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老舍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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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美国

中国网 | 时间： 2002-01-04  | 文章来源： 中国网

    巴金称老舍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曹禺说他是“中国当代的人杰”，他是惟一得到“人民艺术家”称号的现代作家。研究老舍的论文和专著层出不穷，但关于他的生平传记则相对平静得多。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曾经在国外生活过较长时间。1924年9月－1930年2月他赴英伦三岛，执教于伦敦大学东方学院。1946年3月－1949年12月他又远渡太平洋，在美国生活了将近四年。这两段时期因各种原因留下的资料少之又少，成为老舍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本文力图从各种资料入手勾勒出老舍的留美生涯简图。

    出行之前

    1946年3月5日，老舍与曹禺乘坐美国的运兵船“史葛将军”号，起程离开上海，向大洋彼岸的新大陆驶去。他们此行是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去美进行讲学和访问。

    此时美国邀请两位中国作家访问是有自己特殊考虑的。在他们两位访美之前，文化界名人郭沫若、物理学家兼戏剧家丁西林等人已经应邀访问了苏联，并有详细的访问记问世，影响较大。而茅盾也将于1946年冬天访苏。他们的接连出访，发生在二战刚刚结束、美苏两个大国开始争霸的背景之下。两大国不仅要谋求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霸权，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也展开激烈争夺。面对苏联频频邀请中国文化名人访问的举动，美国方面自然会作出反应。而在当时的中国，抗战虽然胜利，但政局仍然动荡不安，一场规模空前的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在此形势下，美国外交界的一些“明智之士”也把目光转向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并把他们作为重要的争夺对象，争取在同苏联的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谋求均势。

    当时，在促成老舍、曹禺访美一事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在美国驻华使馆任联络员的威尔马－费正清（Wilma Fairbank），另一位是在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的约翰－金－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g）。正是他们向美国国务院建议，邀请两位知名的中国进步文化人士访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老舍。他的《骆驼祥子》刚刚被以《洋车夫》为名译成英文，其深沉的语调、优美的文笔和异域的风情顿时吸引了美国读者，畅销一时，影响甚大。而老舍本人在八年抗战中一直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主要负责人，在文艺界享有很高的威望，邀请他自在情理之中。而当时曹禺已经成为戏剧界的代表人物。作为对苏联邀请郭沫若、茅盾等人访问的一种反应，请他们两位访美，在影响上不会比前者差。

    当他们离开重庆动身赴美之时，张治中将军设宴送行，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冰心等作陪。老舍以他惯有的幽默说，将去美国一年，此行是把他拿出去展览一下，说得来宾哄堂大笑。有记者曾问老舍对赴美讲学有何感想时，老舍开玩笑说，此次赴美是“放青儿”，好比是一头骆驼，春天到张家口外去吃青草、换毛，然后马上回来，以做更长途的跋涉和承担更沉的负重。他们到上海后，上海文艺界也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有一百多人参加，并留有合影。起程前，美驻华大使馆也为老舍和曹禺举行了鸡尾酒会。

    初到新大陆

    经过两周多的海上漂泊，3月20日，老舍和曹禺抵达美国西海岸城市西雅图，稍做休整后，又经芝加哥，于29日抵达华盛顿，向美国国务院确定了讲学和访问日程。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转了大半个美国，先后访问了华盛顿、纽约、科罗拉多、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等地。

    在华盛顿，他们受到了热情接待，被安排在专门接待国家贵宾的来世礼宾馆下榻。恰好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访美，住在来世礼的甲宾馆，老舍和曹禺住在乙宾馆，两人各住一室，周围环境幽雅，室内设备豪华，异常舒适，外交部还特派专人来招待他们。由此看出，美国方面对他们两位来访还是相当重视的。

    4月，两人抵达纽约，在车站受到友人乔志高（高克毅）的迎接。当时二战刚刚结束，纽约战时畸形繁荣的气氛尚未消退，旅馆和公寓都非常紧张。乔志高考虑到老舍在英国生活过多年，对于西方文化必然会有高度的修养，随便把他安排在位于闹市中心、粗俗不堪的旅馆里去，显然不合适，便在一家高级住宅旅馆史丹霍饭店订了两个房间。该旅馆位于5马路81街，绿荫夹道，环境幽雅，颇具欧洲风味。经过八年抗战的辛苦，再加上从重庆来美长途跋涉的劳顿，老舍终于可以在这里安安静静地休息一段时期，放松一下，要写作也没人打扰，要会客也不失体面。过了几天，乔志高请两位在小有名气的广州茶园就餐，老舍说他们已经搬了旅馆，从史丹霍到了塔夫脱饭店。塔夫脱地处闹市，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与静谧的史丹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作为写作和休息的处所显然比不上前者。老舍他们直言相告，搬到塔夫脱，无非是因为房价便宜（美国国务院的津贴是有标准的，超标了当然要自己付钱）。

    广州茶园是当年纽约很受欢迎的一家中餐馆。他们吃了一半，忽然发现邻坐客人恰巧是与老舍同船而来的荣氏夫妇，异国相逢，自然格外亲切，推杯换盏，每个人都尽兴饮了不少酒。饭后，夫妇二人请他们到位于5马路的公寓畅谈。老舍喝了不少，话比平时自然多些，跟大家像讲故事一样讲了一段他初访美国的经历：

    他搬到塔夫脱饭店之后，一天闲来无事，便在旅馆和电影院大门前溜达。过了一会儿，一位鹤发童颜、举止和蔼的老者出现在身边，跟他攀谈起来。老舍初来乍到，茫茫人海，举目无亲，有人主动过来聊天，当然求之不得。况且作为一位作家，能有机会随时随地采访第一手资料，亲身体验美国风土人情，更是机会难得。那位老者和身边来来往往的行人截然不同，态度热情，谈吐不俗，和老舍一见如故，耐心地替这位外貌谨慎的东方人解答各种问题。两人谈得异常投入，老舍听得津津有味。一会儿，这位洋老头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对老舍说，他约好了一个朋友一起到商店去，等了半天不见人影，随口问一声老舍，高兴不高兴溜达几个街区，陪他去取东西。老舍一来无事，二来也不肯放过这一“深入生活”的好机会，欣然应允。两人从50街往南，边走边谈，漫步走过十个街区，一路上使老舍这位外乡客大长见识。走到34街梅西百货公司旁边一家商店门前时，老者忽然“啊呀”一声说：“糟糕！”原来老者与那位朋友约好，携款来取手表的，现在朋友没来，身边现款不够，回去拿又太麻烦，无可奈何之下，问这位萍水相逢的知己“My friend”随身有没有50元暂借一下，回到旅馆立即奉还。“喏，就在这家，请在外面稍等，我去去就来。手头这东西索性麻烦你替我拿一下。”既有抵押品，还怕什么，况且和这位慈眉善目的老者已经交谈了半天，不会有诈。老舍马上掏出50美元递过去，顺手把那个沉甸甸的包裹接过来，乖乖地站在路旁，继续东张西望，浏览纽约街景。就这样站在街头，左等右等，友善的老者始终不见出来。过了大半个钟头，老舍心知不妙，赶紧冲进那家商店一看，老头早已杳无踪影，从朝后街的一扇门中逃走了。自己只好顺着原路返回塔夫脱饭店，回到房间，打开包裹一看－－果不其然，里面包着几层破报纸和一块砖头。

    他用写小说的幽默口吻把这段倒霉的经历讲得活灵活现，好在笑话是出在自己身上，这也算是幽默中的上乘之作，大家听了为之捧腹。50美元买来一个故事，代价虽然昂贵了点，能让大家轻松片刻，钱也没有白花。

    出游的日子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老舍和曹禺格外忙碌。他们首先会见了旅美的中国电影演员王莹，并在王莹的安排下与美国著名女作家赛珍珠座谈了两次。又经王莹的引见，拜访了旅美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当时布莱希特正在写作《伽利略传》。他深爱中国文化，在其戏剧创作中，对中国戏曲多有借鉴。能在美国见到中国有影响的作家和戏剧家，布莱希特喜出望外，与两人谈得很高兴，并与夫人隆重地以丰盛的酒菜招待他们。

    在此阶段，老舍和曹禺开始了他们的讲学。老舍讲题为《中国文学之历史与现状》、《中国艺术的新道路》等，曹禺做《中国戏剧之历史与现状》，引起了美国人对中国文艺的关注和兴趣。

    在出游的路上，走马观花，所见所闻，老舍感慨颇多。深深地体会到中国对外的宣传，只是着重于政治，而缺乏文化的介绍，尤其是今日之文化。美国人所了解的并不是今天的中国人，而是唐宋和明清时代的中国人。他们热衷于唐诗宋词和明清瓷器，但对今日之中国文化知之甚少。《骆驼祥子》在美国做的广告，画面上是一个脑袋后面拖着长辫子的中国人，辫子翘得高高的，这就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可见，进行宣传和交流是多么必要。况且，中国今日之艺术与他国相比，亦毫不逊色。比如在戏剧方面，美国的戏剧演技与剧本，虽然已经具备了很高的水平，可是也并无过人之处。而我们的现代戏剧不管是剧本还是演技，已具备了相当高的成就，假若有美国那样的物质条件，老舍认为“我们的话剧决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

    同年秋天，应美国北方邻邦加拿大政府邀请，老舍与曹禺到该国进行了一个月的参观、游览和讲学。在加拿大，他们也受到了热情的欢迎，各大报纸载文介绍和欢迎他们。老舍喜爱花草，观察细致。他看到加拿大许多城市的街道电灯柱顶端都挂有一对花盆，各种鲜花生长其中，并有专门设计制造的汽车给柱顶的盆花浇水。老舍看了非常高兴，也不免感叹，要是中国也有如此精巧的设施和管理手段，该有多好。

    纽约的萨拉托加－斯普林有一座名叫雅斗的大花园，专门用来接待各国的艺术家，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静养、休息和创作的场所。该花园面积很大，园内各式树木郁郁葱葱，绿草如茵，鲜花点缀其中，间有小桥流水，绿树旁边，是一座座造型别致的房屋，环境非常宜人。9月23日，天气晴朗，秋风阵阵，老舍来到了这里，利用这难得的条件，开始继续创作他的《四世同堂》。老舍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清晨6点多钟便起床，来到花园，置身于怒放的菊花当中，对着朝阳，慢慢地舒臂伸腿，用打太极拳的方式来锻炼身体，其舒展自如的幽雅姿态常常引来好奇的目光。30分钟以后，便消失在他的工作间中。傍晚时分，老舍来到食堂与大家共进晚餐，然后天南海北地东拉西扯，无所不谈，气氛异常融洽、活跃。在此居住期间，老舍结识了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并与之一起为救济国内的贫困作家而筹措资金。

    老舍和曹禺只去过南方一次，却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西南靠近墨西哥的新墨西哥州，有专为印第安人圈设的“保留地”。他们眼前呈现的是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赤日炎炎，毫无生机，周围不见一点绿色。老舍和曹禺下了车，围过来一大群土著人的孩子，衣衫破烂，面黄肌瘦，手里举着自制的陶器向人们兜售叫卖。老舍他们见了心里很难过，对比美国北方白人富足文明的生活，实在难以相信眼前的这群孩子与他们同处一国，贫富悬殊太大了。

    一些美国人的自傲和盛气凌人也让老舍感到相当愤慨。在一次集会上，一个美国人“关切”地问老舍和曹禺：“你们希望美国政府如何帮助中国？”平时一向待人温和、幽默的老舍，极其严肃地以郑重的态度对发问者说：“你们美国军队应该赶快从中国退出！”这个美国人碰了一鼻子灰。

    预定的时间很快过去了。1946年年底，曹禺按原计划回国，老舍打算留美继续完成《四世同堂》的写作。分手之前，老舍十分难过，一改往日的幽默作风，脸上毫无表情，默默地帮曹禺整理行装，送曹禺上车，摇着手一直看他远去。

    一个人苦写

    曹禺回国以后，老舍在纽约24大道83西街118号租了两间公寓房，一边辛苦地写着小说，一边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发展，过着一种既紧张又十分孤单的生活，但这也没有阻挡住他的创作，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翻译，都有不小的收获。

    老舍著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就是在本时期完成的。写作时间在1947年的第二季度至1948年6月底。老舍对这部小说非常满意，他曾经说过：“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他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但老舍写作此书时处境非常艰难，曹禺回国，没有朋友来往，也没有精神出去游玩。整天闷坐斗室，进行着艰苦的写作。虽然在国外呆了好多年，还是吃不惯西餐，一日三餐难以下咽，比吃药还难。住处难找，价格又高得出奇，只得住在又乱又差的大公寓里。多年的颠沛流离落下了病根，又加上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困窘和折磨，经常是疾病缠身，肚子疼，头发昏。在那里，医生地位很高，“奇货可居”，看病异常困难，老舍只好顺其自然，忍受着疾病带来的痛苦。物价奇高，且不断飞涨，他甚至到了连买鞋都觉得很困难的程度。他给好友臧克家的信里说：“外边是十里洋场，我守着斗室，冷冷清清。”可以想见他的孤独清寂的滋味。

    老舍身处异国，人生地疏，要想出版自己的小说，得有自己的代理人。首位代理人休伊特－赫薇由于家务繁重等原因，没有多久，就辞掉了这一工作。女作家赛珍珠给老舍推荐了大卫－劳埃得做他的代理人，开始了他们长时间的合作。老舍回国以后，还常常同他书信往来，可见他们合作得还是比较愉快的。

    1948年3月老舍原来计划回国，但因《骆驼祥子》摄制电影的关系，经美国务院核准续居半年。此时，老舍开始了《四世同堂》的翻译工作，合作者是浦爱德。她从小生活在山东沿海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里，会说中文，但不太会写。抗战时期，她曾在美国组织募捐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老舍在纽约的时候，她也回到了美国，住在纽约。基于浦爱德的特殊情况，在翻译过程中，他们采取了一种奇特的合作方式。首先是老舍一段一段地念给她听，她随即翻译成英文，用打字机打下来，给老舍看。经老舍确认无误后，再进行下一段翻译。从1948年3月至8月，他们几乎每天晚上7点到10点都在一起工作。除了浦翻译的速度有些慢外，他们合作得还是很不错的。浦的翻译受到了赛珍珠的肯定和赞扬，认为翻译得很好，进展顺利，应该继续合作下去。《四世同堂》的英译本1951年由美国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取名为《黄色风暴》。

    《鼓书艺人》是老舍在美国完成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完成时间大约在1948年夏到年底。这是老舍的惟一取材于重庆的一部长篇小说。描写的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曲艺艺人生活和他们的思想转变。该书是以老舍的好友、著名的鼓书艺人傅少舫和养女傅贵花为原形的。这部小说对研究老舍的思想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标志着老舍思想的重大转折。该书是边写边译的一部书。译者是美籍华人、翻译家郭镜秋。老舍写几章交给郭，郭译后还几章，再取几章新的，翻译时间比写作时间稍晚一点。大约在1949年春天完成，1952年在美国出版，书名是The Drum Singers。老舍回国以后，也以同样的题材创作的话剧《方珍珠》，可以看作是《鼓书艺人》的姊妹篇，对两者做一下比较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老舍在美国写的第三部作品是根据他的短篇小说《断魂枪》改编的三幕四场英文话剧。该剧据说是老舍应美国学生的要求而创作的，但没有正式出版。1986年才在哥伦比亚大学被发现，经舒悦（老舍的孙女）翻译为中文，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全集》以《五虎断魂枪》为名收入。它对研究老舍的思想变化也有重要的作用。

    除了《四世同堂》和《鼓书艺人》以外，老舍还组织了《离婚》、《牛天赐传》的翻译，加上1945年的《骆驼祥子》，这样先后有5部作品被集中地介绍给欧美读者。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欧美读者知道中国现代的文艺是始自老舍的。

    除此之外，老舍在美国还创作了一个作品叫《唐人街》。这部作品很可能已在美国发表。因为在老舍和代理人的通信中有它的出版合同方面的记载，但迄今为止还未被发现。从篇名来看，这应是一部描写中国人异域生活的作品，与他在英国讲学时所写的同类作品《二马》很有比较之处。这还是一个有待继续挖掘的课题。

    他乡遇故知

    此时老舍身处异国，一个人苦写，其孤寂情绪可想而知。能有老朋友相见，肯定会喜出望外。

    1947年10月9日，老舍在纽约得以与老友冯玉祥将军相会。冯玉祥此次赴美，以考察水利为名，实际上是为了摆脱蒋介石的控制。他和老舍从抗战初期相识，从武汉一直到重庆，冯玉祥在生活上和经济上给予了很大援助，解除了老舍的后顾之忧，从而使他能集中全部精力进行文艺创作和从事抗战文艺的组织工作。冯玉祥一生戎马倥偬，也爱吟诗作赋，喜与文人结交，其直爽的性格与老舍也很相投，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9日傍晚，听说了冯玉祥来纽约的消息，老舍立刻买了水果到旅馆来看望老友。几年不见，倍感亲切，老舍领冯玉祥到一家北方餐馆共进晚餐。从国内局势到美国现状，从国际关系到两人目前的处境，两人无话不谈，一直到深夜才依依惜别。没有想到，冯玉祥在回国的路上，因乘坐的轮船失火而身亡。老舍与这位老友回国相见的愿望终未实现。

    几十年来颠沛流离的生活，给老舍的身体埋下了许多病根。抗战时期，重庆物质极度缺乏，营养严重失衡，更使老舍健康恶化。1948年底，他坐骨神经病开始发作，1949年4月，住院进行治疗。石垣绫子是他在雅都时结识的日本友人，知道老舍住院做手术，前去探望老舍。老舍病卧他乡，忧念故国之情溢于言表，石垣听了也为之心动。

    1949年6月，老舍病体好转，准备出院时，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军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继而解放南京、上海，国民党更是全线崩溃。国内局势已经十分明朗，老舍心情也变得舒畅起来，打电话邀请日本朋友到公寓来吃饭。老舍提前买好鸡鸭鱼肉、豆腐、蔬菜。友人一来，老舍系上围裙，亲自下厨，变魔术般做出很多中国菜来。日本友人对他的厨艺大为赞叹，啧啧不已，饱餐一顿。此时老舍精神特别好，几年来的郁闷心情烟消云散，沉默寡言的他仿佛换了个人似的激动地说：“中国不久将获得新生了。”他告诉朋友：“中国已经有希望了，我要尽快回中国去。”

    回国之路

    1949年6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在即，周恩来向远在美国的老舍发出了召唤。根据他的指示，由郭沫若、茅盾、曹禺、田汉、冯雪峰等三十多人签名写了一封邀请信，经过秘密渠道送到了老舍手中，老舍一方面做着《四世同堂》等书的翻译、出版工作，一方面做准备回国。10月1日，新中国成立，老舍收到曹禺遵总理指示给他写的邀请信，收信后立即整装回返。

    10月初，老舍来到旧金山，拟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先赴香港，然后取道北上。由于该船延期启航，故在三藩等了一星期左右。10月13日，老舍乘船离开美国踏上了归程。当时船上有22名回国的留学生，每天举行座谈会，讨论如何回国服务，并交换知识，一派新鲜热烈的气象。也有另外一些回国的人，终日赌钱、打麻将，无所事事。船上的几个菲律宾财主，穿的比美国阔少还要华丽，但浅薄无知，好玩好笑，比美国商人更为鄙俗。途经夏威夷的檀香山、日本横滨、菲律宾马尼拉，老舍均下船作了参观，以他那特有的细致眼光，进行了观察，感慨颇多。11月4日到香港，去北方的船票很紧张，28日才得以买票上船。一路迎着北风和飞雪，经朝鲜仁川，于12月9日终于来到天津，久违的华北大地出现在老舍眼前，看到了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泪水在眼中打转。12日，返回了阔别14年的故乡北京，开始了另外一种生活。来源：《神州学人》

    中国网 2002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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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在美國

中國網 | 時間： 2002-01-04  | 文章來源： 中國網

    巴金稱老舍是“中國知識分子最好的典型”，曹禺説他是“中國當代的人傑”，他是惟一得到“人民藝術家”稱號的現代作家。研究老捨得論文和專著層出不窮，但關於他的生平傳記則相對平靜得多。其中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曾經在國外生活過較長時間。1924年9月－1930年2月他赴英倫三島，執教于倫敦大學東方學院。1946年3月－1949年12月他又遠渡太平洋，在美國生活了將近四年。這兩段時期因各種原因留下的資料少之又少，成為老舍研究中的一個薄弱環節。本文力圖從各種資料入手勾勒出老捨得留美生涯簡圖。

    出行之前

    1946年3月5日，老舍與曹禺乘坐美國的運兵船“史葛將軍”號，起程離開上海，向大洋彼岸的新大陸駛去。他們此行是應美國國務院邀請，去美進行講學和訪問。

    此時美國邀請兩位中國作家訪問是有自己特殊考慮的。在他們兩位訪美之前，文化界名人郭沫若、物理學家兼戲劇家丁西林等人已經應邀訪問了蘇聯，並有詳細的訪問記問世，影響較大。而茅盾也將於1946年冬天訪蘇。他們的接連出訪，發生在二戰剛剛結束、美蘇兩個大國開始爭霸的背景之下。兩大國不僅要謀求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霸權，在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也展開激烈爭奪。面對蘇聯頻頻邀請中國文化名人訪問的舉動，美國方面自然會作出反應。而在當時的中國，抗戰雖然勝利，但政局仍然動蕩不安，一場規模空前的大革命正在醞釀之中。在此形勢下，美國外交界的一些“明智之士”也把目光轉向中國的進步知識分子，並把他們作為重要的爭奪對象，爭取在同蘇聯的競爭中處於主動地位，謀求均勢。

    當時，在促成老舍、曹禺訪美一事上起了重要作用的有兩個人，一位是在美國駐華使館任聯絡員的威爾馬－費正清（Wilma Fairbank），另一位是在重慶美國新聞處工作的約翰－金－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g）。正是他們向美國國務院建議，邀請兩位知名的中國進步文化人士訪美。他們首先想到的是老舍。他的《駱駝祥子》剛剛被以《洋車夫》為名譯成英文，其深沉的語調、優美的文筆和異域的風情頓時吸引了美國讀者，暢銷一時，影響甚大。而老舍本人在八年抗戰中一直是“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主要負責人，在文藝界享有很高的威望，邀請他自在情理之中。而當時曹禺已經成為戲劇界的代表人物。作為對蘇聯邀請郭沫若、茅盾等人訪問的一種反應，請他們兩位訪美，在影響上不會比前者差。

    當他們離開重慶動身赴美之時，張治中將軍設宴送行，周恩來、馮玉祥、郭沫若、冰心等作陪。老舍以他慣有的幽默説，將去美國一年，此行是把他拿出去展覽一下，説得來賓哄堂大笑。有記者曾問老舍對赴美講學有何感想時，老舍開玩笑説，此次赴美是“放青兒”，好比是一頭駱駝，春天到張家口外去吃青草、換毛，然後馬上回來，以做更長途的跋涉和承擔更沉的負重。他們到上海後，上海文藝界也舉行了盛大的歡送會，有一百多人參加，並留有合影。起程前，美駐華大使館也為老舍和曹禺舉行了雞尾酒會。

    初到新大陸

    經過兩周多的海上漂泊，3月20日，老舍和曹禺抵達美國西海岸城市西雅圖，稍做休整後，又經芝加哥，于29日抵達華盛頓，向美國國務院確定了講學和訪問日程。在以後的半年時間裏，轉了大半個美國，先後訪問了華盛頓、紐約、科羅拉多、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亞等地。

    在華盛頓，他們受到了熱情接待，被安排在專門接待國家貴賓的來世禮賓館下榻。恰好當時英國首相丘吉爾訪美，住在來世禮的甲賓館，老舍和曹禺住在乙賓館，兩人各住一室，周圍環境幽雅，室內設備豪華，異常舒適，外交部還特派專人來招待他們。由此看出，美國方面對他們兩位來訪還是相當重視的。

    4月，兩人抵達紐約，在車站受到友人喬志高（高克毅）的迎接。當時二戰剛剛結束，紐約戰時畸形繁榮的氣氛尚未消退，旅館和公寓都非常緊張。喬志高考慮到老舍在英國生活過多年，對於西方文化必然會有高度的修養，隨便把他安排在位於鬧市中心、粗俗不堪的旅館裏去，顯然不合適，便在一家高級住宅旅館史丹霍飯店訂了兩個房間。該旅館位於5馬路81街，綠蔭夾道，環境幽雅，頗具歐洲風味。經過八年抗戰的辛苦，再加上從重慶來美長途跋涉的勞頓，老舍終於可以在這裡安安靜靜地休息一段時期，放鬆一下，要寫作也沒人打擾，要會客也不失體面。過了幾天，喬志高請兩位在小有名氣的廣州茶園就餐，老舍説他們已經搬了旅館，從史丹霍到了塔夫脫飯店。塔夫脫地處鬧市，人來人往，熙熙攘攘，熱鬧非凡，與靜謐的史丹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但作為寫作和休息的處所顯然比不上前者。老舍他們直言相告，搬到塔夫脫，無非是因為房價便宜（美國國務院的津貼是有標準的，超標了當然要自己付錢）。

    廣州茶園是當年紐約很受歡迎的一家中餐館。他們吃了一半，忽然發現鄰坐客人恰巧是與老舍同船而來的榮氏夫婦，異國相逢，自然格外親切，推杯換盞，每個人都盡興飲了不少酒。飯後，夫婦二人請他們到位於5馬路的公寓暢談。老舍喝了不少，話比平時自然多些，跟大家像講故事一樣講了一段他初訪美國的經歷：

    他搬到塔夫脫飯店之後，一天閒來無事，便在旅館和電影院大門前溜達。過了一會兒，一位鶴發童顏、舉止和藹的老者出現在身邊，跟他攀談起來。老舍初來乍到，茫茫人海，舉目無親，有人主動過來聊天，當然求之不得。況且作為一位作家，能有機會隨時隨地採訪第一手資料，親身體驗美國風土人情，更是機會難得。那位老者和身邊來來往往的行人截然不同，態度熱情，談吐不俗，和老舍一見如故，耐心地替這位外貌謹慎的東方人解答各種問題。兩人談得異常投入，老舍聽得津津有味。一會兒，這位洋老頭好像忽然想起了什麼，對老舍説，他約好了一個朋友一起到商店去，等了半天不見人影，隨口問一聲老舍，高興不高興溜達幾個街區，陪他去取東西。老舍一來無事，二來也不肯放過這一“深入生活”的好機會，欣然應允。兩人從50街往南，邊走邊談，漫步走過十個街區，一路上使老舍這位外鄉客大長見識。走到34街梅西百貨公司旁邊一家商店門前時，老者忽然“啊呀”一聲説：“糟糕！”原來老者與那位朋友約好，攜款來取手錶的，現在朋友沒來，身邊現款不夠，回去拿又太麻煩，無可奈何之下，問這位萍水相逢的知己“My friend”隨身有沒有50元暫借一下，回到旅館立即奉還。“喏，就在這家，請在外面稍等，我去去就來。手頭這東西索性麻煩你替我拿一下。”既有抵押品，還怕什麼，況且和這位慈眉善目的老者已經交談了半天，不會有詐。老舍馬上掏出50美元遞過去，順手把那個沉甸甸的包裹接過來，乖乖地站在路旁，繼續東張西望，瀏覽紐約街景。就這樣站在街頭，左等右等，友善的老者始終不見出來。過了大半個鐘頭，老舍心知不妙，趕緊衝進那家商店一看，老頭早已杳無蹤影，從朝後街的一扇門中逃走了。自己只好順著原路返回塔夫脫飯店，回到房間，打開包裹一看－－果不其然，裏麵包著幾層破報紙和一塊磚頭。

    他用寫小説的幽默口吻把這段倒楣的經歷講得活靈活現，好在笑話是出在自己身上，這也算是幽默中的上乘之作，大家聽了為之捧腹。50美元買來一個故事，代價雖然昂貴了點，能讓大家輕鬆片刻，錢也沒有白花。

    出遊的日子

    接下來的一段日子，老舍和曹禺格外忙碌。他們首先會見了旅美的中國電影演員王瑩，並在王瑩的安排下與美國著名女作家賽珍珠座談了兩次。又經王瑩的引見，拜訪了旅美的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當時布萊希特正在寫作《伽利略傳》。他深愛中國文化，在其戲劇創作中，對中國戲曲多有借鑒。能在美國見到中國有影響的作家和戲劇家，布萊希特喜出望外，與兩人談得很高興，並與夫人隆重地以豐盛的酒菜招待他們。

    在此階段，老舍和曹禺開始了他們的講學。老舍講題為《中國文學之歷史與現狀》、《中國藝術的新道路》等，曹禺做《中國戲劇之歷史與現狀》，引起了美國人對中國文藝的關注和興趣。

    在出遊的路上，走馬觀花，所見所聞，老舍感慨頗多。深深地體會到中國對外的宣傳，只是著重于政治，而缺乏文化的介紹，尤其是今日之文化。美國人所了解的並不是今天的中國人，而是唐宋和明清時代的中國人。他們熱衷於唐詩宋詞和明清瓷器，但對今日之中國文化知之甚少。《駱駝祥子》在美國做的廣告，畫面上是一個腦袋後面拖著長辮子的中國人，辮子翹得高高的，這就是20世紀40年代中國人在美國人心目中的形象！可見，進行宣傳和交流是多麼必要。況且，中國今日之藝術與他國相比，亦毫不遜色。比如在戲劇方面，美國的戲劇演技與劇本，雖然已經具備了很高的水準，可是也並無過人之處。而我們的現代戲劇不管是劇本還是演技，已具備了相當高的成就，假若有美國那樣的物質條件，老舍認為“我們的話劇決不弱於世界上任何人”。

    同年秋天，應美國北方鄰邦加拿大政府邀請，老舍與曹禺到該國進行了一個月的參觀、遊覽和講學。在加拿大，他們也受到了熱情的歡迎，各大報紙載文介紹和歡迎他們。老舍喜愛花草，觀察細緻。他看到加拿大許多城市的街道電燈柱頂端都挂有一對花盆，各種鮮花生長其中，並有專門設計製造的汽車給柱頂的盆花澆水。老舍看了非常高興，也不免感嘆，要是中國也有如此精巧的設施和管理手段，該有多好。

    紐約的薩拉托加－斯普林有一座名叫雅鬥的大花園，專門用來接待各國的藝術家，給他們提供了一個靜養、休息和創作的場所。該花園面積很大，園內各式樹木鬱鬱蔥蔥，綠草如茵，鮮花點綴其中，間有小橋流水，綠樹旁邊，是一座座造型別致的房屋，環境非常宜人。9月23日，天氣晴朗，秋風陣陣，老舍來到了這裡，利用這難得的條件，開始繼續創作他的《四世同堂》。老捨得生活很有規律。每天清晨6點多鐘便起床，來到花園，置身於怒放的菊花當中，對著朝陽，慢慢地舒臂伸腿，用打太極拳的方式來鍛鍊身體，其舒展自如的幽雅姿態常常引來好奇的目光。30分鐘以後，便消失在他的工作間中。傍晚時分，老舍來到食堂與大家共進晚餐，然後天南海北地東拉西扯，無所不談，氣氛異常融洽、活躍。在此居住期間，老舍結識了美國進步女作家史沫特萊，並與之一起為救濟國內的貧困作家而籌措資金。

    老舍和曹禺只去過南方一次，卻給他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西南靠近墨西哥的新墨西哥州，有專為印第安人圈設的“保留地”。他們眼前呈現的是一片荒涼悽慘的景象，赤日炎炎，毫無生機，周圍不見一點綠色。老舍和曹禺下了車，圍過來一大群土著人的孩子，衣衫破爛，面黃肌瘦，手裏舉著自製的陶器向人們兜售叫賣。老舍他們見了心裏很難過，對比美國北方白人富足文明的生活，實在難以相信眼前的這群孩子與他們同處一國，貧富懸殊太大了。

    一些美國人的自傲和盛氣淩人也讓老舍感到相當憤慨。在一次集會上，一個美國人“關切”地問老舍和曹禺：“你們希望美國政府如何幫助中國？”平時一向待人溫和、幽默的老舍，極其嚴肅地以鄭重的態度對發問者説：“你們美國軍隊應該趕快從中國退出！”這個美國人碰了一鼻子灰。

    預定的時間很快過去了。1946年年底，曹禺按原計劃回國，老舍打算留美繼續完成《四世同堂》的寫作。分手之前，老舍十分難過，一改往日的幽默作風，臉上毫無表情，默默地幫曹禺整理行裝，送曹禺上車，搖著手一直看他遠去。

    一個人苦寫

    曹禺回國以後，老舍在紐約24大道83西街118號租了兩間公寓房，一邊辛苦地寫著小説，一邊關注著國內局勢的發展，過著一種既緊張又十分孤單的生活，但這也沒有阻擋住他的創作，無論是小説、戲劇還是翻譯，都有不小的收穫。

    老舍著名的長篇小説《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饑荒》就是在本時期完成的。寫作時間在1947年的第二季度至1948年6月底。老舍對這部小説非常滿意，他曾經説過：“我自己非常喜歡這部小説，因為他是我從事寫作以來最長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書。”但老舍寫作此書時處境非常艱難，曹禺回國，沒有朋友來往，也沒有精神出去遊玩。整天悶坐斗室，進行著艱苦的寫作。雖然在國外呆了好多年，還是吃不慣西餐，一日三餐難以下咽，比吃藥還難。住處難找，價格又高得出奇，只得住在又亂又差的大公寓裏。多年的顛沛流離落下了病根，又加上物質和精神上的雙重困窘和折磨，經常是疾病纏身，肚子疼，頭髮昏。在那裏，醫生地位很高，“奇貨可居”，看病異常困難，老舍只好順其自然，忍受著疾病帶來的痛苦。物價奇高，且不斷飛漲，他甚至到了連買鞋都覺得很困難的程度。他給好友臧克家的信裏説：“外邊是十里洋場，我守著斗室，冷冷清清。”可以想見他的孤獨清寂的滋味。

    老捨身處異國，人生地疏，要想出版自己的小説，得有自己的代理人。首位代理人休伊特－赫薇由於家務繁重等原因，沒有多久，就辭掉了這一工作。女作家賽珍珠給老舍推薦了大衛－勞埃得做他的代理人，開始了他們長時間的合作。老舍回國以後，還常常同他書信往來，可見他們合作得還是比較愉快的。

    1948年3月老舍原來計劃回國，但因《駱駝祥子》攝製電影的關係，經美國務院核準續居半年。此時，老舍開始了《四世同堂》的翻譯工作，合作者是浦愛德。她從小生活在山東沿海的一個美國傳教士家裏，會説中文，但不太會寫。抗戰時期，她曾在美國組織募捐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對中國人民非常友好。老舍在紐約的時候，她也回到了美國，住在紐約。基於浦愛德的特殊情況，在翻譯過程中，他們採取了一種奇特的合作方式。首先是老舍一段一段地念給她聽，她隨即翻譯成英文，用打字機打下來，給老舍看。經老舍確認無誤後，再進行下一段翻譯。從1948年3月至8月，他們幾乎每天晚上7點到10點都在一起工作。除了浦翻譯的速度有些慢外，他們合作得還是很不錯的。浦的翻譯受到了賽珍珠的肯定和讚揚，認為翻譯得很好，進展順利，應該繼續合作下去。《四世同堂》的英譯本1951年由美國哈科特和佈雷斯公司出版，取名為《黃色風暴》。

    《鼓書藝人》是老舍在美國完成的第二部長篇小説，完成時間大約在1948年夏到年底。這是老捨得惟一取材于重慶的一部長篇小説。描寫的是抗戰時期，大後方的曲藝藝人生活和他們的思想轉變。該書是以老捨得好友、著名的鼓書藝人傅少舫和養女傅貴花為原形的。這部小説對研究老捨得思想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標誌著老舍思想的重大轉折。該書是邊寫邊譯的一部書。譯者是美籍華人、翻譯家郭鏡秋。老舍寫幾章交給郭，郭譯後還幾章，再取幾章新的，翻譯時間比寫作時間稍晚一點。大約在1949年春天完成，1952年在美國出版，書名是The Drum Singers。老舍回國以後，也以同樣的題材創作的話劇《方珍珠》，可以看作是《鼓書藝人》的姊妹篇，對兩者做一下比較也是很有意義的工作。

    老舍在美國寫的第三部作品是根據他的短篇小説《斷魂槍》改編的三幕四場英文話劇。該劇據説是老舍應美國學生的要求而創作的，但沒有正式出版。1986年才在哥倫比亞大學被發現，經舒悅（老捨得孫女）翻譯為中文，1999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老舍全集》以《五虎斷魂槍》為名收入。它對研究老捨得思想變化也有重要的作用。

    除了《四世同堂》和《鼓書藝人》以外，老舍還組織了《離婚》、《牛天賜傳》的翻譯，加上1945年的《駱駝祥子》，這樣先後有5部作品被集中地介紹給歐美讀者。可以説，在某種意義上，歐美讀者知道中國現代的文藝是始自老捨得。

    除此之外，老舍在美國還創作了一個作品叫《唐人街》。這部作品很可能已在美國發表。因為在老舍和代理人的通信中有它的出版合同方面的記載，但迄今為止還未被發現。從篇名來看，這應是一部描寫中國人異域生活的作品，與他在英國講學時所寫的同類作品《二馬》很有比較之處。這還是一個有待繼續挖掘的課題。

    他鄉遇故知

    此時老捨身處異國，一個人苦寫，其孤寂情緒可想而知。能有老朋友相見，肯定會喜出望外。

    1947年10月9日，老舍在紐約得以與老友馮玉祥將軍相會。馮玉祥此次赴美，以考察水利為名，實際上是為了擺脫蔣介石的控制。他和老舍從抗戰初期相識，從武漢一直到重慶，馮玉祥在生活上和經濟上給予了很大援助，解除了老捨得後顧之憂，從而使他能集中全部精力進行文藝創作和從事抗戰文藝的組織工作。馮玉祥一生戎馬倥傯，也愛吟詩作賦，喜與文人結交，其直爽的性格與老舍也很相投，兩人的關係一直很好。9日傍晚，聽説了馮玉祥來紐約的消息，老舍立刻買了水果到旅館來看望老友。幾年不見，倍感親切，老舍領馮玉祥到一家北方餐館共進晚餐。從國內局勢到美國現狀，從國際關係到兩人目前的處境，兩人無話不談，一直到深夜才依依惜別。沒有想到，馮玉祥在回國的路上，因乘坐的輪船失火而身亡。老舍與這位老友回國相見的願望終未實現。

    幾十年來顛沛流離的生活，給老捨得身體埋下了許多病根。抗戰時期，重慶物質極度缺乏，營養嚴重失衡，更使老舍健康惡化。1948年底，他坐骨神經病開始發作，1949年4月，住院進行治療。石垣綾子是他在雅都時結識的日本友人，知道老舍住院做手術，前去探望老舍。老舍病臥他鄉，憂念故國之情溢於言表，石垣聽了也為之心動。

    1949年6月，老舍病體好轉，準備出院時，中國的革命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經過三大戰役，國民黨軍隊遭到毀滅性的打擊，4月解放軍橫渡長江，繼而解放南京、上海，國民黨更是全線崩潰。國內局勢已經十分明朗，老舍心情也變得舒暢起來，打電話邀請日本朋友到公寓來吃飯。老舍提前買好雞鴨魚肉、豆腐、蔬菜。友人一來，老舍繫上圍裙，親自下廚，變魔術般做出很多中國菜來。日本友人對他的廚藝大為讚嘆，嘖嘖不已，飽餐一頓。此時老舍精神特別好，幾年來的鬱悶心情煙消雲散，沉默寡言的他仿佛換了個人似的激動地説：“中國不久將獲得新生了。”他告訴朋友：“中國已經有希望了，我要儘快回中國去。”

    回國之路

    1949年6月，全國第一次文代會召開在即，周恩來向遠在美國的老舍發出了召喚。根據他的指示，由郭沫若、茅盾、曹禺、田漢、馮雪峰等三十多人簽名寫了一封邀請信，經過秘密渠道送到了老舍手中，老舍一方面做著《四世同堂》等書的翻譯、出版工作，一方面做準備回國。10月1日，新中國成立，老舍收到曹禺遵總理指示給他寫的邀請信，收信後立即整裝回返。

    10月初，老舍來到舊金山，擬乘坐威爾遜總統號輪船先赴香港，然後取道北上。由於該船延期啟航，故在三藩等了一星期左右。10月13日，老舍乘船離開美國踏上了歸程。當時船上有22名回國的留學生，每天舉行座談會，討論如何回國服務，並交換知識，一派新鮮熱烈的氣象。也有另外一些回國的人，終日賭錢、打麻將，無所事事。船上的幾個菲律賓財主，穿的比美國闊少還要華麗，但淺薄無知，好玩好笑，比美國商人更為鄙俗。途經夏威夷的檀香山、日本橫濱、菲律賓馬尼拉，老舍均下船作了參觀，以他那特有的細緻眼光，進行了觀察，感慨頗多。11月4日到香港，去北方的船票很緊張，28日才得以買票上船。一路迎著北風和飛雪，經朝鮮仁川，于12月9日終於來到天津，久違的華北大地出現在老舍眼前，看到了冰雪與河岸上的黃土地，淚水在眼中打轉。12日，返回了闊別14年的故鄉北京，開始了另外一種生活。來源：《神州學人》

    中國網 2002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