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里画外话童年：苦难与欢笑

    有人说，童年的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但是，谁生来是为了经历这遭人间苦难的呢？

    如果说，经历苦难，磨砺人的意志，“助”人成长，战胜苦难，赢得后半生的欢笑，也许这样的苦难蕴涵着光辉和价值。那么，被苦难困住的光如何才能闪耀？还是必须回到苦难的磨砺？

    如何才能摆脱魔咒般的苦难而拥有更多欢笑？过去的人们，居住在欧亚旧大陆另一端的人们，是否如我般怀抱着同样美好的愿望？带着这些想法，我再次走向欧洲近世五百年浩瀚如海的绘画之林，去探寻一点直观的感悟。

    在德国慕尼黑美术馆，有一幅很难在外界见到有复制品的珍藏画作，画面上是一群失去了母亲的孩子们，如唱诗班错落排列，脸上的表情忧郁而悲伤。这幅画的名字叫《康拉德-雷林格的孩子们》，是大名鼎鼎的德国肖像画大师施特里格尔（1460—1528年）之作。

    画面背后的大红色帷幕上写着一行几乎要被色块淹没的句子，意思是：圣母玛利亚啊，但愿您是我们的母亲。原来，她们心里担心的是未来的继母，所以呼唤圣母的垂怜。

    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母亲是童年的天然避难所。因此，我们一直颂扬母爱的伟大，赞叹母爱的无私。但是，我们小心翼翼地回避着关于继母的话题。古往今来已有太多的故事，描述同一个母亲的正面和背影。她在为亲生的孩子甘愿奉献一切的同时，很可能正在虐待别人的孩子。

    母爱是有局限性的，人的原始生物本能决定了非血缘之间的斥力，尤其当利益无法均分时，她的爱往往限量供应给亲子。我们无法指责这是另一种自私，善恶之间没有用刀切割的界面，美丑的划分暧昧模糊。后天的理性和道德的教化，只是在一部分继母的身上发生了良性反应。

   这幅画印证了人们对于女性和母爱的一些看法。长期以来，人们对母爱的绝对化，以及过分夸大母爱的功能，令我们在检省人性的过程中误入歧途。天下的母爱若是在深爱自己亲子的同时，也能无条件地热爱别人的孩子，“母爱”才有权利作为一个抽象的词语闪耀光辉。

    母爱并非是童年收获欢笑的唯一保障。荷兰画家特鲍赫（1617—1681年）的名作《捉狗蚤的少年》，让我想到了生活中的另一幅画面。

    在《捉狗蚤的少年》中，灰暗的色调注定了平淡而乏味的生活图景。简陋的农舍、粗笨的木墩、破旧的草帽，一个农家少年，埋头专注地抚弄着他的爱犬。看不见少年的眼神，看见的是那只黄白相间的小狗，温顺地趴在少年的膝头，惬意舒坦地低垂着脑袋。小狗有一双微眯着斜睨的眼睛，好奇的眼神令人怜爱，它的小主人想必也有这样的眼睛。

    那个少年定是孤独的，没有食物没有玩具，小狗就是他的玩伴。显然，小狗不是他的宠物而是一个好朋友，小狗不是物而是一尊生命。我听见他与小狗的谈话，小狗眨着眼把鼻孔的热气喷在他的手背上。他受到斥责时小狗会用尾巴安慰他，所以少年并不孤单。好的朋友不在多，有一个就足够了。

    这幅画让我想到的是我家小宝，她一直渴望拥有一只小狗，可是以“卫生第一”的她妈妈不能接受小狗的肮脏。于是，小宝为了那只并不存在的想象中的小狗，她会经常拿着午餐吃剩的猪骨，站在门廊台阶上向远方召唤，模仿小狗的叫声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期待引来一只路过的小狗。

    我常开玩笑说，小宝撸狗的快乐“死于”她妈妈过度的卫生防控。

    提到狗，我再提一幅现存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17世纪西班牙画家牟利罗的名作《男孩与狗》。我曾在《贫穷的富有》一文中介绍了牟利罗，他的传世作品中很大一部分是专以贫困童年为题材的写实主义的风俗画，如《年轻的乞丐》《卖水果的少女》和《吃水果的少年》等。这些被珍藏在慕尼黑美术馆的牟利罗的佳作我就不再赘述。

   看牟利罗的《男孩与狗》，既令人赏心悦目，又引人淡淡伤怀。画中的男孩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他的衣衫破旧，手中提的篮子里，装的是一个空罐子。然而，男孩的脸上却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这是沉浸在欢乐中的表情，这样的表情，是人类表情中最自然、最明朗，也是最纯真的表情。

    男孩面对的是一条小狗，他正在笑着和它说话。小狗昂起脑袋看着男孩，人和狗之间的交流看起来没有任何障碍。男孩在说些什麽，我们无法想象，也许只是一声调侃，一句俏皮话，这样的话语在人群中不一定会引起回应，但男孩说话的对象是一条狗，效果便可能完全不一样。小狗在画面中只占了小小的一角，不仔细看甚至会忽略了它，但它毫无疑问也是画中的主角。

    从画面表现的内容来看，那贫穷的男孩似乎没有快乐的理由，他一贫如洗，也许一日三餐吃什么还是问题。可有时候，快乐并不需要理由，它只是漫长阴暗中短促的电闪火花，只要心里还有对幸福的憧憬，还有对生活的留恋，这样的火花便会迸发。

    穷人自有穷人的快乐，富豪也从不缺乏苦恼。那个黄金时代的画家，画过很多贵族孩子的肖像，在这些肖像中，我没有看见过如此发自内心的自然的欢笑。

    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有选择，没有人会以穷人的欢笑作为优选。西班牙民族画风的开山鼻祖里贝拉（1591—1652年）以他的画作《跛足的小乞丐》揭示出了“穷开心”里的隐秘酸楚。自16世纪以来，西班牙的都市和乡村到处可见流浪汉和乞丐，他们常成为现实主义艺术作品中的主角。

    这幅现存于法国卢浮宫美术馆的名作画面上，一个因小儿麻痹而畸形的少年，不得不依靠流浪和乞讨为生，这在画面上表现得很清楚——他一手挟着一个小包袱，这是他的全部家当，肩上扛着长途跋涉所必需的拄杖，左手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看在上帝的面上，可怜可怜我吧。”

    面对着画外，这个不幸的小人却露齿而笑，那当然不是发自内心的欢乐，而是因为害怕自己的残疾和贫穷会招来别人的厌弃。经历中的痛苦遭遇已经使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幸和痛苦在人心中激起的常常不是同情，而是恐惧和厌恶。人们会惟恐沾上晦气，会像驱赶瘟神一样驱赶那不幸的化身。

    卑微的人只有堆出喜气的笑容，让人不觉得嫌恶，甚至要用小丑的滑稽来博人一粲，才更有可能讨得一点怜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样的悟道太早了，却又无可奈何。在他身后，蓝天晴朗辽阔，然而，世界对他这个小小的旅人是如此的冷漠。

    波德莱尔曾在《恶之花》中祝祷：“让泉流山石，让鲜花开遍原野，迎接这些旅人，在他们的面前，洞开着通向黑暗的亲切王国。”可是，黑暗的寓意从来都是苦难，有何亲切可言。我欣赏里贝拉通过绘画来直观表达他的理想：希望世界给每个人以幸福和美好。同时，也引起人们对不公平社会的永久怀疑。

    贵族的孩子肖像难见笑颜，这又是为什麽呢？

    委拉斯开兹（1599—1660年），又是一位西班牙大画家，他的举世巨作《宫娥》画中有一位公主——腓力四世5岁的女儿玛格丽特·特蕾莎（1651—1673年），即日后的奥地利皇后，利奥波德四世的妻子。

    “宫娥”，意为“宫中的女仆”，就是围绕在金发公主身边的一群女仆，她们正在委拉斯开兹的工作室内拜访这位画家。画中的玛格丽塔年纪虽小，但面庞和举止尽显王室的高贵气质。这种高贵气质的另一个名称叫面无表情，或冷若冰霜。

    宫廷的另一项习俗解释了右下角两个小矮人的存在，在西班牙的城堡里，有着许多的小矮人，他们是供王室成员取乐的用品。在许多的欧洲王室画像里，也能经常见到类似的小矮人。

    左边女仆正递给公主一个小陶杯，西班牙旧时的传统是年轻的女性会用陶土做成的餐具进餐，这样就能保持面目白皙。事实上，摄入赤陶土会导致贫血，这也是面容苍白的原因之一。

    委拉斯开兹的这幅巨作引起后世无数争议和推测，注重细节是该画的关键，腓力四世与妻子不苟言笑的脸出现在房间远端墙上的镜子中。由此猜测，夫妇二人身居现场，而且是站在画框外面左侧的某个地方。这样可以很好地理解，画中的委拉斯开兹定睛于那夫妇二人，而非公主。

    我们有幸见了，画中的小公主原来只是打酱油来的。很不幸的是，贵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的她却在21岁怀孕的途中不幸逝世。

    再来欣赏一幅《查理三世之子肖像》，这幅著名的王子肖像画出自西班牙大画家戈雅（1746—1828年）之手。戈雅认为委拉斯凯兹是自己的“伟大导师之一”，而委拉斯开兹只侍奉过腓力四世这一位国王，戈雅则经历了4位国王。

    戈雅的人生极富戏剧性，1746年诞生于阿拉贡的一个农民家庭，14岁学画，少年时常与人打架斗殴，一次因打伤人而逃往马德里，混迹于一批斗牛士之中。后来去了意大利，29岁成为著名画家，并被聘为宫廷画师。他大胆夸张的画风奠定了浪漫主义绘画的基础，意大利的美术史学家文杜里这样评价：“近代绘画是从戈雅开始的”。

   《查理三世之子肖像》让我们看到一位十分可爱的却没有笑容的小王子，他红衣红裤，腰系金带，身后是一个十分精致的鸟笼，右手用绳子牵着一只美丽的小鸟。小王子是否知道，边上的两只老猫正虎视眈眈地打着小鸟的主意。

    看到这幅画时，让我马上想到的是中国的一个成语，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小王子要是有知，他如何笑得出来。

    法国画家夏尔丹（1699—1779年）所作的《吹肥皂泡的少年》也是一幅透露深意的绘画作品。

    现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这幅画看上去非常有趣，画面上，一个衣着显旧但不失为整洁的少年正在吹着肥皂泡，他小心翼翼地将肥皂泡越吹越大，越吹越大……一个小一点的孩子在一旁看着。构图非常单纯，却很有情趣。那个大大的泡，质地非常逼真，在幽暗的光线下闪闪发亮。

    这使我想起了我的童年，也曾在简陋的塑料盒子里面化了点肥皂水，剪一段麦秆作管子，兴致勃勃地吹起肥皂泡，引来一群小伙伴欢乐地围观。小小的肥皂泡就像电影一样，有黑白的也有彩色的，随风飘舞，可惜只能存在一瞬间，在它最美丽的霎那也就是即将破裂的霎那。

    画面上，看人吹肥皂泡的那个孩子为何没有拍手欢笑？他看到的是什麽？又在想些什麽？他小小的心灵是否已经过早地懂得了破碎，以及破碎的美丽。

   从童年起，人生就是一场苦旅，无人可以逃避，苦难无所不在。但是，欢乐也无所不在，不会受限于贫富的籓篱。其实，童年的欢笑可以很简单，只需要一个来源——快乐的家庭，快乐的家人。

    出生于荷兰莱顿的一个啤酒酿造商家庭的杨-斯坦（1626—1679年）就曾创作了多幅以《快乐的家庭》为题的绘画作品。在画家看来，不同的生活场景、相似的人物，一起构成相同的快乐。

    眼前的这幅《快乐的家庭》为我们展现的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老百姓的家庭聚会，老老小小在一起唱歌、弹奏曲子，手舞足蹈，无拘无束，杯盘狼藉，怎么高兴怎么玩，怎么开心怎么喝，一幅飘飘欲仙的场景。

    特别引起我共鸣的是，画面靠右的孩子正在模仿大人抽烟、喝酒，让我想起自己童年里的相似经历。这也印证了一句荷兰谚语：“大人们唱的歌就是孩子们哼的曲。”

    在这幅画作中，凸显了构成杨-斯坦绘画风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莱茵河上游德国奥地利和法国东北部的乌德勒支风格的影响，只是一种富于动感的具有版画的平面效果的绘画风格。画家非常喜欢这种风格，他画这样的画时，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如何表现人物的表情和动作上，使他能够瞬间抓住人物的表情和心理，然后一挥而就。

    杨-斯坦的不少传世作品都放进了他自己的童年生活，不同的构图中重复出现那条狗和抽烟喝酒的孩子的身影。可以想见，杨-斯坦是一位多么活泼、乐观和富有幽默感的人，这种家族遗传正是这个快乐家庭里最基础、最亮丽的色彩。

    孩子般天真的人格魅力和他的画一样有名，因此在荷兰还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谚语与杨-斯坦有关，那就是“家里乱得像杨-斯坦一样”。人们只要用了这句谚语来形容一个房间，谁都能想象得出那会是个什么样子。

    创作于1670年的《学校》，是杨-斯坦画的一幅表现荷兰乡村学校生活的作品。画面中，那位无精打采抽着烟，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的校长，就是画家本人。画面里是让我们再次见识到了什麽叫“乱得像杨斯丁一样”的热火朝天场面。

    在荷兰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教育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部分也同样是自由宽松的。杨-斯坦在这幅画里并没有做过多的夸张，近几百年来的荷兰初级教育的情形基本就是这样。信不信，由你了。

    最后，我想以一幅雷诺阿（1841—1919年）的《夏邦蒂埃夫人及孩子们》结束此次特别的探寻之旅。

    雷诺阿善画人物画，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是美妇人。现存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夏邦蒂埃夫人及孩子们》被认为是改变了雷诺阿一生的名画，当时法国出版家夏邦蒂埃偶尔买了无名画家雷诺阿的一幅画，并邀他参加了自己家里的一次聚会，这是当时穷困潦倒的雷诺阿第一次踏入法国上流社会的社交圈子。之后，受主人委托，他开始为夏邦蒂埃夫人及其儿女画肖像。

    当时的雷诺阿34岁，用了整整6年时间精心打磨了这幅肖像画——画家自然是有目的的。要知道，夏邦蒂埃当时在出版界颇有影响，雷诺阿想以这幅画来真正打开上流社会的大门。雷诺阿的愿望实现了。他的这幅画成为载入史册的名作。

    画面上夏邦蒂埃那美丽的夫人和两个天使般的孩子得到法国画界的一致称赞，夏邦蒂埃本人更是乐得合不拢嘴，从此，雷诺阿的定单源源不断。

    如果在若干年前要我对此作品写一段短评的话，我会与很多挑剔的评论家一样，心底里对雷诺阿充满一种鄙视——看不起依附权贵经营自己或者艺术目的不单纯的人。

    而现在，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对于这种人我已经能够理解并且宽容了，认定《夏邦蒂埃夫人及孩子们》是一幅成功励志的佳作！

    这是因为一位老友的话震撼到了我，他说，“一个人的成功是一种综合能力的成功。并不因为你自己写作的目的单纯就一定要求别人都和你一样。有一分付出，才有一分收获，别人有写作策略、社交能力与推销自己的全面成功，而你只有单纯的写作，人家比你付出的多，结果自然也要得到的多。”此话令我心悦诚服，浮想联翩。

    在此，我想说的话不在画里，而全在画外，向那些像雷诺阿一样不遗余力要改变人生的致敬！同样，送出祝福给今天正踏上奋斗之路的人们，愿他们能够早日冲出困苦的起点，赢得人生的欢笑。让成功的欢笑可以感染到和鼓舞到更多的后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