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显龙:俄乌危机下的韩国转变与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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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看,俄乌危机和韩国大概率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因为这场危机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韩国实际仍避免不了受到一系列的影响,并开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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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乌危机是当前国际时局变化的重要背景之一。如果深挖其动因,至少可追溯至近代以来的俄乌民族矛盾、冷战后东欧地区国际秩序重组以及大国权力争夺等诸多因素。若再拉近时间段观察,其又可被视为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的扩大延伸。目前,俄乌危机仍处在进行时,双方态势呈现相对胶着的状态,其未来发展趋势存在多种可能性。所以,现在要对危机定性则显得为时过早。究竟其会是冷战后国际新秩序奠定的重要一环、又或只局限为地区层面冲突,目前尚未可知。不过可知的是,危机已开始对全球政治、经济带来诸多影响,韩国自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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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韩媒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曾发表言论,认为韩国商品在乌克兰认知度很高,韩国是乌克兰非常好的模仿对象。

  从地缘上看,韩国处在亚欧大陆的东边,离俄乌危机冲突地十分遥远。相较于危机周边的欧洲、近东地区,韩国在安全问题上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实质冲击。表面上看,俄乌危机和韩国大概率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因为这场危机所具有的全球性特征,韩国实际仍避免不了受到一系列的影响,并开始发生变化。

  第一,美韩关系加强。众所周知,韩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主要依靠美韩同盟的军事保障。美韩双方在军事上长期协作,在政治上紧密联系。虽然韩国并未涉入俄乌危机,但美国却是俄乌危机背后的重要博弈方之一,且深度介入其中。尽管,美韩之间并非外界所想的铁板一块,且两国过往在诸多国际问题上存在认识、判断并不完全一致的情形。但是,随着近年来韩国外交战略的部分调整,其在地区、全球事务上愈加有跟随美国节奏行事的趋势,并希望借此换取美国对其主导朝鲜半岛事务的支持。即形成“在朝鲜半岛议题上韩国主导、美国认同;而在地区、全球事务上则以美国主导、韩国跟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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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5月21日下午,韩国总统尹锡悦在位于首尔龙山的总统府与到访的美国总统拜登举行首脑会谈,并发表韩美领导人联合声明。图源|中新网

  第二,地缘政治延伸。俄乌危机虽发生在东欧,但不可避免地延伸至远东,并带动东北亚局势的紧张。一方面,因为美国积极将俄乌危机当作问题抓手,加大渲染“中国威胁论”,并无理将中方视作危机责任者之一,激化地区矛盾;另一方面,俄罗斯本身作为东北亚域内国家,自然促使周边国家在对俄外交上出现相应波动。与此同时,美国也是亚太地区的重要权力博弈方。因此,美俄在俄乌危机上的矛盾随之延伸至东北亚,带来更为复杂的连锁问题。

  从历史上看,这种域外大国矛盾延伸至其他地区的现象屡见不鲜。19世纪中后期,英俄矛盾是世界主要矛盾,双方在近东和中东的冲突激化、加深,并延伸至中亚、远东,乃至朝鲜半岛。1885年,英国为对抗俄国,抢占朝鲜半岛南部海岸的巨文岛,企图长期租借,以遏制俄国远东势力,由此酿成“巨文岛事件”,可谓殷鉴不远。

  第三,国内保守主义空前高涨。自2019年后,朝韩双方对话基本停滞,加上因新冠疫情与全球经济不景气所带来的冲击,韩国国内保守主义氛围加重,对文在寅政府与进步阵营执政的不满情绪增加。事实上,韩国长期存在所谓保守、进步之争,社会、世代、地方对立撕裂严重。俄乌危机发生后,进一步刺激韩国国民情绪。加上网络媒体、SNS社交平台所带来的信息、画面冲击,使韩国国民将乌克兰局势联想到同样复杂的朝鲜半岛局势,莫名产生一种安全危机的连带感。

  此外,俄乌危机所带来的石油、粮食供应短缺等问题也间接冲击着韩国国内经济环境,加上美元通膨、各国量化宽松等因素,促使韩国国内物价走高不下,民众不满情绪加深,为在野的保守阵营上台提供重要契机。

  从内部方面来看,韩国的保守主义将在短中期继续保持高涨势头。今年3月,保守阵营候选人尹锡悦在韩国总统大选中以微弱优势胜出,许多人认为其获胜的重要外因便是来自俄乌危机的刺激。不安感增强的韩国民众,急需一位保守强硬的政治人物。6月1日,韩国地方首长选举,保守阵营取得压倒性胜利。这充分说明,保守主义高涨势头仍在蔓延,并展示出当前韩国民众对保守政治、外交路线的初步肯定。

  从对外方面来看,韩国在俄乌危机上的态度仍大概率追随美国步伐,并在安全上进一步加强美韩同盟关系,美国对此亦十分乐见。5月20日拜登打破诸多惯例,首访韩国,而尹锡悦则对拜登表达了比文在寅政府时期更为积极的信号,在许多事情上的态度变得更为明确,希望主动加入美国在印太地区所设立的战略架构。此外,在这个转变趋势下,韩国谋求根本性改善自2016年以来因历史、领土问题以及贸易战而冷淡的日韩关系,频频对日本示好,甚至提出加入美日印澳四国同盟,大有向美日韩三边军事同盟过渡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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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时间4月26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央右)于官邸与“韩日政策协商代表团”会面。图源|韩联社

  尽管如此,韩国依旧面临着诸多问题与困境,存在着“转变下的迷思”。

  第一,如前所述,俄乌危机实质与韩国安全关系不大,韩国保守主义上升所带来的变化,亦不会对俄乌危机的解决带来助益,相反还会加大刺激东北亚本地区的局势紧张。过去,韩国始终在中美竞合关系下寻求一种外交平衡,并积极谋求中等强国的自主外交路线,甚至一度形成所谓”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局面。但在保守主义高涨的情况下,如果过度倾向美国,必然危及这种外交平衡。所以目前看来,尹锡悦政府虽然积极表示参与美国印太战略架构,乃至有意跟随其全球事务步伐,但却并不强调“反华”,避免刺激中国,而依旧希望维持韩国在其中的外交活动空间。

  另外,韩国新政府刚上台不久,在外界看来十分缺乏外交经验,尹锡悦更是外交素人。所以其在外交顶层设计时不得不尽可能依仗其身后的智囊团,而这些智囊团人士大多可能是李明博、朴槿惠时期的人物,具有一定的长期路线设计与思考,带有保守阵营对外政策的长期内核逻辑,大概率不会任由尹锡悦外交“暴走”。

  第二,韩国积极跟随美国在印太地区乃至全球事务的节奏行动,很大程度会进一步丧失其对外战略的自主性。由此,韩国希望以跟随美国地区、全球战略来换取对朝鲜半岛事务主导的主观愿望可能亦会落空,最终“赔了夫人又折兵”。因为一方面,韩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实质受美国对外战略的整体制约;而另一方面,韩国既然选择跟随美国在地区、全球战略的节奏行动,那么其也不大可能主导朝鲜半岛事务的走向。因为当今世界的国际事务环环相扣,并非单一孤立。所以,大概率最终可能形成韩国表面看似主导朝鲜半岛事务,实则仍处在美国战略轨道之中的局面。

  事实上,俄乌危机最直接的影响便是韩俄关系转冷,并受到巨大冲击,而这与韩国之前所设想的全球对外战略并不相符。在朴槿惠时期,韩国曾提出过欧亚战略;而文在寅时期则提出了新北方、新南方政策,希望重点发展与一些新兴国家的经贸关系。无论俄罗斯还是乌克兰,都是这些战略政策的重点对象国,因此俄乌危机乃至韩俄关系恶化其实都损害了韩国国家发展的长远利益。

  韩国保守主义的一大内核便是民族主义,而丧失对外战略自主性本身与民族主义内核逻辑无法自洽,这大概率会为保守阵营的未来执政困境埋下一个伏笔。正因为如此,如果没有强烈外因的加大刺激,韩日关系的全面改善短时间内难以看到,而韩国国内对于完全跟随美国立场与行动的质疑声音也会逐步呈现,并可能以新的契机爆发出来。

  此外,无论未来俄乌危机如何发展,这都无法解决韩国内部存在的社会结构性问题。俄乌危机或许只是一时,进步阵营仍旧可能东山再起。再加上,韩国无论保守、进步如何转变,可能皆无关于韩国民众长期以来对经济生活改善的迫切诉求。如果保守阵营只是一味对外强硬、对内保守恐怕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回首历史,朝鲜半岛每次在地区国际秩序转变之时,向来面临着选择困境与无限迷思。

  或许俄乌危机对于韩国来说只是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冰山一角,如果韩国的转变、抉择最终不幸导致本地区矛盾空前激化乃至无法在大国间有效协调的话,其结果亦是灾难性的。这对韩国新政府而言不可不谓是一项艰巨的时代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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