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群：5月经济随疫情好转明显反弹

刚公布的经济数据表明，相对于4月份新冠疫情恶化下经济快速下行，5月份随疫情好转经济明显反弹。

在供给端，5月份工业增加值0.7%，比4月份大幅反弹3.6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下降5.1%，比4月份回升1个百分点。

在需求端，社会商品零售额下降6.7%，比4好转4.4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当期）增长4.6%，比4月份加快2.8个百分点；货物出口增长15.3%，比4月份显著上升13.4个百分点。

若要统计5月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即GDP增长速度，综合以上数据大致估算应该在0.5%左右。虽对我国而言这是一个很令人失望的速度，但比4月份的-3%左右可以说是一个明显的反弹。

反弹首先归因于新冠疫情好转。5月份疫情在很多地方仍然严峻，但与4月份相比有所缓和，导致多地防控措施开始松动，如近来受疫情最为严重的上海已于5月中放松了部分抗疫措施，从而复工复产推进，生产和物流环境改善，疫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减弱。加之政府一系列稳增长和扶植中小微企业的政策措施力度加大，内需和外需都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提振。

分部门/行业看，外需复苏快于内需，出口增长在全球经济仍在走弱的形势下反弹至15.3%，令人鼓舞，说明我国的供应链优势在疫情好转和政策扶植下发挥更大作用；供给端复苏快于需求端，毕竟复工复产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更高的重要性，受疫情影响比自愿性的外出消费要小；制造业复苏快于服务业，服务业对疫情最为敏感不言而喻；投资复苏快于消费，投资是企业和政府活动，比个人的消费活动有更高的韧性；高科技行业复苏快于传统工业和房地产业，5月份能源汽车、太阳能电池等绿色智能产品产量分别增长108.3%和31.4%和1-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4.9%和 10.8%，高科技行业对于灾难的更高免疫力进一步显现。

俄乌冲突和全球性通胀与经济走弱对我国经济复苏也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从5月份我国货物出口增长15.3%和CPI与PPI与4月份相比分别持平于2.1%与放缓1.6个百分点至6.4%，以及1-5月份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7.3%来看，影响是有限的。

今后7个月，新冠疫情如何演变仍是很大的不确定性。不过，随着疫苗接种的逐步普及，与过去的两年半相比，疫情大规模反弹的可能性已明显减小。而且，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将更为可控，很多国家在疫情威胁仍大的情况下已大幅放松了防疫措施，在我国则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即在继续控制疫情的同时稳增长，且“稳字当头、稳中有进”，已成为中央和各地方政府新的努力方向。综合来看，可以预计，从疫情中加快复苏将是今后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

而能在多大程度上加快复苏，则要看政府稳增长的努力程度，即防疫措施的松动程度和宏观经济政策宽松的程度。这又取决于政府在新形势下的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可以相信，虽然鉴于新的形势不会坚持3月初两会设定的5.5%左右的增长目标，但尽可能地争取一个离此目标不太远的增长速度，即4-5%之间的增长速度，应是当前政府心目中的选择。

至于这一选择合不合理，见仁见智。在新冠疫情突然恶化的情形下仍然不离5.5%左右的原定增长目标太远，就是要坚持现阶段我国经济中高速的增长目标。关于中高速增长目标，从增长潜力来看，是可以实现的；从必要性来看，对我国中长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来说则是必须的和至关重要的。显然，如果今后20年左右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不能“稳”在中高速水平，则我国在2035年人均GDP再翻一番和在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发展目标就无从实现。从另一角度，要从当前人均GDP 1.2万美元上升到发达国家人均GDP平均 4万美元的水平，没有20年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是不可能的。因此，争取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要离5.5%左右太远是合理与明智的。

因此，若如预期般疫情不出现大的反弹，在中央“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的要求下，相信防疫措施将在全国范围内加快松动，上海自6月1日起已基本上解除了封城措施，其他地区更会加紧行动。这将为今后7个月的经济复苏创造根本性的条件。

同时，宏观经济政策可望加码宽松。货币政策方面，预计年内再降准2次或以上；公开市场操作更具扩张性；LPR市场利率继续微步下行。财政政策方面，财政支出、财政赤字和债务发行都有可能突破3月初两会上设定的规模，同时进一步减税降费，定向资助受疫情严重影响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人，稳定就业，并切实加快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新、老基建投资，尽力发挥其乘数作用。

在防疫措施大幅放松的预期下，考虑积压释放效应，6月可望出现一个比5月份强劲得多的报复性反弹，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复苏至6%左右。则2季度和上半年的GDP增长速度将分别为1.3%和3.3%左右。下半年，防疫措施大幅放松和宏观经济政策宽松加码的效应将全面释放，促使经济复苏实质性地加速，初步预计GDP增长5.5%左右。

鉴于此， 预计2022年我国GDP增长4.5%左右。

下行风险仍然存在。但疫情恶化的风险已经减小，政策风险，包括防疫政策放松和宏观经济政策宽松的力度及其传导时间的长短和实际效应的大小，将变得更加重要。同时，外部风险有可能加大，俄乌冲突加剧、全球通涨加速和美国加息过快及其后果全球经济放缓加速等都可能削弱目前强劲的外需增长势头进而全年的经济复苏步伐。

本文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