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2045愿景与九十年代起步的革新

越南的2045愿景与九十年代起步的革新

邹刚

随着越南总理阮春福近年提出越南在2045年迈入高收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目标，国内各界瞬间开始关注自己周边这个曾经一贫如洗的邻国。越南的国家自信心源自于30多年前一场悄无声息的改革，回顾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的这场改革，将有助于理解越南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现在的经济发展和判断越南是否能在本世纪中实现成为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目标。

一、 引言

改革开放前的越南与中国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同是属于社会主义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末先后发动了内容相似的改革。中国以“双轨制”为特征的全面经济改革,在经过了一段“黄金时期”之后很快地进入了“相持阶段”。计划与市场价格并存，一方面搞活了城乡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资源配置和产品供需；另一方面，当时双轨制产生的外部经济问题，被广泛认为是形成贪污、腐化和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

越南的经济改革起步较晚，以中国为样板的越南改革很快地也进入了一场比中国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可是1988年底，越南一反中国双轨制模式而行之，大胆地发动了价格、利率和汇率三大经济参量的市场化全面改革，取得了出人意外的效果,本文在简略回顾越南经济改革的起因和历史背景后，重点揭示1988年底和1989年上半年越南加速改革的措施及其效果，并强调正是这一变革开启了越南步入现代化的进程。

二、 改革的起因与历史背景

1986年12月中旬，越南共产党在河内召开了越共中央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形成了关于展开全面经济改革(doi   moi —直译为革新）的越共中央委员会历史性决议。决议的内容非常类似中国1984年10月特别党代表大会的公报。除了党政分离，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未涉及之外，中国1984年全面改革公报中所有内容，以及中国关于农业改革三个一号文件内容，在越南1986年决议中均有体现。越南经济改革决议包括中止南方的集体化运动。已集体化土地酌情退还给原有农民，在农村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让农民得到超产后40%的利润，发展多种经济成分，鼓励计划外生产并允许计划外产品按市价交易，实行对外开放，建立经济特区，优恵吸引外资，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越南老一代主要领导人,因为“年龄与健康”的理由而被免去职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79岁的党中央总书记与国家主席长征(Truong Chinh),80岁的总理范文同（Pham Van Dong)，以及76岁的政治局关键人物黎德寿(Le Duc Tho)。

被广泛认为具有改革经验的阮文灵（Nguyen Van Linh)接任党总书记。他在胡志明市任书记期间，就以推行经济分权化而著名。党代会后，越共书记处成为主要决策和执行机构。在13名书记处书记中，仅有三名是第六次党代会前留任的。54名中央委员被解职，在第六次越共党代会的前后，越南政府的22名部长中，被撤换了17名。越南在大幅度调整领导层时，并没有像中国一样建立顾问委员会，第六次党代会常常被认为奠定了越南经济改革的组织基础。

和中国相似，越南农业改革正好遇上了1987年的好气候，在多种因素影响下，大米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城乡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农村取消了对雇工人数的限制，专业户开始出现，城市则走得更远，越南总理杜梅(Do Moui)将新出现的经济成分定义为类似中国“混合经济”的非政府经济成分，其中包括公私合营、联营、集体、个体与家庭经济。到1988年8月底，越南已有200万职工在这类经济实体中工作，占地方产值的60%和全国产值的40%。大部分非政府经济实体的产品进行市价交易，形成了和中国类似的双轨制现象。一些亏损的小国营企业被“出售”给个体户，走得最远的是私人银行：越南国家银行不但允许少数私人银行的存在，还允许这些银行自定存贷利息。总之，越南起步上效仿中国的改革，形成了和中国类似的经济多元化局面。

但是，经济改革对越南的挑战比中国遇到的困难要严峻得多，据法新社报导，越南的三位数通货膨胀不但没有被遏止，反而从1986年的700%通货膨胀率上升为l987年的1000%。高达四位数的通货膨胀使国民经济濒于崩溃^③，在严密控制下的越南政权也常常可发现贪污腐化，改革似乎加剧了越南经济危机的到来。

三、 加速改革及其效果

1988年底，危机下的越南进行了一场“悄悄的革命”。但越南决策透明度比中国更低，从越南公开发表的资料来看，很难判断这场加速改革的直接原因。除官方汇率的变动有例行的公布外，重大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广泛宣传，以至外界一时几乎没有觉察到这场“悄悄的革命”的来临。

在这加速改革的前夕，一场自发的“院外活动”显然形成了压力，一百名属于胡志明市“老战士俱乐部”的成员，于1988年6月联名写信给越南中央，要求更大幅度的改革。签名者包括越南党内极有影响的前驻中国和苏联大使阮康(Nguyen Khang)、阮文壮(Nguyen Van Tran)、前副总理与交通部部长何辉甲（Ha Huy Giap)、潘重岁(Phan Trong Tue)等等。这些老一辈领导人促使越南当局开始了解当时经济危机的社会和政治后果^④。

退回到改革前的计划经济在越南领导人看来也是一条绝路，1986年以前虽然没有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但物资贫乏，特别是北方一些省份发生严重的饥荒。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1987年后改革“相持阶段”警告了越南领导人，越南社会科学协会和越中友协1988年7月20日在河内召开了题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就与问题”的学术会议。会议综述认为中国经济改革一方面保持和加强了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另一方面造成了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

面对四位数的通货膨胀而进退两难的越南政府，只剩下加速大幅度改革的唯一出路。这场加速改革是实行以价格改革为先导的一系列经济参量市场化。1988年8月23日越南总理杜梅发表包括放开价格在内的长篇重要报告。这篇报告显然是代表越南政治局的意见。全文一再重申报告是对越南政治局《关于非政府经济成分政策与管理体制的决议》的解释。按照报告解释，非政府经济成分企业经营方式及产供销完全自主。甚至包括自选开户银行和管理部门。非政府经济成分企业所有产品按市价交易。政府经济成分企业可以按议价 (agreed price）与非政府经济成分企业自由从事原材料、生产设备等交易。1988年8月28日越南通讯电讯稿报道，越南总理杜梅在一个不详地点的讲话中提出“僵硬的价格政策将转换为实际上完全自由的价格政策。”^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89年3月访越专家代表团被告知，除电力、运输、邮政和燃料外，越南的所有物价（包括大米在内）已经市场化。不但非政府经济成分企业完全进入市场化竞争，政府企业之间的交易也全部置于协议价之下。

放开价格的效果是很难准确地估计的，因为越南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几年内保持在10%左右。法新社估计通货膨胀率从1987年的四位数降低到1988年全年的三位数^③。渥德 (A.Wood)在一份报告上估计的数字是：1989年第一季度为125%，4月为50%，5月以后河内几乎看不出有通货膨胀。一位越南国家银行高级职员透露的数字是88年月平均通货膨胀率为10%，89年已降为3%以下。尽管各种来源的数字相差如此之大，但所有数字的趋向是一致的，即全面放开价格的措施制止而不是加剧了通货膨胀。

由于越南政府必须定期公布官方汇率，外汇管理的改革较为透明。越南的汇率改革是从1987年底开始的。1987年12月1日，政府宣布越南货币贬值78%，即从当时的80盾一美元贬为368盾一美元。这项措施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因为当时越南的黑市汇率为3000盾一美元左右。同期越南国家银行开始投放面值1000、2000和5000盾新大额越钞。越南的货币贬值，形成了与中国那一时期类似的汇率追逐通货膨胀率的现象。贬值后的黑市汇率上升为4100盾一美元左右。1988年11月黑市汇率已经达到4600盾一美元左右^③。

越南国务院1988年10月21日颁布了极其大胆的新外汇管理规定。这项规定不但允许企业、甚至允许公民以竞争价格向银行买卖外汇。企业和公民可以开设外汇账户，并利用外汇账户从事转借交易。1988年10月20日，胡志明市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贸易与服务法案。法案实际上允许该市国营、合营，甚至任何18岁以上公民组织贸易行业方面的公司。市人民代表大会将认真的个别审议和签发这类公司和个体户的对外贸易权^③。

1988年11月17日，越南货币大幅度贬值。从368盾一美元贬为2600盾一美元（越南国际广播台公布的数字为2800盾一美元）。1988年12月26日，越南中央银行宣布越币进一步贬为3000盾一美元。当时的黑市汇率实际已升值为4450盾左右一美元^③。1989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率的下降和货币的继续贬值，使越南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达到了官方汇率向黑市汇率看齐的目标。由于越南的外贸基本上是与苏东国家进行的，官方汇率大幅度贬值对这种援助性贸易为主的越南国际收支平衡没有发生很大影响。贬值更直接作用在于遏止通货膨胀，促进价格改革。由于越南领导人将价格改革的最终目标定为市场价向国际价格看齐，合理的汇率显然是迈向这一目标的第一步。

汇率贬值对越南的国际收支产生了正面的影响。越南100万海外侨民（新难民侨民）开始增加向国内亲友的汇款和赠物。据法新社电讯，1989年上半年这项目总值达到三亿美金，几乎等于1988年全年数字。另一个迹象是中越边境的非官方实物贸易大幅度增加。世界银行代表团成员在河内惊讶地发现，个体商货摊上充斥中国边境走私的消费品。据称这些商品是由于货币贬值后，用大米等与中国换货而来。因为越南的大米价格在中国云南、广西等省竞争力大大提高。越南领导人甚至开始担心中国的便宜消费品对越南自身工业的打击。

越南货币政策在1988年最后一个季度也有很大变化。越南国家银行决心将几年来的负利率，在很短时间内转换为正利率。宣布了国家银行平均利率计算公式为利率必须高于通货膨胀率一个百分点。越南国家银行官员透露的数字为1989年中，存款利率高于1%，低于3%^⑦。渥德报告中尽管没有给出任何具体数宇，但他估计通货膨胀率和利率都会远高于官方数字。这份报告认为实际利率会大大高于1%^⑥。一方面，政府允许专业银行、储蓄合作社和私人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利息来竞争吸收存款。对国营企业的贷款利率也取消了任何补偿。另一方面，政府决心控制货币发行。财政部决心将1988年度政府支出占32.4%的赤字降为28%^⑥。这意味着政府减少向银行的透支。在提高利率的同时国家银行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⑤。

据河内一位资深经济学家估计，货币政策的改革，使越南的各类银行在短短的时间内动员出70,000亿盾的资金（一亿七千万美元）^⑦。存款上升和贷款利率的上调，有效地配合了价格市场化的改革。另一方面，强硬的货币政策也带来了一些可以预料到的麻烦。越南全国总工会主席阮文修( Nguyen Van Tu）透露，1989年上半年，多达50万国营企业工人闲置。这段时间未付的工资多达10亿盾。副总理阮基石(Nguyen Co Thach)承认最好的企业在越南也有一个月的工资未发，最差的企业则长达六个月发不出工资。流动基金极为短缺，很多企业濒临破产^⑧。中央书记处书记兼河内市委书记范世阅(Pham The Duyet)承认在该市300家市属国营企业当中，90家很难发出工资。该市也关闭或转售5%左右的这类工厂给合营或私营企业。官方经济学家认为10-15%的国营工业将关闭或转售给合营或私营企业^⑧。尽管紧缩货币的困难使货币政策改革受到一定程度上的非议，河内自由派经济学家（如石某Thach）引用弗里德曼的观点，认为这些负作用是为遏止通货膨胀不可避免付出的代价^⑧。

越南的经济加速改革在政治上也自然形成了一个宽松的环境。在1988年底越南召开的八届四次国会会议上，经济改革成了压倒一切的主题。代表开始大胆地批判政府的经济政策，政府主要官员受到严厉的质询。会议气氛类似于1986年中国人大委员会议。代表们要求更广泛的改革，其中包括劳动制度、工资制度以及补贴政策等^③。这次会议显然对1989年3月越南进一步加速改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段时间越南加速改革的重要特征是加速各种为改革服务的法规制定。截止到1989年上半年，越南的重要经济管理领域己置于新政策法规之下。政府颁布的法规包括企业自主权、物资分配与交易、外汇管理、经济特区、投资管理等等^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麦克·康德沙斯(Michel Camdessus) 1989年7月访问越南时发现，越南领导人已经单方面进行了该组织希望越南从事的经济调整计划。IMF和世界银行的专家均认为向越南恢复贷款的条件从经济上看已经成熟。政治上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也造成了良好的气氛。但是在1989年9月13日IMF和世界银行年会上，美国和日本从政治考虑，阻止了恢复贷款。因为他们希望对越南保持压力，以促成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

四、 转型国家经济改革方案之比较

尽管中国的经济学家主要关心国内不同路线改革方案的争议。国外经济学家和一些国际组织就包括中国和越南在内转型国家展开了范围广泛的改革模式比较研究。

1、对东欧改革方案的质疑

国外经济学家对经济改革方案的兴趣，显然是由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变化而引起的。1989年以来，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参与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方案设计。一般说来，西方经济学的观点是自由价格、取消补贴、全面私有化、自由贸易和自由兑换外币等等。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沙卡斯(J.Sachs)。沙卡斯在1989—90年任波兰政府顾问期间，因提出包括上述所有措施的“一揽子”改革方案而著名。

曾先后任亚洲开发银行副总裁、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顾问的凯茨（S.Katz）首先对“一揽子”改革方案质疑。1991年4月24日，凯茨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呼吁东欧国家必须向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和日本学习。他指出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成功不是建立在“一揽子”改革方案的政策基础之上。与此相反，这些国家和地区均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一系列“反自由市场”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制定产业政策以保护新生行业；外汇管制以控制进口和收支平衡；自由价格与税收、利率和关税补贴并行；最后凯茨以日本为例，说明这些国家和地区对国外直接投资也是严格管制的，这和东欧国家私有化过程中全面开放资本市场形成鲜明对照。他指出1860年日本现代化初期，从欧洲引入银行家，但将外国银行拒之门外，一旦日本人掌握银行业经营后，连外国银行家也拒之门外了。凯茨显然是想用此说明东欧全面开放资本市场的问题。他强调新兴工业化经济对资本市场的保护立场。最后，他总结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表明，面向市场的经济结构变化、并不一定需要以昂贵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为代价。东欧应该从东亚经济发展吸取经验。

凯茨的观点在世界银行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处的首席经济学家辛格(I.Singh）1991年7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得到更允分的讨论。和凯茨不同，辛格以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为东欧改革的参照系。辛格报告的要点反映在他用以分段的七个小标题上。这些小标题是：（1）慢步与快步改革；（2）私有与国家部门；（3）干预与自由放任；（4）价格改革：逐步与激进路线；（5）贸易自由化：慢步与快步；（6）汇率：控制与自由兑换；（7）社会成本：控制与支付。这些标题反映辛格的比较分析即中国采取的是前者而东欧是后者。辛格的结论是：中国改革的经济表现远优于东欧。尽管其改革措施显得弱于东欧的“一揽子”方案。他认为中国的经验表明逐步改革是可行的。

2、对渐进改革和有限改革的质疑

凯茨和辛格的观点显然是引起争议的。匈牙利国家银行总裁盖约格(S.Gyorgy)在1991年10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曼谷年会上，与世界银行《变革》（Transition）杂志编辑专门讨论了东亚经验问题。盖约格断言东亚与东欧在文化、经济、社会、甚至宗教方面的背景完全不同，东亚模式不可能在东欧地区成功。

辛格的同事，世界银行欧洲部经济学家波盖特克(Z.Bogetic)撰文逐条批评辛格观点。波盖特克认为用短期经济表现来评价改革方案优劣是不妥当的。对于东欧而言，中国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中国近10年发展速度快是由于其基数低。此外，他认为中国近年的增长是外延扩大再生产驱动的。东欧在工业化时期．也曾达到类似增长状态。中国与东欧工业化时期的增长情况一样，即这种增长是以低效率为代价的。从另一方面看，东欧这两年的经济恶化只是暂时的。用捷克和斯洛伐克财政部长克劳斯(V.Klaus)的话来说，东欧的经济改革会使经济表现按字母J曲线变化。即“一揽子” 改革方案将带来短期经济全面下降，然后复苏并走向繁荣。因此，波盖特克认为辛格的比较有可能恰恰用错了尺度。因为中国这种外延为主的增长最终会要降下来，形成增长的倒U字型曲线。用倒U字型峰顶与J曲线谷底相比，显然是取错了坐标系。

匈牙利经济学会会长卡斯克·纳吉(B.Csikos.Nagy）也撰文加入讨论。他同意波盖特克就比较时间坐标系的批评。他甚至指出，如果辛格文章是在1991年年底写的话，情况就己经不同了。他认为这类比较还要扩展到立法与债务等问题。

3、中国与越南经济改革比较研究

笔者本人在为国际组织准备的报告中也涉及到本文讨论的问题。这份报告着重研究越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经济改革与经济表现。报告发现越南在1988年底和1989年初,放弃类似中国双轨制改革路线，在价格、利率和汇率三大经济参量方面，大胆地启动全面加速改革，也达到了稳定和繁荣经济的目的。除私有化以外，越南的改革非常接近波兰的 “一揽子”方案。从另一方面看，波兰私有化步伐因遇到一些困难进展缓慢。因此，越南的经验表明，“一揽子”方案也许不是中国与东欧的区别。经过不同路线改革后的中国和越南，达到类似的经济表现。说明两国在改革方面有其他共同点，这个共同点也许就是与东欧改革路线相异之处。

众所周知苏联解体后东欧的改革是以社会政治变革为先导，经济改革是社会政治改革的一部分。而中国和越南是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特别有趣的是，中国对应时期的改革实际上是用一个较长时间，完成越南1988年底和1989年初加速改革的内容。中国后来取消了价格双轨制，并轨方向是向市场看齐。尽管殊途同归，但三十多年后看中国更渐进的价格改革似乎更利于长期通货膨胀的控制。

五、 结语

中国的经济特区实际上是探索改革政策的试点区。如果说过去前苏联默许部分东欧国家经济改革是为自身改革提供经验的话，那么无须付出试点代价，越南在某些方面可以作为物理上隔离开的天然改革政策试点区。中越三十年前一先一后的改革将为两国本世纪中迈入现代化强国提供彼此互取短长的借鉴。

（本文翻译自笔者同名英文备忘录。在英文备忘录写作过程中，笔者得到了世界银行和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并得到了Ange Tran越语帮助。徐滇庆最后阅读和帮助修改了中文翻译稿，特此表示感谢，文中观点和错误概由笔者负责。）

六、 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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