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是谁？

作者：温伯陵

　　伯陵说：    

　　填个坑，聊一下陶铸和曾志。

　　现在知道陶铸的人不多，

　　但曾经他被称为南霸天，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中国的走向，

　　是个历史转折点中的人物。

　　1

　　和很多开国高级干部一样，陶铸的原生家庭不错。

　　陶铸的爷爷陶益斋是晚清读书人，读了半辈子圣贤书，满心想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是晚清的破时局烂到根了，陶益斋看着来气，37岁就郁郁而终。

　　陶铸的父亲陶铁铮参加过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民国初年在湖北都督府做煤务转运官，积累了一定的社会名望，后来竟然卷进吴佩孚和谭延闿争夺湖南的斗争中，成立了一支武装牵制吴佩孚。

　　不过革命尚未成功，吴佩孚麾下的军官就花费1500大洋，买通湖南的地主土豪，以“通匪”的名义把陶铁铮逮捕杀害。

　　那年，陶铸才10岁。

　　年纪虽小，但有这样的父祖，陶铸显然不可能是普通人。

　　陶铁铮有个朋友叫申喧，是个老师，在陶铁铮牺牲后便把陶铸接到身边，包吃包住免费教他读书。

　　陶铸也很努力，每天晚上都要读书练字到深夜，并且日常读《水浒》、《三国演义》之类的书，准备学“万人敌”给父亲报仇。

　　1925年底，陶铸四叔的朋友从黄埔一期毕业，告诉他黄埔五期要招生了，我介绍你去吧，于是陶铸带着介绍信就去广州报考军校，被录取为黄埔五期，融入国共大革命的历史洪流。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青年陶铸走的每一步，都和父祖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但进入黄埔军校以后，陶铸的革命生涯就和原生家庭没关系了，而是随着我党的命运起伏不定。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陶铸被派到武汉工作，成为叶挺部队的营级副官。我军要发动南昌起义，陶铸就随军作战，失败后滞留广州。1927年底“广州起义”的时候，陶铸又被拉出来做总部参谋。

　　一次次奋斗，一次次失败，陶铸的命运起伏不定，再也不像以前一样有固定的规划。

　　随着广州起义失败，湖南和广东的党组织遭到严重打击，陶铸联系不到党组织，便一边流亡一边找党，经过衡阳、武汉、徐州等地，一直找到北平才和党组织重新联系上。

　　这份经历，属于缩小版的“朱德找党”了。

　　1929年8月，中央军事部的欧阳钦通知陶铸，中央已经决定了，派你去福建工作。

　　就这样，原本应该做纯军人的陶铸，逐渐被磨砺成“能文能武”的革命人才。

　　他在福建重建了闽南特委、创建了闽东革命根据地，并且于1932年在漳州见到了教员和总司令，亲自向他们两人汇报工作，从此以后陶铸便成了教员认可的干将。

　　也是在那一年，陶铸和曾志结为夫妻。

　　曾志是井冈山的年轻老干部。

　　1926年8月，陶铸在黄埔五期读书训练，曾志也考入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农运和革命的理论知识，随后被分配到衡阳和郴州工作，两年后随部队上了井冈山，做了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

　　刚上井冈山的时候，曾志才18岁，相当于现在高中毕业生的年纪，因为年轻貌美地位高，被人称为红姑娘。

　　曾志和贺子珍的年纪相仿，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俩人经常在一起说悄悄话，有时候还滚一个被窝，由于这层关系，贺子珍和教员结婚后，曾志和教员的关系也非常好。

　　后来贺子珍怀孕，教员要带兵出征，便委托曾志照顾贺子珍，曾志乐了：“老毛，这还用你说，包在我身上吧。”

　　小姑娘年轻泼辣，经常没大没小，教员也大大咧咧喜欢开玩笑，两人在一起总有莫名其妙的喜感。

　　有次曾志路过他们家门口，突然被教员喊住：“曾志、曾志，你过来。贺子珍正在说我喜欢你，爱你。”

　　教员边说边大笑，曾志听着感觉害臊，转头就走，晚年在回忆录里写到：“感觉毛委员这个玩笑很不得体。”

　　之所以感觉很不得体，一方面是贺子珍是她的朋友，另一方面是此时的曾志也结婚了。

　　1927年4月，曾志和夏明震结婚，但曾志后来说这次结婚是组织要求的，她本人并不愿意，属于年少无知时期的婚姻。

　　1928年3月夏明震牺牲，曾志恢复了单身，而因为工作中日常接触，曾志很快和蔡协民结婚。

　　虽然前夫刚牺牲不久，但曾志觉得，革命者随时要牺牲，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活。

　　教员和她开玩笑就是在这个时期。

　　但也正因为政治生活比夫妻生活重要，1932年6月蔡协民战败被处分之后，政治生命基本终结，曾志和他的婚姻便走到尽头。

　　于是在福建工作的曾志，遇到快速上升的陶铸，俩人当年就结为夫妻。

　　不过这次婚姻，两人除了工作因素以外，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曾志回忆说：

　　“蔡的感情非常脆弱，有时像个小男孩，难过的流泪。自从和陶铸相处后，他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我也乐于和他相处，心里总是挂念着他。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我就没有这种揪心的感觉。”

　　其实也可以理解，女性喜欢强大的异性，是人类经过百万年演化出来的基因，不管革命年代还是和平年代，这一点都不会改变。

　　如果有一个强大且喜欢的异性，这份婚姻就是最稳固的。

　　陶铸和曾志的婚姻就是这样。

　　2

　　和曾志结婚不到半年，陶铸就被捕入狱。

　　1933年3月，陶铸奉命到上海。经过顾顺章叛变，上海进入革命低潮期，很多党员干部人心惶惶，于是陶铸刚到上海不久，就被叛徒出卖。

　　国民党法官审讯陶铸的时候，问他信仰什么？陶铸说信仰共产主义。

　　“那放你出去，能不能相信三民主义？”

　　“不能。我不骗你，即便你放了我，我也不相信三民主义，信仰是不可以随意改变的。”

　　国民党法官觉得陶铸油盐不进，那就不放了，索性判你个无期徒刑吧。就这样，陶铸在南京中央陆军监狱里呆了四年半。

　　这四年半的时间，其他同志们在反围剿走长征，陶铸虽然也面临枪决的危险，但起码不用奔波，有一些自己的时间。

　　于是呢，陶铸在这段时间里读了《史记》、《古文观止》等文学书，并且系统研究了政治、经济、历史、文艺、马恩哲学等理论知识，极大丰富了知识储备。

　　他一辈子喜欢写诗文，担任大区领导以后还亲自起草讲话稿和宣传稿，文采好到那些秀才们都佩服，这份功底就是在南京监狱打下的。

　　直到1937年7月，国共重新合作抗日，周恩来同志和国府交涉释放政治犯，陶铸等人才离开监狱，重回革命队伍。

　　为了纪念这些年的牢狱生涯，陶铸和狱友们拍了一张合影，并且在照片后面题词：“百战归来认此身。”

　　陶铸还写了一首诗：

　　五年狱里艰辛过，一笑昂然对镜头。

　　珍重此身须记取，阶级仇恨尚深留。

　　他的诗词格调不如教员，应该和陈毅的水平在同一档次，不过在那个年代的革命队伍里，能写诗文就是正经的知识分子了。

　　此后十年，重回革命队伍的陶铸是万金油角色，没有固定的部队，也没有固定的派系，教员认为哪里需要人就让他去哪里。

　　湖北缺少抗日干部，陶铸便受命在董必武的麾下，开办汤池干部训练班。湖北没有抗日根据地，陶铸便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和李先念合作拉起数千人的队伍，被整编为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

　　延安准备召开七大，需要整理材料，陶铸又被调回延安做中央办公厅党务材料室副主任，专门整理六大以来的历史资料，并且编撰军事文献资料和根据地的政策。

　　抗战结束，我军挺进东北需要人手，陶铸就被调到东北做辽宁省委书记。辽沈战役胜利后“四野”出关，要和傅作义商谈北平和平解放，陶铸又做为全权代表进入北平。

　　而曾志职务也随着陶铸的变化而变化。

　　陶铸办汤池干部训练班，曾志就是教员。陶铸开辟抗日根据地，曾志是县委书记。陶铸回延安工作，曾志是妇委秘书长。陶铸去东北，曾志也去东北。

　　总而言之，陶铸是孤臣干将，曾志是陶铸的战友。

　　3

　　就这样十几年过来，教员用陶铸用的非常顺手，哪里有事情解决不了，就让陶铸去做救火队长，尤其是陶铸做的两件大事，让教员非常满意。

　　第一件是广西剿匪。

　　1950年1月，已经解放的广西开始剿匪战争，按照中央的要求，应该用半年时间完成剿匪，然后迅速进行经济建设。

　　但主持广西党政军工作的张云逸年事已高，都快六十岁的人了，剿匪的时候难免下不了狠手，导致广西剿匪实行宽大政策，土匪们“抓了放、放了抓”，有些人甚至抓放反复七次，剿匪任务始终完成不了。

　　解放军下不了狠手，土匪们就无所忌惮，人民群众也不相信解放军能真正剿匪，于是就在解放军和土匪之间骑墙。

　　到了9月份，45军军长李天佑和政委邱会作忍不了，直接给中南局打电报，要求重新派人到广西解决剿匪问题。

　　电报传到北京，教员也很生气，点名批评张云逸：“广西剿匪工作为全国剿匪工作中成绩最差者，其原因必是领导方法上有严重缺点。”

　　所谓的严重缺点，其实就是说他没有坚决剿灭的狠心。

　　要换人，教员想起了陶铸。

　　当时陶铸在武汉工作，是中南局常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放眼南中国也是位高权重的人物。教员让他去广西领导剿匪，陶铸反问：“这次是打长工还是打短工？”

　　教员告诉他是打短工，剿匪结束回武汉。

　　于是在1950年11月，陶铸被任命为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主持广西的剿匪工作，并且拟定了三个阶段的剿匪进程。

　　首先是统一领导。

　　陶铸刚到南宁就召集高级干部会议，批评张云逸剿匪不收枪、抓匪不杀人、七擒七纵宽大无边。随着陶铸的发言，广西干部群起批判张云逸，一场大会开完，老同志张云逸基本靠边站了。

　　省委副书记、军区副政委莫文骅不喜欢陶铸的做法，说陶铸对广西剿匪斗争彻底否定，伤害了广西干部的积极性。

　　但是也没办法，否定错误的宽大剿匪政策，才能树立起新的剿匪政策。

　　等统一领导以后，陶铸亲自写了一系列剿匪标语，语言犀利态度明确，很直白的告诉人民群众解放军的剿匪态度，希望得到人民群众的配合。

　　政治这种事，你得先亮出态度和观点，人民群众才知道怎么跟随，如果你自己都是和稀泥的，就别怪人民群众骑墙。

　　于是陶铸亮出态度以后，紧急着便推出“严惩首恶、争取普通土匪投降、发动群众”三件套，短短三个月时间便剿灭10万土匪。

　　这个时候，陶铸又推出防止土匪反复的核心观点——培养广西本地干部。

　　因为广西土匪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很深，要防止土匪死灰复燃，就得在军事上把土匪的力量打下去，在政治上把人民群众的健康力量扶起来，用广西人治广西人、用好人治坏人。

　　这样一来，便达到对地方势力分化治之的目的。

　　所以陶铸和全省高级干部说：“资格观念要打破，坚决反对空着位置不培养本地干部接替，而一味期待上面派人。”

　　经过陶铸的剿匪三阶段，广西土匪基本剿灭，1951年5月，陶铸向中央和中南局报告：“广西剿匪工作，如期在半年内胜利完成。”

　　教员虽然没说“换上陶铸广西全盘皆活”，但事实上确实是陶铸盘活了广西。

　　第二件事是广东反地方主义。

　　广东的地方主义向来很严重，从晚清到民国一直这样，20年代国民党的斗争是广东元老和蒋介石等外省人的斗争，30年代的陈济棠反蒋是广东派系反蒋，汪精卫和蒋介石的纠葛，也可以理解成广东人和外省人的斗争。

　　四野大军南下广东，这种地域矛盾又出现了。

　　华南分局的领导人方方是广东籍，在分配干部时就把一批南下干部任命为县长，而提拔广东本地干部做县委书记，压过南下干部一头。

　　这样安排难免出问题。

　　南下干部们认为，我们从白山黑水打到天涯海角，功勋卓著啊，怎么到了广东就得不到重用呢？很明显受到不公正待遇了啊。

　　但广东籍干部觉得，我们对革命也是有功的，更了解广东的情况，凭什么要听南下干部的？

　　于是南北矛盾越来越激烈。

　　职位上有争议也就算了，南下干部和广东干部在经济上，也出现了争议。

　　广东干部们没有经过大型战争的锤炼，再加上广东的社会风气，难免有些散漫，很多人甚至和现在的房东大爷似的，穿拖鞋上班，而且上班也不努力，赖传珠说他们“花费很大精力注意房子、车子的问题。”

　　那南下干部就没有问题了吗？

　　当然有。

　　有些南下干部和解放军，都有私下倒卖粮食和汽油的问题，有时候因为分钱不均，自己都能吵起来。

　　这种事发生的次数多了，连老成持重的叶帅都骂他们是王八蛋。

　　如果只是干部之间的冲突倒也没什么，关键问题是，广东的地方主义太严重，导致广东的土改发动不起来，中南局就批评广东土改的力度不够，教员也觉得广东土改的领导太软弱、进展太缓慢。

　　这就是事关国家改造的大问题了。

　　于是教员又想到了陶铸，于1951年12月调陶铸到广东，兼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接替方方主管广东的土改工作。

　　刚到任不久，陶铸就在广东进行了36次“土改整肃”，处理广东籍地方主义干部近7000人，并且提出“依靠大军、依靠南下干部”的土改政策。经过这次整顿，广东的地方主义受到极大打击，广东籍的叶帅也被调回北京。

　　土改工作，自然很顺利推进。

　　从此以后，陶铸便在广东扎根，一直工作到六十年代中期，从广东的众多领导人之一，一路高升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时人称之为“南霸天。”

　　这个时期的陶铸，依然是孤臣干将的角色，以狠辣手腕处理地方事务和镇守中南半壁，类似于汉武和张汤、雍正和年羹尧。

　　而曾志跟随陶铸在广州工作，日子过得很平静。

　　4

　　六十年代中期是陶铸命运的转折点。

　　1966年5月，陶铸上调北京，出任书记处常务书记兼宣传部长，3个月后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又当选为常委，排名第四，仅次于周总理。

　　也就是说，陶铸从地方大员猛然成为国家第四号人物。

　　从广州启程前，陶铸和曾志说了工作调动的事，曾志分析的很准确：“你不适合，你胜任不了”，建议陶铸辞掉这些职务。

　　陶铸当然知道曾志分析的对，但他已经没有退路了：“这件事我已经考虑了很久，辞是辞不掉的，事已至此，我还能说什么？”

　　之所以辞不掉，是因为策划已久的大革命要开始了，教员调他进京，是希望他和以前一样，做大革命的孤臣干将。所以除了这些正式职务以外，还让他做了那个革命小组的顾问。

　　一方面，他是地方大员出身，可以弥补秀才们理政经验的不足，另一方面，他是四野老干部出身，可以和林进行文武配合，最后是他的资历很深，可以做老同志和新干部之间的润滑剂。

　　孤臣干将，也能起到甘草的作用。

　　中药有了甘草，可以调和药性，不至于太过辛辣，要是没有甘草，各种药物互相冲突，破坏了一副药的效果。

　　所以在大革命中，陶铸是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个角色的作用，关系到整件事的成败。

　　但陶铸已非曾经的陶铸。

　　他治理地方十多年，对很多事情有自己的理解，比如六十年代初期的经济紧张，他到龙胜县调研，写了《龙胜调查报告》，第一次提出农业生产要有责任制，作业组可以实行联系产量、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

　　这个观点和当时流行的“包产到户”，有很大的类似之处。

　　因为政治观点的缘故，进京的陶铸很快脱离教员的预期，向他意想不到的方向走去。

　　关于革命过程中要不要派工作组的问题，根据以往的惯例，刘主张派，陶也主张派，但教员的意见是，可以派，也可以不派，不要急急忙忙的派。

　　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不派。

　　于是陶铸就站在这个意见的对立面。

　　关于工农单位要不要参加革命的问题，总理主张工农单位不参加，保证工农业生产，陶铸完全同意。但教员的意见是工农单位也参加，全国一盘棋。

　　于是陶铸又站在这个意见的对立面。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总体来说就是，陶铸根据多年的理政经验，本能的习惯根据实际调整理论，而不是根据理论改变实际。他还是追随教员的，只是在这件事上有自己的坚持。

　　女儿在他面前发牢骚，说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呢？

　　陶铸一听就怒了，冲女儿大发脾气：“你为什么问我，这样子搞法，又不是我决定的，我也想不通。”

　　经过半年的磨合，陶铸始终没有改变自己的坚持，于是他的角色便从孤臣干将变成绊脚石。

　　原本调你进京是做帮手处理问题的，并且调和新老、文武、左右的矛盾，结果你却一边倒，那你就倒吧。

　　就这样升为第四号人物的陶铸，不到半年就靠边站了。

　　随着陶铸的命运起伏，曾志也跟着起伏，被折腾的体重只有67斤。

　　不过教员是很理性的，陶铸是因为路线问题靠边，和曾志没关系，所以专门说了一句：“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曾志是曾志。”

　　一句话，撇开了他们的关系。

　　而大革命没有陶铸做干将和甘草，彻底失去稳步推进的可能，身处其中的人们也失去缓冲层，开始针锋相对。尤其是那个小组，陶铸做顾问的时候还稍微正常一些，陶铸不在以后很快失控，成为众矢之的。

　　5

　　和某些落马的人不一样，陶铸的人品很好。

　　在广州工作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周末的概念，基本是从起床忙到凌晨、从周一忙到周日，十年如一日。要是忙完工作，还要拉着副市长微服私访，看看菜市场怎么样、市政建设怎么样。

　　即便是逢年过节发福利，他都不愿意要。

　　有次过年，中南局给机关人员发猪肉，陶铸和秘书、司机、警卫员共分到18斤，统一发到陶铸的家里。结果回家看到猪肉，陶铸就发火，说哪来的猪肉，都送回去。

　　周围的人说，中南局发的过年猪肉，曾志大姐让放到这里。

　　陶铸大骂曾志，你怎么搞得？啊？

　　还是曾志劝他，你是领导风格高，可以不吃猪肉，其他同志都等着这份猪肉呢，你不能不给他们吃吧。

　　最后陶铸听进去了，把自己的那份猪肉送回去，其他人的猪肉都领回去。

　　有时候去苏联出差，苏联给每个外宾都发600卢布，陶铸想给女儿买礼物都没舍得，买了一堆除草机、吸尘器之类的回来，送给农机单位使用。

　　就这么一个人，最后出现那么大的转折，要说他有什么私心，肯定谈不上，纯粹是对理论和实践的认识不同。

　　到头来，孤臣还是孤臣，干将却不是干将。

　　1969年，陶铸已确诊为癌症晚期，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便提笔写了两首《赠曾志》，感谢她三十多年的陪伴。曾志看完大哭，随即包起来缝到棉衣里，十年后才拆开棉衣公之于众：

　　身世浮沉只自扪，谁怜白发慰黄昏。

　　乾坤永照余肝胆，生死难忘负马恩。

　　纵使投荒能赎愆，不须酹酒为招魂。

　　每当梦醒难成哭，羞效王章有泪痕。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

　　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栎晚，枯葵更觉怯霜残。

　　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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