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事撕X,在白事和解,中国人的《人生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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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谢明宏

编辑|李春晖

“红白喜事”这个词就很妙。明明“白事”是家里有人去了,偏称作喜事,显出我们中国人视生老病死为自然规律,既告慰死者,又宽慰生者。

而红事虽然是正经喜事,在该词组里离“喜”却还远一些。这只消打开微博豆瓣小红书,或随便听听家乡八卦、社会新闻,就知道有多少情侣因为办婚礼成了怨侣。互联网常年割席话题婚房、彩礼、冠姓权,无一不是红事里的撕X重点、寸土必争。

《人生大事》里的朱一龙还要更惨些。还没来得及办红事,就只能专事办白事了。他为女朋友打架坐牢,结果出来女朋友跟了别人,还就是和他打架那人。被女朋友通知分手,跑去求和解的朱一龙,正面遭遇新男友从浴室走出来,说了句“你去洗吧”。好惨一男的,记住这个梗,后面还有call back。

谁解市井味,还得当地人。《人生大事》6月19日在武汉的点映,被观众的会心一笑点燃。毕竟那些字幕里没有标出来的不雅词汇,都被他们的解码系统瞬间get。早在《南方车站的聚会》上映时,就有人提出质疑:通篇武汉话对票房的影响大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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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糖君的观感是无影响。仅就情绪表达来说,让朱一龙说“个斑马”绝对比“特么的”更顺口。刻在骨子里的家乡话基因,让他把电影中的“莫三妹”演出了武汉“里份”的市井气息。只听他和人怼上几句,就会忘记朱一龙,相信“名字娘气生活硬气”的三妹是个真人。

而《人生大事》除了方言趣味的小众迎合,更在于韩延“白事红拍”类型化的大众策略。面对生死这一沉重话题,电影喜剧化的叙事在消解残酷的同时,也带出了更为轻盈正向的内核表达。哭过笑过之后,商业化元素的圆熟包裹并不让人觉得“心累”。

除了生死,人生别无大事。但对于接手殡葬祖产,意外成为新手老爸的“莫三妹”,这个问题还有他解。

三妹当爹

在武汉,“性用品店”和“花圈店”常常是合二为一的。《人生大事》虽然设定在延江市,但红白之事的针尖麦芒,倒和武汉的“花圈性用品店”好有一比。

朱一龙饰演的莫三妹,经营着殡葬店“上天堂”,对面就是家婚庆店。这天,三妹照常送走一个老奶奶,却被其孙女小文拦路:“你把外婆还给我!”用四川话。三妹说:“你外婆莫得了!”用武汉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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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官话中的两大主力开始正面对垒。三妹多番解释,小文就是不相信外婆已离开。她缠着三妹住进“上天堂”,成为克星般的存在。

但在舅舅离汉委托三妹照顾小文的几天中,小文和三妹逐渐建立了互相救赎的亲情羁绊。小文的出现改变了三妹的人生态度:此前他才出狱,只是想把父亲的铺子哄到手和女友过日子。而在被戴上绿帽、遭遇事业危机后,他从小文身上重新找到人生坐标。

过去的三妹,只是把殡葬当成谋生糊口的生意,想转行却别无所长。在与小文的彼此慰藉中,他才发现死亡告别的真正含义。三妹怒不可遏时对小文大吼:“你外婆变成烟了,被风吹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当他静下来,却告诉小文外婆变成了天上的星星,会进入她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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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一龙情绪爆发的这场戏,青筋暴起声嘶力竭,起承转合拿捏地恰到好处。一个成年人要怎样才能去吼一个小孩呢?肯定得被逼到没有一点退路了才会崩塌。还有一段戏,是他听到父亲死讯后的啜泣。当他得知小文走失后,又来不及悲伤,从痛苦到焦急的情绪转换,顺滑自然宛如常人。

而朱一龙与小女孩的对手戏,是硬糖君那场观众反馈最积极的段落。朱一龙想要演一个严父,却每每被女孩弄出慈父的底色。他被小文喷面到脸上的情节,明明没有特别的戏剧冲突,但就是有生活气息,让观众忍不住被逗乐。当朱一龙遇上女孩的“天然萌”,《人生大事》在喜剧上先成功了一半。

电影里有两种身份隐喻贯穿始终:一是小文的“哪吒”形象,除了俩可爱的发髻小揪揪,还有把威风凛凛的火尖枪;二是三妹的“悟空”形象,他主意改来改去没个常性被同事唤作悟空,还被“五指山形象”的沙发压倒过

“哪吒”的形象,历来以反父权的标志出现。与之相对应,《人生大事》中的小文前期与三妹的矛盾,刚好就是不服管。而如果说三妹和小文是一种“不是亲子胜似亲子”的关系,那么三妹和父亲的和解,则是《人生大事》想表达的另一层“哪吒与李靖”的故事。

边缘救赎

坐过牢,搞殡葬,女朋友跟人跑了。《人生大事》中的莫三妹,是一个典型的边缘人形象。当观众从预告和前期内容中,预判电影会成为“边缘人救赎”时,却发现它把自己倾斜成了一部“亲情片”。

三妹和大多数“失意者”的经历相似,被命运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就连沙发也要倒在他身上,像一座五指山。然而悟空这一隐喻,并不在于三妹是否有大闹天宫的本事,而在于有没有找到取经的路。

《人生大事》并没有让三妹身披金色铠甲脚踏七彩祥云,他依旧在生活的琐碎中嘟囔着“个斑马”,只不过有了闲看庭前花开花落的顿悟。他通过与小文的亲情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却又没有真正完成个体的救赎。电影这方面的内容不是没有,而是被淹没在了大量亲情戏份中。

一部成功的,或者说符合观众期待的边缘人主题电影,应该是剥离了情感叙事后仍然能让观众看到“这个人”。以是枝裕和作品为参照,《小偷家族》里他运用冷静克制的镜头,巧妙地把啃老、底层贫困、虐待儿童、养老金欺诈等社会事件融会贯通在同一个故事场景中,在片中没有任何大是大非的引导和评判。正是这样的视角,才能将社会边缘人的复杂关系和逼仄生活完整生动地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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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之武者》的主人公则为了杀父之仇去到江户,却因为当地人的单纯快乐而拥有了全新的生活。他不再是一无是处的武士,找回了自己的价值,渴望回归安宁幸福,决定不再复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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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的人物寻找自身价值的程式是:对当下生活状态的迷茫——因为生活困境而陷入自我否定——与自我和解、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人生大事》对于边缘人的探讨,基本停留在了第二阶段。虽然有三妹被怀疑盗窃而脱衣服的情节,但总体来说更多是对亲情关系的探讨。

人的价值到底是什么,社会地位、工资收入、价值观的完整,这些都不能成为我们对人物价值的判断标准。在探索底层群众根植于内心的情感匮乏、精神空虚、深刻反思人本身的价值方面,《人生大事》很遗憾是浅尝辄止的

类似于《恋爱寄生虫》的处理方式,男主有严重洁癖,女主有注视恐惧症,两个边缘人通过爱情完成救赎。《人生大事》也想用莫三妹和小文的亲情,来缝合边缘人的情感创伤。前者是只见爱情,丢掉了个体。后者也是只见亲情,模糊了个体。

白事红拍

有些地方的白事办得比红事还热闹,搭个舞台请俩辣妹劲舞一曲,常常让路人大感我中华民俗的多样生态。悲伤的事笑着说,诙谐的东西用来解构严肃沉重的话题,也是导演韩延相对成熟的个人风格——白事红拍。

从《第一次》到《滚蛋吧!肿瘤君》,从《送你一朵小红花》到《人生大事》,韩延的作品都涉及了“生与死”的命题。但和不少青年导演文艺至死的潮流不同,他恰恰看到了生死问题商业化解读的广阔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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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蛋吧!肿瘤君》讲述了身患绝症的女孩,一样可以对着命运微笑。主人公熊顿在被炒鱿鱼、男朋友出轨、自己身体病变濒临生命尽头时,依然有超脱的态度。被放飞的红色塑料袋,加深了影片的内核表达。

《送你一朵小红花》中,同样是患癌少年,韦一航的消极和马小远的热血形成对比。二人之间若有若无的情感联系,并没有占据影片对疾病与伤痛的探讨。两种情绪始终交错并行,形成了一种更具市场接受度的类型话语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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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是讲生死,《人生大事》除了悲痛,更着眼于活着的人的“何去何从”。小文失去了外婆,却有了“爸爸”三妹,也找回了亲生母亲。三妹失去了父亲,但从此成为了合格的殡葬从业者,并有了“女儿”小文。生死得失之间,韩延告诉观众每个离开我们的人,都成了天上星。英文片名《Lighting Up The Stars》(点亮繁星),正是直白的创作意图表达。

喜剧、爱情、青春等多种元素的掺杂,显然起到了“麻痹阵痛,消解残酷”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柔化了生死题材的沉重感,让受众获得哀而不伤的共情体验。

韩延擅长在电影中塑造一个个隔离于现实生活,但又与真实苦难牵扯不断的梦幻世界。这个世界的主格调始终是正向热血的,带着些对生活苦难的悲壮感和蔑视,是罗曼罗兰式的昂扬。

加上他的青年亚文化基因,使得系列作品充满动漫感。一方面《肿瘤君》《动物世界》本就是漫改而来,另一方面则源于层出不穷的拼贴和戏仿。《送你一朵小红花》中马小远为韦一航做的“假旅行”,完全就是青春片惯用的恋爱套路。《人生大事》也随时给人一种时而惊悚时而幽默的视听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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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片中,尽量不把哲学命题放得太靠前。出于留客的考虑,韩延的做法无疑在谋求商业性与文艺性的微妙平衡。这也是从《肿瘤君》到《人生大事》,他的电影商业化包装愈加完善,故事内核表达愈加后置的原因。

按照《电影手册》的标准,韩延显然不符合阿斯特吕克所推崇的“摄影机如自来水笔”理想化导演。但论“白事红拍”,他的新锐度目前难以平替。谁说悲喜不能交加呢?当下的观众说不定正渴望一次“双拼”的情绪抚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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