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朱立伦洗白李登辉，勿漏“毒台”正犯蒋经国

李登辉死去两年，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日前会见日本客人，称李任内推动所谓的“民Z”台湾。

台媒披露，朱立伦原要发表对李登辉的看法，并邀集专家学者等集思广益，尤其在“团结保台”这部分最为着重。

朱立伦之后回应，没有要重新评价，他说，不管是保卫台湾、建设台湾、和平台湾，都是国民党的中心目标，也是国民党的基本理念。

有媒体称国民党炸锅，但这类评论恐怕与事实本身尚有一段距离。

先看看李登辉病亡时，蓝营政治人物的评价。

马办当时指出，……李继”蒋经国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后，进一步推动“国/会”全面改选、领导人直选，对台湾民Z化有其贡献，值得台湾人民肯定。

吴敦义在追思会场写下“为'国'为民，贡献至大”字条，称，只要大多人肯定他，就会在历史上留下好名声。

宋楚瑜说，他与李共同追求台湾的“民Z”价值，一步一脚印替乡亲服务。

时任国民党党团书记长蒋万安表示，身为台湾第一位民选领导人，对台湾的民Z有其贡献……

如果国民党面对李早已盖棺定论，为何这口锅当时不炸？

不可否认，针对两岸关系，马英九和李有过交锋。

李在卸任后因替台联党站台，也被国民党撤销党籍。

甚至洪秀柱直言不讳，李登辉遗留给国民党的是价值错乱，留给台湾的是“黑金”政治，不懂对国民党有何纪念价值。

但比起上述声音，面对李登辉主政的12年，大力推动去中国化让两岸走向波折，让台湾偏离“一个中国”的道路，国民党至今也没有一份集体决议。

当年在李登辉的主导下，“两国论”曾写入国民党全代会会议决议，而在国民党否定“两国论”后，批判李的声音却至今不能凝聚成全党共识。

这样的国民党，彻底否定李登辉了吗？

至于国民党为何出现这种现象。

就像马办在李登辉死时的回应，台湾许多政治人物都曾是他的部属。

否定李就等于默认自己当年助李的角色，这正是很多人不愿面对的。

与此同时，只要国民党选择积极建构本土意识，要向台湾社会证明国民党是立足本土，拥抱台湾的政党，就只能继续维持这种暧昧。

李登辉当年鼓吹“台湾主体意识”、“建立台湾命运共同体”、“两国论”等理念，并以“台湾优先”制订内外政策。

虽然之后的继任者，有意重新定义本土的内涵。

然而，当“本土化”已经被扭曲为“台独”化，当“爱台湾”的话语权已经被民进党垄断，国民党并未建构足以挑战狭隘本土化的新论述，反而自2008年开始，一味地去迎合所谓的主流民意。

当年马英九就曾强调，“中华/民国与台湾已是一体，这是政治现实，没有不承认之理”。

谈到那八年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大陆学者余克礼指出，无论是客观上也好，还是事实上也好，国民党已把民进党的主张合理化、合法化、固定化、长期化，使两岸通过和平谈判方式结束敌对状态变得更加困难。

其实，台湾这种欲偏离大陆的基调由来久矣。

在中国千分之三的领土挟洋自立，与祖国分庭抗礼，这是岛内逐步深陷认同错乱的根本原因。

先将时间拉回到51年前：

1971年7月，面对阿尔巴尼亚等23个国家向联大提交了“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并驱逐蒋介石代表”的提案。

7月19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会见台当局“驻美大使”沈剑虹，表明如果坚持保全安理会席位，本届联大必将失败；如愿放弃该席位，美国或可助一臂之力。 

四天后，美“驻台大使”马康卫面见蒋经国，表达相同立场。

7月27日，台当局透过沈剑虹告知美方，“中华/民国”愿意接受美方的一切条件，但希望美国住其尽量留在安理会内。

台湾方面当时还有三点保密并未列入记录：

一、倘各友邦如美国、日本确认为有提出双重代表案以击败阿案之必要，“我G”可予以了解，惟切勿在案中提及“我G”在安理会之常任理事席位。

二、倘其他国家拟对以修正案方式或单独提案方式剥夺“我G”在安理会之合法席位，务期美、日两国切勿参加联署及勿投票支持。

三、“我G”对任何方式之双重代表案，均必须发言反对。

台当局以公开不反对，暗地支持的方式默许了“双重代表权”决议案，为留在联合国，不惜制造“两个中国”。

虽然基辛格后来访问北京表示，此案是避免明确表明“两个中国”的政策。

但对于美方的含糊说辞，大陆方面并不接受。

周总理强调，对中国人而言，台湾归属问题比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重要。

在大陆的坚持下，美国妄图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破产。

台当局退出联合国后，蒋经国曾召钱复来寓所长谈一百分钟，特别指示今后对美国的关系必须设法加强，对于国会议员要多做联系。

为美国日后出台《与台湾关系法》，台美勾连不断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埋下伏笔。

1972年，台当局还把流亡日本的“独派”大老辜宽敏请回台湾“共商国是”。

为了对抗大陆，竟置“一个中国”立场于不顾，偏安的意图已经显露。

之后在一片革新保台声中，蒋经国大力培植台籍精英，推动十大建设，表明扎根台湾的决心，开启国民党在台湾的本土化进程。

进入1980年代，虽然蒋经国主持国民党十二全，通过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强调“建设台湾与统一中国是不可分的”。

但他同时宣称与大陆“决不谈判，决不三通，不怕使用武力”……

当时，国民党在台湾所建构的政治信念，如“反G复‘国’”等愈发难以为继。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对自由化与民Z化的压力，也在蒋经国任内逐渐升高。

不过，这些因素不足以成为蒋经国主动进行“政治改革”的充分条件，最多是必要条件。

但置于国民党本土化的脉络中，就不难理解他对于当时的形势预做的安排与设计。

当“反攻大陆”已是痴梦， 又拒绝与大陆和解，落地生根就成了的唯一选项。

而本土化就要因应国民党在台湾面临的“正当性”挑战。

随着时间流逝，随着老国代，老立委的凋零，对在党/国体制下垄断政治资源的外省领导集团形成自然的大限，少数的外省人与多数本省人间的权力分配矛盾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

而此时的台湾，一方面党内的“革新保台”已经不能满足反对势力政治诉求，另一方面，台当局在“台美断交”后对美依赖并未降低，这逼使国民党必须展现对“民Z”发展的更大诚意，争取美国的支持。

当有了本土化的定调在前，开放更大的政Z参与空间也就成了必经之路。

然而，将台湾的利益凌驾民族的利益之上，注定这是一条走偏的路。

在国民党当局撤退到台湾的前几十年，外省精英垄断政治的合理化基础是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宣称“维持全中国的代表性”。

是以所谓“动员戡/乱临时条款”与戒严体制赋予当局特殊权力。

是以资深身民意代表象征“法统”，让国民党在“国/会”不被威胁。

要“民Z化”，就要首先否定国民党因为两岸长期处于内战状态不能实施“宪政体制”的理由。

基于这样的政治逻辑，1987年11月，面对“国民/大会”是否设立大陆代表制的争论，蒋经国要英文秘书马英九去查台当局1949年迁台后有无宣布“中华/民国”政府仍代表全中国。

当得到回报并未做此宣布，蒋经国说，“依照'宪法'选出来的就可以代表'中华/民国'，不必再增设大陆代表”。

四个月之前，台当局宣布开放党禁报禁，一年之前，蒋经国默许了“台D”主张的民进党的成立。

可以说，回复“宪/政体制”的过程，也是国民党当局开启以台湾为主体的质变过程。

1991年，在李登辉主导下，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临时会召开，确立以“增修条文”修宪，并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终结了“万年国会”和临时体制。

年底，在任超过43年的首届国大代表、立委、监察委员退出历史舞台。

1992年12月19日，第二届立法委员选举，自此台湾的民意机关完全由台澎金马地区选举选出。

通过“修宪”后的各种地方选举，这个与“修宪”前含义不同的“中华/民国”，一步步妄图剥离与大陆的关联。

1996年3月23日，台湾举行“总/统”直选。这次选举也被部分独派人士妄言是“主/权独立”的起点。

吸收上述观点，在1999年所谓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中，民进就党以“中华/民国”与大陆互不隶属，企图改变两岸现状。

同年李登辉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指“中华民国”1912年成立，将两岸定位是“特殊国与国关系”，公然制造“两国论”。

借壳上市的拒统路线，自此成为蓝绿的“最大公约数”。

虽然有论者至今认为小蒋当年的本土化不能等同李日后的“去中国化”。

但此观点的悖论在于，国民党要化解正当性危机，只有破解临时条款对人民权力的约束。但临时的条款的背景是两岸处于内战状态，暂时冻结“宪政体制”。

因此，要“还政于（台）民”，直接冲击的就是台当局的“一个中国”政策。

李登辉日后透过‘修宪’，“总/统”直选，声称“中华/民国在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对比小蒋关于国民/大会是否设大陆代表的主张，他们的共同点都是以“'宪/法'选出的就代表中华/民国”，来凸显台湾所谓的“主/权”和“国家”形态。

而朱立伦说的“历任国民党领导人都对台湾有所贡献”， 只是再次印证了蓝营高层们对李登辉接续小蒋的本土化路线一清二楚。

这也是他们当年可以为李摇旗呐喊，而在李死后仍对其极尽阿谀的原因。

如果不能对以上问题有所认识，也就不能看懂这三十多年来，国民党领导者在相关政策方面的延续性。

也就无法剥开历史的迷雾，还原国民党之于台湾乃至两岸真正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