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和地方的治权矛盾看分封制、一国两制和大一统

      现代社会中的公司一般规模越大管理层级就越多，越难以实现所谓的‘扁平化’管理，中央和地方的治权关系与公司的管理权分化类似，管理的地域越大，中央治权分散到地方的层级也就越多，从部落时期治理完全扁平化，发展到‘天高皇帝远’、‘皇权不下乡’，欧洲的更过分，竟然出现‘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种状态下，中央对多层级以下的地方的约束力已经很薄弱了。这种情况，是客观因素【地理因素，技术手段等】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中央想把治权延伸到最底层，但是客观因素不允许，因而要分散治权到地方，而一旦分散到一定程度，对相应层级的地方失去足够约束力，地方就有可能挑战中央的治权，比如脱离中央的约束、取代或夺取中央的治权等。

      商实行分封制，被封国周取代，周沿用商的制度，最后春秋战国，秦统一取消分封，推行郡县就是为了将中央治权尽量往底层延伸，汉初分封与郡县并行后想法设法取消封国加强中央集权都是中央和地方治权矛盾运动的体现，唐末藩镇割据、宋朝以文制武则是中央和地方治权在军事领域的集中体现。蒙古建立的诸汗国最后都分崩离析也是分封制下中央难以将治权延伸到地方的一个体现。明太祖朱元璋在地方废除行中书省，设直属中央的三司，为了对付胥吏，赋予农民权力，允许农民绑架为非作歹的胥吏进京城告状，这些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延伸中央治权，但他又分封自己的儿子分散中央治权，就有了朱棣这样藩王造反成功的事例。清朝在军事上实行八旗制度，驻守全国，延伸中央治权。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实现国家统一，小平同志为能以最小代价和平统一台湾，提出一国两制政策，并最先在香港和澳门施行，但在香港仅有驻军，而行政上允许香港自治，而正是中央治权的下放，让反动势力在香港有了操作空间，而国安法的制定就是中央延伸治权的体现，台湾地区伪政权之所以这么蹦跶也是因为中央的治权暂时约束不到它。

      总之，分封制和一国两制其实在治权上为地方挑战中央留了口子，在中央强势时还好，中央弱势时则隐患巨大。而大一统则可以集中全国力量加强中央集权并尽可能延伸中央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