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电影大师选择自杀

文/Yinanaa

图文：审稿-蟹黄捞饭、制作-8

封面图：中国姑娘 La chinoise

据多家法国媒体报道，2022年9月13日，法国导演戈达尔在瑞士选择和接受了辅助自杀，享年91岁。至此，法国电影新浪潮曾经搅动风云的大师们均已离世。

享誉全球的导演有很多，但似乎唯有戈达尔，他的一切都是关于电影。他一边用影像揭示影像的虚假，一边留下名言“电影是每秒24帧的真实。”连他在疫情期间连线直播，都能引发对电影本质和可能性的探讨。连他晚年避世偶尔闪现在谷歌街景，都像是对媒介-现实（media-reality）的某种评论。

法国艺术家 理查德·杜马斯 镜头下的 戈达尔

出生于1930年的戈达尔在经历了“高考失利”、“复读”和“二战”后，在19岁入读巴黎索邦大学人类学专业。

不过，他大部分时间都流连在巴黎星罗棋布的影院和影迷俱乐部。在那里，他结识了此后的同道：特吕弗、里维特、夏布洛尔……二战后，迷影（cinephile）潮席卷法国，1951年，《电影手册》应运而生，并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评论杂志。戈达尔作为影评人的生涯就此开启。

“在《手册》，我们所有人都将自己视为未来的导演。”在他看来，写与拍、评与导是一致的。“如果电影消失，我将转向电视；如果电视也消失，我将回归纸和笔。”

《电影手册》重访 让-吕克·戈达尔 

在戈达尔的代表作之一《狂人皮埃罗》（1965）里，皮埃罗遇到了一位美国导演。后者告诉他，电影是关于爱、恨、动作、暴力和死亡；一言以蔽之，关于情感。这类将电影和表征（representation）或叙事（narrative）的等同，正是戈达尔所拒绝的。

二战和大屠杀的惨痛历史迫使欧洲人反思。法国电影界争论着电影的政治性：既然电影是一种文化产品，依赖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和流通体系，自然也服务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大到电影的历史叙事，小到一个镜头本身，都是意识形态机器的一部分。

如此，电影何为？

当其他导演或诉诸现实主义，或诉诸叙事和美学的革新时，戈达尔的实践被后世学者总结为“反电影”（counter-cinema）——

戈达尔的电影不遗余力地暴露电影作为意识形态机器的运作机制：人们走进电影院这个柏拉图洞穴，坐进狭窄的座位，准备认同某个角色，准备经历Ta的情境。

精疲力尽 À bout de souffle

而戈达尔的电影则时时呐喊：假的！他打破“第四堵墙”，让演员直接望向观众，拍摄导演向演员说戏的时刻，拍摄演员说错台词的时刻，保留“action”前那通常被剪掉的准备场景，用廉价红色颜料充当血液……线性叙事的湮灭、跳切、间离、声画错位、宛如抽象画的颜色使用……今日电影已熟练运用的“实验”手法，是戈达尔玩滥了的策略。

其效果类似B站很火的“世界最差交响乐团”朴茨茅斯乐团的演奏——用弦乐的方法演奏管乐，用管乐的方法演奏弦乐，还不赖。经典电影中那连贯、同一、有序可循的世界令戈达尔生厌。唯有打破同一，暴露虚假，制造不适，那被娱乐产品麻醉太久而休眠的思考能力才可能复苏。

狂人皮埃罗 Pierrot le fou 

在当时，有声音批评新浪潮为不关心现实的形式主义（formalism）。然而，只消观看几部戈达尔的电影便能分辨此种批评——电影不是关于讲好一个故事。戈达尔的电影包罗万象。

从阿尔及利亚战争（《小兵》（1963））到越南战争，从戴高乐主义到避孕套，它们关于一切，思考一切，讨论一切，而不给出答案。他是今人玩转的“散文电影”（essay film）的先驱。从《精疲力尽》（1960）到《随心所欲》（1962），戈达尔分明以摄像机为笔，撰写关于存在主义的哲学论文。

精疲力尽 À bout de souffle

存在主义的宣言“存在先于本质”直接指向虚无和轻浮——既无本质亟待实现，所言所行有何意义？

《筋疲力尽》里，男女主角在旅馆床上讨论福克纳的问题：在悲伤和虚无之间，你如何选择？男主角米歇尔选择虚无，即直面存在的无意义。中枪后的米歇尔跌跌撞撞在大街上向前奔跑，直至筋疲力尽地倒下，还不忘为自己阖上眼皮。

这部预算仅四千万法郎的电影来自一个抢过药店偷过车，因为超速杀了警察的法国青年的故事。戈达尔把特吕弗剧本中只有十行字的旅馆场景拓展到24分钟，又把成功逃跑的结局改成死亡。它是戈达尔的第一部长片。它大获成功。

精疲力尽 À bout de souffle

工作照

《随心所欲》里，性工作者娜娜以身体为舟，在存在之河中随波逐流。“我举手，我有责任；我转头，我有责任；我不悦，我有责任；我抽烟，我有责任……”人只要略一思索，便会掂量出“自由=责任”的重担，旋即被压得无法行动。在电影结尾，娜娜似乎停下思索，选择停驻在爱人的港湾，却遭横祸，无端死去。

随心所欲 Vivre sa vie: Film en douze tableaux

1960年代的法国和世界躁动不安。3M——马克思（Marx）、马尔库塞（Marcuse）、毛（Mao）是法国青年的精神导师。在持之以恒的创作和批判中，在与第二任缪斯安妮·维亚泽姆斯基的交往中，戈达尔敏锐地感知并加入了酝酿中的风暴。

在《中国姑娘》（1967）的媒体手册中，戈达尔指出：“十月革命过去50年了，美国电影业统治着世界……在好莱坞-Cinecitta-Mosfilm-Pinewood（后三者分别为意大利、苏联和英国的大型电影制片厂）统治的帝国之内，我们应该激发两三个越南人，在经济与美学双线作战，创造出民族的、自由的、兄弟同志般友谊的电影。”

中国姑娘 La chinoise

在《中国姑娘》里，戈达尔安排他的青年们几乎是预演了一年后的五月风暴，又预演了革命如何在空想和嘉言中土崩瓦解——这是《随心所欲》中语言危机的再临。

青年们无法忍受词与物混淆的世界，所以其能想象的最大革命不过是扛上炸药包炸了大学。而戈达尔随时准备在下一部电影中把过去的自己撕成两半儿再踩上一脚。在《中国姑娘》里，他把红宝书扑扑腾腾砸向插着美国国旗的坦克模型；在《周末》（1967）里，他让从车祸现场爬出来的女子撕心裂肺地呐喊“啊——我的爱马仕手袋！”

虽然“中国姑娘”只是嘴上革命，戈达尔却把社会思想灌注入作品和生命之中。他本人将1968年到1974年命名为自身创作的“毛主义”（Maoism）阶段。1968年，五月风暴如火如荼，戈达尔和特吕弗“占领”了戛纳电影宫，要求人们停止讨论镜头的推拉摇移，加入到工人和学生之中。

他和一群毛主义者成立了维尔托夫小组，制作了大量有直接政治指向的影视作品。维尔托夫本人的代表作《持摄像机的人》（1929）正以无所不能的电影之眼（kino-eye）传达共产主义社会的遐想。

持摄影机的人 Человек с Киноаппаратом 

戈达尔深刻的批判和“顽固”的态度让他遭遇爱人、朋友和年轻人的孤立。而其批判之锋愈利。

事实上，别说在80、90年代“回归”剧情片的戈达尔创造力并未枯竭，2000年和2010年后，他也越发老辣。晚年的戈达尔隐居瑞士小城，像传说中的武林高手，飞花摘叶皆可伤人。

《德国玖零》中戈达尔以影像直接介入历史——柏林墙倒塌，德国和“西方”的未来何在？从《电影社会主义》（2010）到《再见语言》（2014），到《影像之书》（2018），各种体裁的影像、声音、文学、绘画、音乐、建筑……随意拼贴，所追问者不止电影，还有生命。

蔑视 Le mépris

工作照 图片来自：壹图网

电影史学家托马斯·埃尔塞瑟曾精辟地指出，如果说纳粹德国曾以政治宣传、宏大叙事和《意志的胜利》这样壮观的影像煽动了整个德国，那么今日好莱坞的电影电视产品不过是以民主和“消费的权利”为名煽动了整个世界。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永远需要思考电影，永远需要消化戈达尔的遗产。“永垂不朽，然后死去。”（《精疲力尽》）戈达尔诚如斯言。

精疲力尽 À bout de souffle

我们都知道加缪的名言“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1995年，75岁的德勒兹将自己从巴黎住处的窗户中扔了出去，融入了他热情书写过无数次的“那比（人类）生命更强劲的东西”——生命本身。当此生此世的力量不再奔流，拥抱死亡是一种哲学的选择。戈达尔爽快地付诸实践。

他曾在现实和电影中反复“演习”自杀：

侯麦曾见过戈达尔沐浴在自己的鲜血之中；1970年代，在革命理想和安妮·维亚泽姆斯基同时抛弃他后，戈达尔两次尝试自杀；在《精疲力尽》里，主动拥抱虚无的米歇尔几乎是引诱警察开枪杀死自己——用特吕弗的话说，1960年的戈达尔绝望又悲伤，“他需要拍摄死亡，他需要这种结局”；《狂人皮埃罗》里，杀死爱人后准备自杀的皮埃罗临阵反悔，但来不及啦，一声爆炸，遁入永恒。

想象一下，精疲力尽的戈达尔忍无可忍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结束了生活对人潦草、琐碎和无尽的折磨。他最后一次执导的电影正是他本人的死亡，干净利落得就像按下马桶的冲水开关冲走一坨大便。他那狂飙突进的一生既然从未有过片刻妥协和停歇，也诚然该当终结于斩钉截铁的戛然而止，不容任何浪漫化的解读和意淫。这是比电影还精彩的结局。这是最好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