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音乐人:要面包,也要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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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前出道的“好妹妹”组合绝对想不到,现在在搜索栏里输入歌曲“你曾是少年”,紧跟着的词条不是比他们出道早整整十年的S.H.E,而是好妹妹。2014年,民谣作为独立音乐的代表率先觉醒,头部音乐人带着独立音乐闯入主流音乐圈,但目光所及之外,大批独立音乐人依然用生活养音乐。破圈后,两极分化愈发明显,眼见他人高楼起,一边是专业团队和成倍收入,一边是创作自由和灵魂独立,机遇与改变接踵而至,独立音乐人,这一次要不要趁势改变?

 

 

入圈与分化

 

 

独立音乐人,通俗意义指没有签约唱片公司的音乐创作者、表演者,他们的音乐没有类型限制,“独立”是灵魂,它强调创作者的个体意识与创作自由。

 

十年前,独立音乐栖居于角落,十年后,独立音乐的多数分支受众数量庞大。以民谣为代表,2014年,民谣音乐井喷,痛仰乐队、声音玩具相继出现在大众视野内,2015年,民谣音乐被主流广泛认可,马頔、好妹妹把演唱会办到了剧场和体育馆。

 

十年来,独立音乐人的走红,也少不了音乐节目的推动。2017年,《中国有嘻哈》走出了GAI、Jony J,2019年,《乐队的夏天》推动新裤子、刺猬、海龟先生等老牌乐队进入大众视野。

 

张亚东在这档节目里说: 在中国做十年钢琴教育,不如培养出一个朗朗。的确,名人效应的作用力常常大过在该领域默默付出的布道者,头部音乐人带着独立音乐成功闯入了主流世界。

 

入圈后,独立音乐领域的头部效应凸显,相较于其他音乐领域,头尾两极分化的情况更极端。

 

极端分化的主要原因是独立音乐的表达更趋于个性化,受众群体分众化明显。如网易音乐人澄海伯伯的作品,他是上海人,4月份上海水深火热之时,他成为了小区里为数不多的志愿者,最新一条微博是一首用上海话演唱的说唱曲,调侃道“无良菜商发歌回应上海市民”,和早期作品《静安寺恋》、《上海人正确的打开方式》一样,地域特色浓烈,但各地区地域文化差异甚大,方言音乐“由大带小”并不现实。

 

澄海伯伯和他的家人信佛,将佛元素和流行梗结合,说唱作品《日常大威天龙》便出生了,但佛元素在说唱圈并不普遍,而且活泼灵动的说唱风格不同于传统说唱的“杀气重重”,这首歌在他的单曲排行榜里并不算热门。独立音乐圈分支众多,类型纷繁复杂,即使大浪滔滔,余涛也难以波及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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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海伯伯早期作品带有浓烈的上海特色

 

再者,澄海伯伯和他的大多朋友都是在地下广场接触到说唱,独立音乐与地下文化难以割舍,过度依赖歌曲传唱、现场演出提高知名度,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拥有专业的宣传团队,相当于四两拨千斤,更易突破从0到1的壁垒,但音乐人们往往不习惯在宣传上下工夫,尾部音乐人破圈难度变相增大。

 

收入差异体现了音乐人生存状况的极端差异。

 

摩登天空的老板沈黎晖曾经说过:新裤子的音乐节演出费是一场40万,演够20场音乐节,收入800万,一年的live house演出收入也有1000万。参加《乐夏》后,许多乐队走向大众,原本连租60元的排练室都要犹豫再三的Click#15,演出费涨了三倍,早早被淘汰的“和平和浪”也不用再去参加养鸡场的剪彩活动。

 

热闹之外,根据2016年网易云发布的《中国独立音乐人生存现状报告》显示,在音乐上获得的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音乐人占68.8%。那一年,各一线城市的最低工资标准都达到了1700元。大多数音乐人在音乐上的收入不如普通打工族的工资。

 

近两年头部效应依然存在,根据网易云音乐发布的《中国音乐人生存现状报告(2020)》显示:从数字专辑和实体唱片中获益的音乐人比例依然很低,主要还是相对头部的音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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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独立音乐人生存现状报告》

 

生活状态上,“10万元以上”的“0.4%”群体,他们是各大演出活动的常客,辗转路上有粉丝欢迎,吃住有主办方接待。镜头之外,那些平均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音乐人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呢?

 

 

理想与面包

 

 

大众对他们的生活状态想象是:郁郁寡欢的青年,外卖软件的常客,窝在拥挤、凌乱卧室里,桌上堆满音乐设备,窗帘一拉,灵感迸发,美妙旋律即刻入耳。

 

眼前的男孩听了之后摇摇头,他叫Nacho,一位独立音乐人。成为全职音乐人之前,Nacho就职于国企,天生不服管教的性格让他选择离开体制,投向自己儿时便感兴趣的音乐领域。2019年,在他成为独立音乐人的第三年,演出邀约才陆续而来,音乐收入勉强能填饱肚子。

 

三年前,他站在音乐道路的起点,口袋里仅有的200块钱要撑过接下来的30天。Nacho不是外卖软件的常客,但他爱吃出租屋楼下的手抓饼——一张又白又大的面饼躺在烤盘上,慢慢变软,依次加鸡蛋、生菜和火腿肠,最后淋上番茄酱、沙拉酱,香味缠着热气一起钻进鼻子。Nacho的手揣在兜里,握着手机,犹豫,再犹豫,最后还是抛弃香味,转身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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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ho自拍照图源受访者

 

经济因素限制了视野广度,没有五彩斑斓的生活底色,他只能在公交车上挖掘灵感,戴着耳机,坐在最后一排,以上帝视角观察人们——这个人是做什么的?从哪来,到哪去?艺术来源于生活,那些匆忙的步伐、忧愁的面容、焦急的电话构成了Nacho歌曲里的音符。

 

大多独立音乐人都和Nacho一样没有稳定的工作,玩音乐,就得过苦日子。布衣乐队主唱吴宁越曾在巡演中分享旧事:初到北京时,他们住的地方又破又旧,主理人是个女孩,从不敢去他们的院里上厕所。附近住了一户有钱人家,有一次看到那户人家把刚过期一个月的火腿肠拿去喂狗,主人走后,他和成员们抢下了那根火腿肠。

 

给生活做减法,是为了能给音乐做加法,每一个琴音踩着时针滴答往前走,一首歌、一张专辑从头到尾的每一个细节都在他们手中。

 

北京冬日,凌晨三点,黑夜萧瑟,赶在雪落前,寒气来得早,也来得猛烈。穿着牛仔外套的梁欢走出录音棚,他双手插兜,微驼着背,瘦高的背影渐渐消失在一团漆黑里。第二天早上五点,他还要完成另一首歌的MV录制。这是纪录片《音乐的秘密:一首歌的诞生》里的画面,这部纪录片讲述了独立音乐人梁欢和幕后音乐人完成一首歌的过程。

 

“像我们这些没有签约唱片公司的歌手,这一秒要自己做作词作曲,下一秒要想唱片的文案该怎么写,再下一秒还要构想一个MV的脚本。”一首歌的制作包括作词、作曲、编曲、混音、母带制作,独立音乐人制作音乐,就是在不同的录音棚和工作室之间来回跑、吃盒饭,灵感迸发往往需要长时间苦熬,那些拿起、放下一次性筷子的瞬间,偶尔会有美妙的旋律跑入耳朵。

 

这种百分百坚持自我的创作模式是音乐人的梦想,但梦想不能变成“饼”,垫不了肚子。入圈成功后,独立音乐的市场性被验证,眼见他人高楼起,一边是创作自由和灵魂独立,一边是专业团队和成倍收入,缝隙之间困的大批音乐人,这一次,要梦想,还是面包?

 

活跃在网易云音乐上的独立音乐人Y.U作出回答:音乐是热爱,热爱比面包更重要。

 

她曾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瓶瓶罐罐让人失去快乐和痛苦,变得麻木。彷徨与挣扎,凌晨1点的无人公园,她穿着裙子,坐在荡秋千上听歌,感受耳机内音律的流动。渐渐的,在破碎和未知中自我治愈,“我要把它唱出来,只要张嘴唱出来就好了。”

 

曾有唱片公司找她签约,条件之一是在设定的期限内完成一定的任务量,当创作变成作业,当自我表达被硬性弱化,她意识到,灵魂的表达不应该有框架和束缚。

 

因为这种对自我独立的坚持,在入围了网易云音乐第四季石头计划20强后,她的音乐也被资深乐评人邮差称赞为“在跳跃的当代R&B结构里,有着她独一份的smooth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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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自拍照图源受访者

 

在Y.U之前,成立于1998年的新裤子乐队也作出了回答。成立至今,新裤子乐队不断迎合市场改变音乐风格,从最初的朋克乐队转向新浪潮风格,“有一次演出,下面冷场了”,那之后,他们又转向了“土摇”风范。

 

有关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命题讨论,其实一直围绕着所有艺术领域,抱着“谈钱就俗气”、“为艺术献身”的认知,公众对于艺术家的定位一直都是艺术家穷才正常。

 

这种矛盾性在独立音乐领域尤为突出,一来是身份定位,独立音乐在出生时便有千万人能不能阻挡、与商业性对抗之意;二来是情怀枷锁,独立音乐中的典型代表摇滚、民谣在发展初期都栖居于地下,公众的惯性思想:长期呆在角落的事物若见了光,本质容易发生变化,情怀也会随之被破坏。

 

事实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艺术性和商业性从来不是相悖的,独立音乐破圈后,能否顺势而为,取决于理想与物质平衡与否,取决于“无为”与“有为”平衡与否。

 

 

无为与有为

 

 

著名音乐经纪人黄燎原在《十年摇滚在路上》文末写道,“谁鄙视商业,谁就看不到艺术。”

 

《乐队的夏天》开播前,民谣歌手周云蓬连发了11条微博质疑,他认为这样的音乐综艺节目是对整个音乐市场的透支,导致很多不上节目的音乐人今后会更艰难。平心而论,当下互联网改变了传者的信息输出模式和受众的信息获取模式,在这样的语境中,大平台有流量,有专业团队,产出的综艺更易从上至下改善圈层生态,如《这就是街舞》对街舞文化的贡献,现今全国范围内专业舞室遍地开花,街舞文化受节目加热后的余温对没有上节目的舞者亦是一种反哺。

 

独立音乐人在合适的商业逻辑操作下创造更大的收益,再反哺音乐创作,这种良性循环模式依然能孵出优质音乐作品,早年的周杰伦、林俊杰,现在的毛不易、李荣浩等商业歌手都验证了这种逻辑的正确性。

 

市场证明了:梦想和面包,不是0或1的二进制选择,关键在于把控好无为与有为的力度,无为,保留原有的独立个性,保持做音乐的初心;有为,搭乘时代快车,把握资本介入音乐创作的尺度,商业性与艺术性平衡,才能顺势而为、二者兼得。

 

2017年,有个叫王大维的广告片导演,看了一档选秀节目,在那档节目里,有人一夜成名,被捧成全民偶像,王大维思考“偶像”究竟是什么?他用一部独立音乐系列纪录长片《我行我乐》 解答自己的疑惑——“我行我乐”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我玩我热爱的音乐,二是我做顺应本心的事情,并从中获取快乐。

 

这大概也是独立音乐文化对这个时代的意义,大环境之下整体声音趋同,反思与觉醒,观察与总结,摸索与笃定,能保持独立自我的态度,这本身就很迷人,不管是做音乐的,还是听音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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