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晋三遇刺和他的政治遗产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于7月8日遇刺不幸身亡。安倍晋三作为战后日本任期最长的内阁总理大臣（首相）对日本政坛、社会都有着其它首相难以匹敌的政治影响力。他对于中日关系发展而言，既曾经是中日关系僵局的打破者，后来又是中日纠纷的制造者。应当说，他对中日关系的发展有过有功，但过大于功，而且越到后期，他的政策过失越大，对中国越带有明显的敌意，甚至挑唆美国政府将中国定性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

　　早期的安倍晋三还是可圈可点。在安倍晋三首次担任首相期间仅3个月，他就开启了“破冰之旅”，在2006年访华期间，他曾与中国领导人举行过致力于促进日中关系发展的会晤，而且卓有成效，促成了中日关系在一段时期里积极向好，双向投资和人员交流畅通无阻。而后他曾数次与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举行会晤。他在2017年还高调出席了在日本举行的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庆祝活动。2019年在习近平主席访日期间，中日两国领导人又达成了十点共识。遗憾的是，安倍晋三没有履行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承诺。

　　值得一提的是，在安倍晋三首次担任总理大臣的2006年，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四，即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日本政要对中国的发展速度估计不足，还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感觉。但在2010年中国GDP就超过日本，而在2012年安倍晋三再度执政的时候，中国已经稳稳居于世界经济体的第二把交椅。目前中国的GDP是日本的2.5倍。作为战后持续四十年的世界经济老二（从1971年到2011年）地位，被曾经只及日本GDP十分之一的中国超越实在是日本朝野不能甘心和难以接受的事。另一个大背景是，在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之时，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反华倾向愈加明显，而日本国民被中国超越的失落感愈显突出。日本右翼势力对中国的敌视和日本国内的民粹主义不断催生日本对中国战略的转变，逐渐由亲近转向冷漠甚至敌视。去年日中贸易又被中韩贸易所超越，日本认为自己对中国的重要性大不如前，对中国影响力几乎不复存在，反而日本国内对中国的恐惧、警惕情绪逐渐显现。

　　安倍晋三反华既有其个人因素，也有大的历史背景。我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就战后各国领导人对中国态度的变化，安倍晋三并非孤案。一些曾经与中国之间产生政治冲突的领导人如法国、美国、刚果（金）、柬埔寨等后来都与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成为好朋友，一些曾经与中国生死与共并肩奋战国家的领导人也曾一度对中国反目。因此对于安倍晋三之死，我们在礼仪上表达哀悼，对于他随后反华之举，继续深究意义不大，要着眼于未来。安倍晋三追随美国，在不向亚洲人民道歉和忏悔的前提下，试图做正常国家，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些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安倍晋三坚持举办东京奥运会，为国际奥林匹克事业做出的贡献也是值得肯定的。中国领导人在唁电中说，安倍晋三前首相在任期间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进行了努力，作出了有益贡献。我曾同他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我对他突然去世深感惋惜。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根据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各项原则，继续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中国领导人的话更彰显我们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政治理念，彰显我们发展中日睦邻友好的勇气和决心，彰显大国胸怀和宽容心态。

　　今天我们还应讨论另一个话题。即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反映出什么样的问题。众所周知，日本总体的社会治安形势和安全形势是好的。上一次首相遇刺还是在60多年前的岸信介首相时期。在长达五分之三世纪中，日本并未出现在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出现的恐怖袭击。但这一次日本自卫队前军人针对安倍晋三的射杀实际上类似于孤狼式恐怖刺杀。不论安倍晋三的是非功过，用刺杀方法夺取他人生命则是必须予以谴责的。中国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而这种刺杀方式则更有恐怖主义行为特征，这是包括中国和日本人民在内的国际社会绝然不能接受的。现在看来反恐事业任重道远。日本虽然没有像美国那样纵容枪支持有者，也未像美国那样到处都是校园枪击案件。但我们可以看出，安倍晋三的遇刺给我们几点启示。第一街头政治并不安全，可能会带来杀身之祸；第二日本警方和私人保镖对政治家的安保依然出现麻痹和惯常思维，由于经历的案件少，随身护卫并未能及时保护安倍晋三，导致其二次中弹，安倍晋三本人也未有任何心理准备和足够的警觉，在遭遇枪击后不知所措，这些都需要汲取教训。另外，日本国民右翼倾向加重，国内对带有恐怖性质的组织（如世维会、东伊运）的“宽容”，允许部分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变种以非政府组织名义搞各种“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会不会潜移默化在教唆政治右翼势力或者带有极端思想的人们发动孤狼式恐怖袭击，这一点很值得讨论和继续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