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战争：以色列与埃及的“消耗战争”（1968-1970）

军事组

作者：魏钰奇

审核：徐振东

排版：陆颖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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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说起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恩怨情仇时，我们往往会想到戏剧化的历次中东战争。实际上，一次又一次的中东战争之间，还隐藏着一段鲜被人提及的长期冲突，即“消耗战争”（the War of Attrition）。“消耗战争”先后涉及了多个国家，包括以色列、埃及、约旦和叙利亚。战争以1967年7月埃及炮击以色列国防军阵地正式开始，到1970年8月埃以停火协议的签署为结束。但实际上，在与及的小规模交火结束后，以色列与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敌对行为一直持续到了1973年，直到爆发了赎罪日战争。在“消耗战争”期间，交战的主要对手埃及和以色列通过炮击、特种部队袭击和空袭等方式进行了成百上千次战斗，造成数千人死亡，造成的损失丝毫不亚于一场全面战争。

● “六日战争”后的西奈半岛 图源：https://m.sohu.com

虚假的和平：从“六日战争”到“赎罪日战争”的六年之间

“六日战争”后，以色列几乎重塑了西奈半岛的地缘政治格局：以色列军队占领了广袤的新领土，将其南部领土扩张至苏伊士运河沿岸，而埃及人则被迫撤退到苏伊士运河西岸，这使得运河本身成为了以色列的第一道防线。以色列国防军在此成立了一个新的师级指挥部，负责指挥苏伊士运河与西奈半岛南部区域的防务工作，该地区被称为“所罗门地区”。该防区内，以色列人部署了两个装甲旅，一个位于苏伊士运河沿岸，另一个位于防线后方。而在运河的另一侧，无论是出于维护个人威望，亦或是保持阿拉伯世界领导地位的目的，纳赛尔当局都不打算承认1967年耻辱性的失败。几乎是“六日战争”一结束，纳赛尔就立刻开始着手准备抵抗以色列对西奈半岛的军事占领。因此，从“六日战争”到“赎罪日战争”之间的六年中，埃以边境从未真正平静。

在以色列方面的记载中，“六日战争”与“赎罪日战争”之间的间战期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67年7月-1969年2月，期间以色列军队和埃及军队展开了零星的交火，但此时的袭击并不连贯，军事行动的目标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关联性；第二阶段从1969年3月-1970年8月，是“消耗战争”的白热化时期，埃以双方爆发了一系列激烈的战斗，从小规模特种部队突袭渗透升级至以色列对埃及纵深目标开展的战略轰炸；第三阶段则是从1970年开始直到1973年赎罪日战争爆发，被以色列认为是“后消耗战争时期”，在此期间，戈兰高地和黎巴嫩方向的袭击开始增加，预示着阿拉伯国家已然在为赎罪日战争的联合攻势做好准备。

● 1968年被炮击的埃及工事 图源：www.idf.il

然而，苏伊士运河另一侧的埃及人则对间战期有着不同的划分。有别于以色列主要基于交火性质来对战争不同阶段进行划分，埃及人的视角更加长远，也更为连贯。在“六日战争”后，埃及人早早意识到了对领土划分的新方案远不是冲突的终点，其必须重建在“六日战争”中被击溃的武装力量，以在下一次大规模冲突中更加高效地和以色列人作战。因此，纳赛尔主持了埃及武装力量的重建，并发起了军事改革。埃及人依据其军事改革进度，将1967到1973年间的时间段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7年6月起到1968年8月，这一阶段被认为是“抗争时期”，在这一阶段埃及军队将主要致力于推动军事改革与武装力量重建，同时保持在西奈半岛的行动以彰显“抵抗的决心”；第二阶段从1968年9月到1969年2月，被称为“积极防御时期”，这一时期埃及的军事改革已初见成效，因此埃及人开始组织有限的小规模袭击，以测试自身军改实际成果与以色列国防军布防状况，但其军事行动仍然是防御性的；第三阶段从1969年3月延续至1970年8月，被埃及人认为是“消耗战争”正式爆发的时间段，以埃军炮击巴列夫防线，并出动特种部队骚扰以色列据点为开始标志；而第四阶段则从1970年8月开始直至1973年10月结束，这一时期包括埃及对以色列“既非和平，也非战争”的模糊立场时期与赎罪日战争的最后准备阶段。

● 向以色列军队开炮的埃及士兵 图源：www.egypttoday.com

战争的阴影：“消耗战争”前的埃以冲突

“六日战争”后苏伊士运河地区的第一次袭击发生在1967年7月，埃及特种部队渗透过苏伊士运河防线并在以色列军队的巡逻道路上埋设地雷。这一举动导致以色列开始在苏伊士运河沿岸建设一系列据点。1967年10月21日，以色列驱逐舰“埃拉特”号被埃及击沉。作为报复，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轰炸了苏伊士运河区域的炼油厂。由于此时的埃及尚在重建其军队，纳赛尔认为不宜与以色列国防军爆发大规模冲突，因此埃及在以色列开始轰炸后保持了克制的姿态。对以色列军事行动也仅限于小股部队的武装渗透与埋设地雷，其主要目的旨在彰显埃及作为反以“桥头堡”的特殊地位，维持在阿拉伯世界的声望与领导力。这一阶段双方的战术行动规模都较小，烈度较低，战斗与战斗之间没有明显关联。以色列的反击也很大程度上是反应式的，作为对埃及骚扰行动的报复。

● 1960年代的埃及炮兵 图源：The Finer Times

1968年9月，军事改革初见成效的埃及转入了“积极防御”阶段，开始有计划的对以色列开展军事行动。埃及军队对运河东岸的以色列军事目标进行了大规模炮击，并组织特种部队发起武装渗透。埃及的新一轮行动效果显著——以色列人此前在该地区建立的据点主要用于防止埃军小股部队渗透，面对火炮打击的防御效果较差。仅在第一天的炮击中，就有15名以色列士兵死亡，另有34人受伤，前沿的以色列军队甚至无法组织起有效的反击火力。

以色列国防军决定通过部署特种部队来反击埃及人的新一轮行动，包括陆军总参侦察营（Sayeret Matkal），海军第13分舰队（Shayetet 13）以及南部军区所属其他特种部队在内的各个单位被部署到对埃及前线。在伞兵和其他精锐步兵单位的配合下，以色列特种部队发起了“震慑行动”（Operation Shock），目标在于打击埃及纵深地区的关键目标，包括桥梁和水电站在内的重要基础设施。1968年10月31日，以色列特种部队乘坐直升机袭击了上埃及地区在开罗-阿斯旺之间的数个目标，包括距埃及边境125英里和阿斯旺大坝以北150英里的大坝、开关站，以及两座横跨尼罗河的桥梁。所有的目标均在行动中遭到严重破坏，一度导致开罗南部郊区供电中断。在以色列的行动后，埃及决策层意识到，当时的埃及武装力量没有足够兵力保护尼罗河地区的其他桥梁、水坝和民用基础设施免受以色列特种部队的袭击。因此，埃及很快叫停了苏伊士运河地区的炮击，并开始着手建立一支全国范围的民兵部队——人民防卫军，以加强战线后方的防御力量。

● 乘坐直升机机动的以色列特种部队 图源：honestreporting.com

在1968年的交火事件后，以色列国防军开始加固苏伊士运河沿河地区的防御工事，建立了巴列夫防线。但这一举动被埃及视为一种挑衅。在悲愤的埃及人眼中，巴列夫防线的建立标志着以色列坚守阵地，维持运河沿岸控制线的坚定决心。这一认知对埃及决策层给的后续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至于后来爆发的“消耗战争”中，埃及人有意将巴列夫防线视为一个打击对象，试图通过火炮打击和特种部队的突袭摧毁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防御工事，迫使以色列撤军，抢占运河的另一侧获得立足点，至少夺回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色列人夺走的部分领土。

“消耗战争”的爆发与升级：从地面交火到战略轰炸

1969年3月8日，纳赛尔宣布终止与以色列的停火，这被认为是“消耗战争”正式开始的标志。对于纳赛尔而言，他一方面希望对以色列的强硬态度能够转移国内矛盾，通过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保持自身权威；同时通过军事冲突制造紧张局势，向世界各国、特别是超级大国，传达埃及政府所感受到的紧迫感，通过引发美苏干预的方式推动政治解决方案，重新划分埃以边界，将埃及从领土和威望的丧失中拯救出来。在军事战略上，埃及希望通过不断给予以色列军队人员杀伤，使以色列人认识到占领西奈半岛代价高昂，进而逼迫以色列撤退。3月8日当天，埃及对以色列一侧包括防御工事、道路、巡逻分队等目标进行了远程火力打击和伏击，造成了数十名以色列国防军死亡。

● 1969年的苏伊士河沿岸 图源：www.idf.il

对于特拉维夫而言，维持巴列夫防线，进而稳固当时的控制线是最理想的方案。一方面，以色列决策层希望避免让埃及取得哪怕最微小的军事胜利，生怕埃及的胜利会鼓舞其他阿拉伯国家效仿。因此，对埃及行动的反击势在必行。同时，以色列人又不希望升级战争烈度，担心任何大规模战争的爆发都会招致苏联的干预。因此，以色列当局最终决定继续加强特种部队的行动，同时派出空军充当“飞行火炮”，通过扩大交战区域但不升级交战烈度的方法迫使埃及分散兵力，并开始对埃及腹地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随着战局的推进，以色列常规部队也会派出精干的混合部队短暂地跨过苏伊士运河对埃及军事目标进行打击。

● 1969年，位于苏伊士河前线的以色列坦克 图源：www.idf.il

在“消耗战争”期间，埃及借鉴了以色列对特种部队的运用方法，并试图利用自身的人力优势。在冲突开始的一个月前，纳赛尔在一次部长会议中提到，“突击队行动”能够“对敌人的军事部署和士气产生重大影响”，并认为“这类行动将迫使敌人时刻保持大量的后备军，这违背了以色列的军事战略的初衷，迫使以色列人必须维持庞大的兵力。”当时，以色列军队由大约一万名职业士兵和五万名征召兵组成，分别应对以色列北部、东部和南部边界的威胁。根据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的数据，在整个“消耗战争”期间，埃及大约部署了10个营的特种部队。埃及认为，为了处理防御埃及突击队的袭击，以色列必须从后备兵员中抽调人员组织新的部队，这势必将对以色列的生产造成消极影响。此外，在苏联顾问的提醒下，埃及还注意到了自身在炮兵火力上的优势，开始集中使用火炮配合特种部队的突袭行动。强调机动攻势作战的以色列国防军历来忽视炮兵建设，而埃及人则运用这一优势，调集大量火炮轰炸以色列在西奈半岛的防御阵地，先在昼间用猛烈的炮火打击削弱以色列阵地的防御，随后在夜间由突击队员发起近距离的骚扰行动。

● 以色列士兵在巴列夫防线的掩体后观测目标 图源：www.idf.il

埃及军队于1969年3月开始了其突袭渗透行动，攻击的目标包括构成巴列夫防线的防御工事、以色列巡逻队、补给车队和后勤设施。绝大多数近距离交火都发生在夜间，到了4月中旬，埃军组织的突击队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发动不止一次突袭。正如纳赛尔事先所预测的那样，以色列总参谋部被迫动员了更多的军队，并调整了巴列夫防线的兵力部署。作为反制，以色列用后备兵员组建了新的单位，在埃及突击队渗透频繁的区域也开展了自己的伏击行动。这些伏击行动显著增加了埃及突击队的伤亡人数。但是，也有许多以色列高级军官认为，从预备役部队中组建单位用于反突击队行动削弱了对以色列至关重要的常规战争能力，而这一行动本身并不足以削弱埃及人的进攻欲望。事实上，埃及人的确感到自身的伤亡水平是可以接受的，并意识到他们的计划正在成功奏效。

● 渗透格林岛的以色列海军特种部队 图源：www.wikiwand.com

以色列国防军在战争爆发前和“消耗战争”初期主要执行两类任务，分别是出动小规模部队袭击苏伊士运河地区的浅近纵深埃及军事目标和派出特种部队袭击破坏埃及腹地的关键军事和民用设施。但随着战争的逐渐深入，以色列领导人认为，以色列特种部队的突袭行动没有能够对埃及军队的战斗意志造成明显影响，且导致自身伤亡不断。特种部队的突袭行动被评价为“为公共舆论提供了丰富的谈资，但并不能决定战争走向，也不能结束这场战争，甚至无法削弱战争的级别。”时任以色列情报部长哈伊姆·赫尔佐格也在回忆录中写道：“以色列大胆的袭击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埃及的指挥混乱......但埃及人并没有表现出停火的意愿。”最终，以色列决策层决定采取更为激烈的新战略反击埃及的炮击和渗透。1969年7月19日至20日，一支以色列总参侦察营和海军第13分舰队组成的特遣队袭击了位于苏伊士河北部湾的格林岛（Green Island），该岛是埃及前线防空网络的关键组成部分。以色列特种部队使岛上的埃及防空雷达陷入瘫痪，从而在埃及的防空网上制造了一个缺口。第二天，以色列空军出动100多架战机对埃及一侧的防御工事进行了空中打击，并出动装甲部队在苏伊士河西岸建立了桥头堡。这是自1967年6日战争以来以色列发动的规模最大的空袭行动。对格林岛的袭击是“消耗战争”期间的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后，以色列改变了此前仅仅依靠精锐轻步兵分队进行骚扰破坏的战略，转而利用空中优势，频繁的出动空军战机，逐渐用空中打击取代了地面部队的袭扰。

● 以色列空军第69中队，该中队在战争期间率先接收F-4战机，一战成名 图源：www.wikiwand.com

处处失算：以色列不成功的战略轰炸

1970年1月，以色列决定将规模从突击队行动和局部空袭扩大到对埃及内陆目标的战略轰炸。首先提出这一想法的是以色列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出身空军的埃泽尔·魏茨曼。在1969年年底，魏茨曼首次表示，以色列目前的反击无法遏制埃及的袭扰行动，因此有必要制定新的计划。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杨也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为了向埃及施加更大压力强迫他们接受停火......需要对埃及腹地的军事基地进行空中打击。”以色列当局进一步意识到，埃及旺盛的进攻欲望很大程度上源于纳赛尔当局确保执政地位的需求。因此，以色列开始的战略目标从削弱埃及的战斗意志转变为削弱纳赛尔当局的权威和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力。以色列决策层为新战略制定了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是通过削弱或推翻纳赛尔政权的军事行动来结束与埃及的战争。第二种目标则是要防止出现1957年的情况，即超级大国出面强制推动对以色列不利的政治解决方案。在以色列当局看来，以色列的军事胜利将使美国不必在苏联-埃及的压力面前退缩，因而也不必寻求向埃及利益妥协的政治解决。在魏茨曼授意下，以色列总参谋部作战局提出了三个方案：对苏伊士运河西岸坎塔拉-赛义德港之间地区发动大规模地面攻势；对坎塔拉-伊斯梅利亚之间地区发动有限的地面攻势；对埃及纵深地区发动大规模空中打击。地面攻势很快被通盘否定，考虑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可能产生的反应，以色列当局认为不宜与埃及爆发大规模交战。其次，运河的存在本身对防御方更为有利，任何进攻方都需要跨越运河发起行动，发起渡河的大规模地面作战势必会对装备与后勤准备提出更高更复杂的要求。最后，以色列人不愿意面对渡过运河时可能出现的大量人员伤亡。最后，以色列军方领导人认为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一次大规模地面攻势能够打消埃及的作战意志。

而非接触的空中打击看起来则是个诱惑力十足的选项。首先，埃及的防空网已经在此前的作战中被摧毁，这保证了以色列的空中优势。此外，1970年9月，以色列获得了由美国提供的F-4“鬼怪”战机，这种战机被认为非常适合执行总参谋部希望发动的纵深轰炸任务。以色列人对战略轰炸的方案信心十足，在许多以色列官员看来，大部分埃及人都不知道埃以前线的具体情况，对埃及腹地的战略轰炸将使内陆地区的埃及人意识到他们正在用生命为纳赛尔的战争买单，这将极大地削弱纳赛尔本人的权威。最后，达杨批准了新战略的最终方案，一方面委任主张升级战局的沙龙担任南部军区司令，示意他扩大地面攻势的范围，一方面批准了对埃及腹地军事目标和重要基础设施开展战略轰炸。

● 以色列接收的美制F-4“鬼怪”战机 图源：www.haaretz.com

新战略的实施还必须考虑超级大国的反应。当时，以色列内阁的主流意见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战略轰炸持默许态度。然而，以色列的文官部长们并不支持这种判断，这其中以时任外交部长阿巴·埃班为首。埃班认为，美国并不一定会支持一场旨在推翻纳赛尔政权的战争。“如果命运最终让纳赛尔政权垮台，美国或许不会为之默哀，但我们不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美国会鼓励以色列采取推翻纳赛尔的行动。”在争论中，时任以色列驻美大使的拉宾的意见最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拉宾认为，对纳赛尔的打击将有助于巩固美国在中东的地位，军事胜利所塑造的既成事实将允许美国不必在和苏联就阿以冲突展开谈判时有所妥协。根据拉宾的说法，美国一定会默认支持战略轰炸，这极大地增强了以色列当局开展战略轰炸的决心。然而，正如埃班所言，华盛顿对战略轰炸并不热心。美国情报界评估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纳赛尔无法迫使以色列撤退，受制于国内压力，他将不得不继续开展军事行动。因此，美国认为：“几乎可以肯定，埃及在苏伊士运河沿线的行动会零星地持续下去。”华盛顿比他们特拉维夫的盟友更早的意识到埃及人无法被压服，因而更加热心于促成停火，无意支持以色列的战略轰炸。

另一方面，苏联的威胁则被大大低估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才建立第一个专职苏联情报收集与分析的单位，即专职美苏情报分析的军事情报局（AMAN）第三分部下属的苏联分部。然而，这个新成立的部门对苏联政治和战略决策的理解与分析能力非常薄弱，以色列的分析师普遍不会俄语，没有在苏联研究相关的学术背景与实践经历，也缺乏对克里姆林宫政策的信息源。以色列人不得不依靠西方媒体的报道、对苏联官方媒体稿件进行翻译，以及来自其他情报部门与盟国情报机构的消息通知来感知苏联意图。最终，以色列情报界评估认为，为了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对抗，苏联一向避免对《华沙条约》以外的地区冲突进行直接武力干预，因此苏联因以色列战略轰炸直接介入埃及局势的可能性很小。而且，一旦苏联的干预得到证实，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阻止苏联的行动。与老一辈的本·古里安等人不同，当时的以色列领导人普遍经历了数次中东战争的胜利，尤其是1967年充满戏剧性的大胜。不断获胜的经历助长了以色列领导人的自信，也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做出强硬、冒险的战略决策。其结果便是，苏联发起了“高加索行动”（Operation Kavkaz），向埃及直接部署了战斗机与防空导弹部队。惊讶的以色列人不得不对战略轰炸计划进行了修改，减少了三四月的轰炸次数并改变了轰炸区域。

● 被苏联防空导弹击落的以色列战机 图源：http://csef.ru

以色列空军于1970年1月7日开始进行战略轰炸，并一直持续到1970年4月13日。从头至尾，以色列当局没有对战略轰炸进行过任何公开声明与解释。在此期间，以色列空军出动了3300架次战机，在埃及领土上空投放了约8000吨弹药。埃及腹地总共遭到34次打击，前两个月，轰炸目标集中在埃及的主要城市中心，即开罗-伊斯梅利亚地区；而在三、四月，轰炸的重点转移到尼罗河三角洲。共有8次袭击发生在距离开罗30公里以内的地方。

从目的-手段的角度来看，以色列的战略轰炸很难谈得上是成功的。以色列人原以为，如果对埃及纵深的目标开展持续的打击，将会把远离前线的平民拖入到他们并不愿意参与的战争中来，这将会削弱纳赛尔在埃及国内的权威。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以色列航空炸弹的呼啸声中，埃及民众对纳赛尔政权的支持实际上增加了。轰炸期间美国愈发模糊的表态与苏联的介入更是使得整场行动虎头蛇尾，最终不得不黯然收场。

● 对约旦村庄开展突击行动的以色列军队 图源：www.idf.il

1970年6月22日，埃及接受了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提出的停火协议，不久之后以色列也对该方案表示了同意，停火协议于1970年8月7日生效。埃及人几乎又一次立即违反了停火协议，将他们的火炮重新向前部署到了苏伊士运河前沿地区。以色列人注意到了埃及的行动，但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反应。1970年9月28日，纳赛尔因严重心脏病发作去世，萨达特成为了继任的埃及领导人，并叫停了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军则挥师北上，将注意力转移到戈兰高地与黎巴嫩方向，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和叙利亚爆发了长期的流血冲突。

双方都宣称自己获得了“消耗战争”的最终胜利。埃及人认为自己向以色列传达了明确的信息：对西奈半岛的军事占领代价高昂，而埃及人并不吝啬于流血。以色列人则认为自己又一次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对埃及军事力量造成了沉重打击，并随后沉浸在纳赛尔去世的喜悦中。苏伊士运河沿岸终于迎来了短暂的平静。但是，继埃及之后，约旦、叙利亚与黎巴嫩方向的敌人也开始蠢蠢欲动，以色列人发现自己又一次陷入了包围。在脆弱的和平下，酝酿着的敌意从未被消除，古老的仇恨依旧在发酵，而所有的一切都将在1973年得到彻底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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