来说，也尤其重要。例如俄罗斯，目前正处于国际孤立和对抗的局势当中，并真正地在其外交战略中表现出对“转向东方”的关注。

众所周知，在当代欧亚大陆，其中包括后苏联空间，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曾是兄弟关系的加盟共和国之间因缺少这类协定，而出现的领土争端，往往还会导致军事冲突，破坏人民的生存环境，造成人员的大量伤亡。例如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冲突，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俄罗斯与乌克兰、摩尔多瓦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与塔吉克斯坦之间的关系和领土争端。僵化的结构和形式在我们这些国家的政治中依然占上风，完全不利于找到妥协和积极解决的方案。在这方面，哈萨克斯坦“对话”外交的倡议创新——其中也包括上合组织机制——可以充分促进大陆国家之间关系的稳定与平衡。

现在，需要发展可以对抗“零和”世界秩序的范式，尤其是国际舞台上正在上演强者们古老的“弱肉强食”，它们不惜一切代价主宰、吞没小国，不愿意承认它们的利益和主权。例如，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声称，原加盟共和国独立后的主权领土是俄罗斯赠送的“礼物”，质疑他们的国家性。这成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意义上的背景。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于同俄罗斯之间的平等伙伴关系以及在国际法规范基础上合作的可能性产生了怀疑。我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在组织内部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上，也面临着类似的一些来自合作伙伴的“分歧”。

国际组织整合成员国战略利益的运作实践表明，组织中相对弱势的伙伴国经常遭到排挤，利益往往被忽视，在无尽的让步中耗损资源，最终不仅造成决策失效，更会导致整个系统的退化，组织秩序质量下降。而组织秩序作为一种合理的决策系统，有利于组织目标、世界和谐的发展。在体系解体背景下，世界被原子化和边缘化，变成“大乱斗”的空间，全球性问题与日俱增。“标志性”问题之一就是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大流行。疫情不挑选感染者，其造成的消耗也不论穷国富国，即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潜力也会被显著削弱。生存空间的缩小、人类生命活动面临的风险、世界上生物多样性的减少……这些仅仅是人类居住的这个现代世界所面临的显性威胁。尽管全球和地区威胁日益增加，但上合组织目前还未能达到清楚地意识并应对参与国发展所面临的实际威胁的程度，仅指出了显性的传统威胁，而忽视了其普遍的、全球性的背景。在该组织框架内占上风的往往是成员国自己的国家利益，得到解决的是当下的发展问题。然而即使在这个层面，也出现了潜在的威胁和弱点，无论是对个别国家来说，还是对组织整体而言，这些威胁和弱点都显著降低了组织的效率。

综上所述，显然，上合组织未来发展过程中最关键且最复杂的任务之一，是各成员国国家利益的协同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呈现。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将组织活动的重点放在某种从小项目到大项目的“合作轴”的“旋转”上，限定参与者，比如不是所有组织成员都可以参加，而是仅纳入完全认同项目目标的国家。这将显著改善上合组织在某些领域活动成果的有效性，并在总体上提高其影响潜力。如果上合组织能够成功地构建一种新的理念，拉近并兼顾各个成员国的国家利益，在最高的国际层面汇集、分级和呈现，那么上合组织将会成为权威国际平台，形成一个对组织未来的成员国来说具有现实意义和吸引力的全球议程。因此，在我们看来，上合组织的目标，就是要作为一个灵活的组织，一个有效代表不断增长的全球性政治经济力量利益的组织，这些力量里往往有出色的“第三世界”国家，全球事务需要它们，它们也应当参与其中。

▍关于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建议

就上合组织未来的发展前景而言，它有着显而易见的在世界上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但该组织地位的进一步巩固则与以下因素有关。

第一，世界局势发展变幻莫测，动荡不定，前景不明，存在若干风险和薄弱环节。今天我们不是在谈论寻找更有效的全球领导，而是在寻找一种普遍的妥协，平衡世界大国的利益，协同国际组织的关注重点，理解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所以，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交往理念完全是有道理的，也是有前景的。对于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来说，与“上海精神”一样，也要意识到“人类命运”的共同性，以及作为大国对世界未来的责任。当今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清楚地表明，无论是在国家间的层面，还是在水平、构成、意识形态氛围和经济潜力不同的国际组织之间建立建设性的关系，之前的互动结构都显示出了它的脆弱性。

第二，对于国际组织来说，无论其如何布局、能否团结一定数量的成员国，最关键的并不是解决重要问题时的个别利益，而是要符合对于职责范围内和平、合作的共同组织原则的理解和期待。就上合组织工作效率的评价来说，我认为，过去的20年间，没有发生国家间的流血冲突，并防止了中亚地区出现大规模的局势动荡，这可以说是该地区国家活动的积极成果，其中也包括上海合作组织机制的成果。尽管各成员国之间在制定计划和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存在一定分歧，但上合组织的特色是基于对共同问题和地区命运的理解，彼此合作，这也是其价值内涵。

第三，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上合组织的一般原则和价值观应体现在现阶段具体发展问题的解决之中。上合组织建立之初，旨在协调边境问题，打击中亚地区的“三股势力”。而如今，上合组织需要根据当前世界局势，更新组织的议题和地区发展优先事项。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更新上合组织的议题范围，包括就所有成员国面临的重要问题开展大规模对话。例如，在各国新冠肺炎疫情严峻的情况下，应当考虑将病毒安全和卫生体系现代化合作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毒品贩运一样，作为成员国之间合作的重要优先事项。就疫情问题共同努力，可以切实拉近各成员国的立场，改善各成员国人民之间的信任气氛。

第四，数字合作也是上合组织发展的优先议题之一。上合组织的所有成员国都正在经历人与人关系的新数字化转型。目前，所有上合组织国家都在制定并实施数字化计划。但是，如果各国通力合作，交流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各领域的先进技术和成果，这项工作会更加有效。教育、医疗、社会领域、科学交流、旅游等“非政治领域”的数字化，可以成为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实行具体合作的对象，从而显著提升相互之间的“国家开放度和信息透明度”，提高人民之间的信任水平。

第五，我认为，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不仅包括拓宽议题范围，还包括广泛吸纳非国家行为体的参与，特别是来自信息空间和博客领域的大众。通过我们各国积极的社会交流，创建共同的现代化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来增进“相互识别”，而不仅仅是通过官方和规范的渠道沟通，还可能朝着创造共同价值和文化社会空间的方向推进。这在各国实行封锁措施并转向远程线上交流的当下尤为重要。新现实要求寻找新的社会化和制度化形式，其中也包括在国际组织当中寻找。

第六，形成兼收并蓄的“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重要的意识形态任务。在国际对抗、“贸易战和技术战”、制裁制度、国家间势力范围划分的背景下，“上海精神”的传承具有现实而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我认为，利用上合组织谋求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制造对抗阵营的做法是不应被接受的。上合组织是秉持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国际组织，旨在保障中亚地区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超出组织的既定规则框架，将导致组织失去本色、偏离初衷。我认为，应由各成员国专家组建超国家委员会，负责跟踪和监督各成员国对组织规则的遵守情况。

第七，应该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发起国和新加入的国家提出特别要求。发起组织的两个关键国家（中国和俄罗斯）的行动尤为重要。作为上合组织的领导者，他们肩负着维护各国共识，以及使上合组织不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国家发生对抗的道德义务。

第八，总的来说，我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当代国际关系中和谐、稳定的力量，在当代国际社会中占有相当权威而重要的地位。当前国际局势混乱动荡，替代方案尚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拥有稳定、可持续的地区制度非常重要。对于中亚而言，保障当今国际和地区秩序稳定、和谐的关键角色仍然是上海合作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