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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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7日，哈尔滨市公布了2021年度的人口数据，年末全市常住人口988.5万人，较上年减少约12.4万人，至此，东北地区再无一座人口过千万的超大型城市。

    放眼更大的时空，国家统计局在今年二月发布的《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全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年末总人口比上年增加48万人。

    很多机构和学者预测，2022年，中国人口将迎来负增长，甚至2021年会成为整个中国历史的人口顶峰。

    关于中国的人口问题，近年来可以说是议论纷纷：

    有人说中国人口太多，导致资源缺口巨大与社会内卷严重；也有人说，中国目前的人口规模是合理的，“未富先老”才是更深层次的潜在危机。

    还有与之相关的年轻人没空生、生不起、不敢生，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制造业企业用工荒、用工难，以后是否会引进移民等一系列的争论。

    这些敏感的话题，一次又一次搅动着舆论的旋涡。

    回溯整个中国历史，人口的增长与经济乃至综合国力的发展呈现出密切的正相关——两汉、唐宋、明清三次历史人口高峰，对应的也是农耕时代三次生产力的显著增长、和三个较为兴盛的历史时期。

    所谓人口问题是“国之大者”，站在第四次人口高峰的增长尾声，我们不禁要思考，中国人口问题的根本症结究竟在哪？本文旨在按照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顺序，一一做出深入解读。

01  人口是什么

    认识问题的基础，就是首先要明确人口的属性和意义，我认为总结下来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承载文明赓续、民族繁衍、国家发展的最基本要素，没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就不会存在国家、民族、文化这些概念；

    二是作为高级动物所天然具有的劳动力属性，无论是过去的历史，还是未来的发展，归根结底都是由人来创造的；

    三是市场需求的创造者与实现者，从基础的衣食住行到形而上的精神需要，根本上也都是因人而生、因人而异的。

    不难发现，这三点恰恰构成了生存-发展-繁荣的主线。

    并且就纵向的时空维度而言，这条主线在我们的民族史上已经被反复证明：

    华夏文明与中华文化能够历经五千年源远流长而生生不息，其最根本的因素，就是我们的人口数量和所占据的土地面积，在漫长人类史的绝大多数时间中，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并最终进一步体现为了国家软硬实力、潜力和稳定性的绝对优势。

    这一点在同其他三个被外族征服、消亡的文明古国对比时尤为明显，农耕时代的中国，也曾多次遭受过外来民族的威胁，但这些强大一时的入侵者，要么在持久的拉锯中由盛转衰、要么更是被我们的民族与文明所“同化”，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

    可以说，在核武器和定向基因生物武器出现前，凭借自身的体量，中国是很难被彻底毁灭的，即使面临抗日战争这样民族史上空前严峻的危机，除了能“以空间换时间”，远超日本的人口规模也是支撑我们坚持抗战、直至胜利的重要冗余与保障。

    而在工业化时代，后发国家要经历的两个最艰难时期，就是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于能否迈过实现发展与繁荣的这两道门槛，人口规模依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在实现工业化的历史性跨越中，我们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发展道路，那就是既不学老牌列强对外掠夺、也不像当时东亚、东欧的一众小国，通过依附来换取扶持；

    因为前者不符合二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民族独立运动兴起的潮流与道义，后者则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与灵活性、政治上的矮化也会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显现越来越大的副作用。

    那一穷二白的我们究竟是怎么实现的原始资本积累呢？

    其实五六十年代的“全民建设”与改革开放后的“血汗工厂”，都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改造对生产力的解放与制度保障，以及人口规模优势和勤劳苦作传统之上的，其中，后两者的本质，则是农村对城市的供养、农业对工业的供养。

    这种供养的基础，则就是充沛的劳动力支持，否则我们很难打下工业化的基础、完成最早的基础设施建设，后面也无力在全球化浪潮中融入世界经济循环、参与全球产业分工。

    而“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则是随着数量增长的边际效应递减与比较优势丧失，传统的粗犷式发展会遇到增长乏力、甚至停滞倒退的情形，这时候，就要敢于主动转换增长动能、将发展结构由数量牵引调整为质量驱动。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就是坚持走产业升级、循环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而这所需要的长期高强度的智力、财力投入，离不开高产出与高回报的支撑，再进一步说，能提供这种支撑的，则只有足够规模的市场。

    但足够规模的市场并不是天然就存在的，这首先需要足够规模的人口作为基础；其次，要让大多数人具备一定的经济积累与消费能力；最后，还要破除行政与商业的内部壁垒，确保市场运行的顺畅。

    这里要特别强调下“内部”二字，既针对市场内部、也针对内部市场；因为后发企业在前期是很难与海外巨头在国际市场展开竞争的，这时候必须有庞大的内部市场来为企业的壮大提供庇护与养分。

    此外，除了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支撑研发投入与市场回报的正向循环，足够规模市场对于实现产业突破后的成本分摊与快速迭代，也同样十分重要。

    为什么中国每进入一个行业，就能迅速做出“白菜价”，让别人无路可走？就是因为基于14亿人口的最庞大市场，我们可以快速摊薄成本、在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

    其实说到这里，也能看出，对于绝大多数后发中小国家而言，他们的发展上限，在先天条件上就是被“锁死”的，而印度和印尼则是未能释放发展潜力的反面代表。

    由此也不禁感慨：

    当年“解放战争慢不得”的研判与“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是多么的卓识远见，这最终为我们保 住了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需的领土与人口规模。

    还有当年“勒紧裤腰带”建立工业体系的决心意志与“一代人吃了几代人的苦”的奋斗精神是多么的令人敬佩，这最终为我们持续的高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的中国，坐拥全世界最大的内部统一市场、单一市场，这支撑着我们成为了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大、中、小门类的国家，“世界工厂”的地位牢不可破；

    我们不仅在众多的传统产业实现了成长壮大、并大举进军海外市场，更在第七次信息革命与新能源技术革命这样的全新赛道，凭借体量优势带来的势能优势，从跟骑变为了领骑。

    此外，面对逆全球化浪潮暗流涌动与贸易保护主义壁垒重铸的潜在风险，庞大的内部市场需求，还支撑中国经济实现内外双循环的同步运转，避免因国际形势的剧变而陷入瘫痪。

    总之，从中华民族的纵向时空可以看出，人口本身作为一种最基础、也最根本的资源，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甚至互为因果；人口规模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繁荣，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这一点，在横向的世界史上同样有深刻的正反体现：

    作为中世纪长期的欧陆霸主，地理优势使得法国的人口也长期居于欧洲第一，拿破仑时期，法军在耶拿-奥特战役中重创普军，当时法国人口将近3000万、而普鲁士则只有不到1800万人；

    进入19世纪下半叶，作为第二次工业革命领头羊之一的德国，人口随生产力的提高快速增长，到二战前夕，德国人口超过7000万、而法国人口只有4000万出头，结果法国在德军的闪击下，42天就宣告了投降。

    1700-1940年，俄罗斯人口增加了6.38倍，这为其近三百年来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由于在卫国战争中损失了大量的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导致冷战期间苏联的人口总规模和结构合理性都不如美国，其最终也在与美国的争霸中败下阵来；

    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失去了约四分之一的领土和一半的人口，时至今日也没能迎来复兴，人口负增长的困境更是其未来面临的巨大危机。

    至于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其同时也长期是世界第三人口大国；

    而人口第二大国印度，虽然没有“秦始皇”实现大一统、也没有“毛泽东”实现土改与工业化，但它的发展速度与潜力仍然不容忽视，并且远超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

    与之相对应的，像人均GDP与收入最高的北欧国家、领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二的加拿大与第六的澳大利亚，则显然谈不上什么国际影响力。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虽然人口规模肯定不是这些历史演变的唯一因素，但人口本身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显然是毋庸置疑的。

    这也符合今天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国家的发展其实是一个社会再生产的过程，进一步来说则包含物质资料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两个方面。

    两者之间，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得以不断进行的条件——没有人口的再生产，也就无法维持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自然也就不存在社会的再生产。

02  中国多少人口合适

     说明白了人口的属性与重要性，我们再来思考很多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中国究竟多少人口合适？

     先来解答一个常见的认知误区：中国还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并没有什么消费能力；我们能不能将人口减少一半、或者干脆和美国一样大概四亿人？

    对于前者，需要强调的是，李克强总理2020年的讲话中，6亿人的平均月收入为1000元左右，是对这个人群总体而言的，这些低收入人群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包括了没有养老金的老人、还在上学的孩子、照顾家庭的妇女等。

    导致这部分人群平均收入低的主要原因，有农村家庭供养比过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不稳定、不连续，社会保障不完善、不健全等，而这些因素追本溯源，其实都与前文提到的农村对城市的供养与农业对工业的供养有关。

    想想几十年来维持低位的粮食收购价格、想想每个月一百多元的农民养老金、想想在建筑工地流尽了汗水却最终没能留在城市的农民工兄弟，这些年高速的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的成果，有很大一部分要感谢这种国家层面的供养与调控。

    所以说，大多数低收入人群目前的相对贫穷，绝不是他们的原罪，其真正的结构性原因，是过去几十年不均衡发展下的时代产物，是我们的发展成果还没有惠及更广大人民的产物，是我们离构建共同富裕的健康社会还有很大差距的产物。

    如果我们能突破更多的高端产业、能建立更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能有更合理的税收与转移支付制度、能有更密切的区域协同发展机制。

    我想，这些低收入人群的数量，一定会大大减少。

   至于我国究竟多少人口合适？我认为可以从战略和战术/技术两个维度来思考。

    就宏观战略而言，这首先取决于中国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必须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恕我直言，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是没有选择的，那就是必须也只能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这是由我们的历史传统、文化属性、国家禀赋、地缘政治格局等极为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决定的。

    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格局下的主要大国吗？看看俄罗斯：

    美国会因为苏联解体，俄罗斯改变意识形态、放弃争霸战略就与之化敌为友吗？

    美国会因为俄罗斯全面私有化、甚至将经济政策制定都拱手奉上就不对其进行洗劫吗？

    美国会因为俄罗斯国内亲西方势力掌权、主动示好就接纳其加入北约吗？

    美国会因为俄罗斯在911后配合其反恐行动就不推进北约东扩吗？

    美国会因为俄罗斯国力衰弱、已经无力再威胁自己就停止绞杀吗？

    断然不会的。

    三百年来，英国也好、美国也罢，孤悬于“世界岛”外的盎撒民族，其“离岸平衡”战略的根本，就是竭力阻止亚欧大陆出现可以有效整合周边的强大国家，其核心手段则是通过树立敌人来为自己提供干预大陆事物的借口与抓手。

    而美国“选择”的下一个“头号敌人”是谁？全世界都看得很清楚。

    我们固然可以苦口婆心的和美国讲“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道理，但对于大争之世的国际政治现实，却不能没有清醒的认知。

    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中国是没有投降的权利的！

    在美国眼中，我们的禀赋与潜力，就是其世界霸权的天然威胁，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一点，不会因为中国实力与态度的变化而改变；

    除非，中国能接受新疆、西藏、台湾、香港都独立出去，再放弃保卫自己的核武器，也放弃产业升级、永远安心给美国人生产廉价的生活用品。

    在未来的中美角力中，中国是没有放弃自己信仰的权利的！

    比较俄罗斯，中国更多了大一统的政治传统与家国情怀的精神底色，更多了汉唐两朝威震宇内之遗烈与万方来奏的诗篇，更多了“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的天然契合；

    所以我说，生在中国，就好比生在了古代帝王家——心中必须有江山和社稷、天生就做不了普通人，要做普通人，那就是南唐后主和宋徽宗的悲剧、那就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明白了中国只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我们再来看中国需要多少人口。

    既然我们的战略目标是获得大国竞争的胜利、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那必然需要与之相匹配、足以支撑这一目标实现的人力资源优势，更具体说，就是相对美国及其主要盟友的人力资源优势。

    从绝对数量来看：

    美国人口3.29亿；

    盎撒民族为主体的其他四个国家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合计是1.36亿；

    美英加以外的其他四个G7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合计是3.36亿；

    不含上述国家的北约其他23国合计是3.12亿；

    已经正式提出入约申请的瑞典、芬兰两国合计0.15亿；

    还有以色列、韩国这两个和美国关系密切的盟友合计0.72亿。

    以上36国人口总计12亿！这其中，除巴尔干半岛5国与土耳其外，其余30个国家的人均GDP全部超过1.5万美元。

    基于这两个简单的数字，我们可以快速得出很多的结论：

    目前人口只有1.44亿、人均1万美元GDP的俄罗斯，其自身实力是不可能与美国及其盟友抗衡的，最多也就是凭借辽阔的国土、丰富的资源、庞大的核武库谋求自保。

    对于中国而言，在北约亚太化愈演愈烈、“新冷战”阴云密布的当下，如果我们今天只有六七个亿人口，同样也是几乎没有胜算的，对这一点我们应该感到庆幸与后怕。

    此外，短期内决不能出现我们独自承担美国战略压力的局面，所以对于我们目前唯一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我们要加强战略配合、深化经贸与能源合作，避免其被彻底打垮甚至倒向西方；

    还有就是印度加东盟总计超过20亿人口的庞大新兴市场，其潜力足以维持一个与我们相当体量的工业体系，是作为中国工业品输出的目的地和增量市场，还是成为美国削弱我国制造业优势的抓手，关系重大。

    就宏观而言，考虑到中美角力的长期性，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整体人口素质与发达国家仍有一定差距，中国人口规模应确保与美国及其主要盟友大体相当。

    如果从底线思维出发，维持20%数量优势、也就是14亿左右的人口规模，就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来看，仍是十分必要的，而从此前的经验来看，也是能够承载负担的。

    至于战术与技术层面，我认为是很难分析出一个所谓准确的“适度人口”的。

    几十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先后提出过很多版本的“适度人口”，从三亿到五亿到八亿到十亿皆有之，但中国发展的实践证明，这些预测大都是单纯将人口视作发展负担的“人口决定论”翻版。

    还有很多人从提升人均收入、降低内部竞争的角度考虑，认为“人口减少一半、人均财富也能提升一倍”，这其实是忽视了人口数量与结构的辩证关系和局限于人口分母效应观念的虚无臆想。

    对于人均财富而言，劳动力与需求创造者的属性，决定了人口既是分母、也是分子，并且相较分母效应的定量数字，分子效应还要远比前者长效且宏观，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就是鲜活的例子。

    究其原因，除了人口规模及年龄性别结构变化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有就是生育状态对人口趋势的作用，具有明显的滞后与极大的惯性特征。

    生育状态的改变会影响到几十甚至上百年后的人口形势，在这样的一个长尾效应中，其内外因素的变量非常的复杂，也让这种扰动呈现出非稳态、非线性的特点。

    由此可见，人口规模与人均财富绝不是简单的反比例关系，生育限制政策也不可能自如的操纵人口状态，强行设限的结果，很可能是最终大大偏离最初的设想值。

    还有一点尤其值得一提——纵观古今中外、无论社会形态，就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时期，国力是随着人口减少反而得到增强的，这种历史规律，同样值得深思。

    此外，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考虑，一片土地的人口承载力，也是随着诸多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并不存在静态的、绝对的“适度人口”。

    更进一步说，“适度人口”可能其实只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概念，其测算需要诸多的长期假设，从历史情况看很难给予一个准确的结论。

    我以为，与其执拗于“适度人口”的数值，追求人口的“动态平衡”其实更有价值及意义。

    人口对外需要与各种资源的平衡、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平衡；人口自身，则需要数量与年龄结构、性别比例、地域分布的平衡。

    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才能构建一个真正健康的人口大国、强国，也才能动态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03  问题的症结

    既然14亿人口已经被证明是可以承载的、而未来的外部竞争与内部发展也都需要巨量的人力资源作为支撑，那总量显然就不是当下的核心问题。

    与总量、数量相对应的，是质量；而决定数量与质量平衡的，则是结构。

    没错，今天中国人口问题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就是结构失衡——老龄化、少子化已经到了很难解决又不得不解决的地步，要想解决则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模式、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

   分析人口结构问题，就不得不提对今天人口现状影响最深的、建国后的三波婴儿潮：

    第一波是建国后的1950-1957年，新中国的建立为人民群众带来了久违的和平与发展，这8年的年均新生儿数量超过了2000万，再考虑到当时五个多亿的总人口基数，无论是出生率和还是增长率都可以说非常之高；

    第二波是1962-1975年，在经历了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后，我国的整体国民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农业与医疗水平持续提高，这一波最高峰的1963年新生儿数量甚至接近了3000万，我国总人口也从6.5亿增长到了9亿；

    第三波是改革开放后的1980-1997年，这时候虽然已经开始执行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前两波婴儿潮的新增人口先后都步入了婚育年龄，庞大的基数使得年新生儿数量在2000万以上的高位持续了整整18年。

    其实，在世纪之交，很多学者认为到2010年前后，第三波婴儿潮人口的代际效应还将产生第四波婴儿潮，甚至2011年二孩政策讨论时，还有人认为如果全面放开，每年的新生儿将达到2500万之众，但最终的事实证明，这些“预测”只是子虚乌有。

    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连续31年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2021年更是只有1.15的极低水平，这个数据不仅远低于国际平均的2.47、也明显低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1.67，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列韩国之前、排倒数第二。

     从以上不难看出：

     第一波婴儿潮出生的大概1.7亿人都已经超过了65岁，第二波婴儿潮的差不多3亿人也将在未来十多年里迎来集体退休；而第三波婴儿潮的80、90后，大概4亿人，正在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中流砥柱，其中仍然处在适合婚育年龄的人数大概还有两个亿。

    也就是说，未来十年，随着第一波婴儿潮人口逐渐步入深度老龄、第二波婴儿潮人口大面积退休，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结构都将发生快速而深刻的变化，进而也将对社会形态、群体思潮产生深远的影响，说的更直观一点——5个亿的老人，这是什么概念？

     其实到这里，我们已经很容易得出一些定性的分析了：

     比如，从中长期来看，多年倚仗的房地产经济的发展模式，未来终究是难以为继的；

     比如，养老金缺口未来还会持续扩大，对国家财政和个人缴纳都将带来很大的压力；

     再比如，与婴幼儿强相关的母婴、托育、教培、游乐等行业将陷入残酷的存量竞争。

     不过我们今天还是聚焦在人口问题本身，以上这些暂且按下不表。

    如果维持1.15的总和生育率，按照平均寿命80岁、平均育龄30岁、全员65岁退休、性别比100的宽松模型来计算，我们还能得出一些定量的数据指标：

    到2040年，中国新增人口大约只有870万人，而届时老去的死亡人口则在2500万上下，大概6年就要减少一亿人口；

    到2040年，中国人口的平均年龄将达到46岁，人口的中位数年龄将达到49.1岁；

    到2040年，全社会的老年抚养比将从现在的20%左右上升到约45%，翻了一倍还多；叠加儿童的总抚养比更是将达到65%上下。

    也就是说，到2040年，我国人口将呈现出既不健康、也不稳定的倒金字塔型年龄结构，发展动能与抗风险能力都将急剧减弱，如果那时再出现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传染疾病，其引发的人道主义悲剧恐将远胜于今天，中国人口甚至有崩塌的风险。

    此外，全社会差不多两个上班族就要养一个老人、三个上班族要养两个不上班的老人孩子，今天年轻人说的“社会内卷”和中年群体的“35岁危机”，到时只怕已不足挂齿，从这也能再次看出，“人口下降、生活提高”只是一个虚无的伪命题。

    但这就是全部吗？还不是。

    在2040-2060年，随着建国后第三波婴儿潮出生人口步入老龄，以及育龄人数的进一步减少，中国人口及社会老龄化的各项指标还将以更快的速度，加深、加重。

    所谓恶性循环、积重难返，届时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及能力都会受制于倒挂带来的拖累与负担，而我国人口的结构性问题也将始终得不到改善、人口总量跌跌不休。

    这就像飞机进入了失速尾旋，如果不能及时改出，面临的就是机毁人亡。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的人口问题已经到了极为紧迫的地步，只是由于人口问题天然的宏观性、滞后性、隐蔽性，很多人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迫在眉睫的危机。

   那中国还有改出“尾旋”、解决人口问题的机会吗？

    我们保持平均寿命80岁的假设不变，按照刚好能维持世代更替的最稳定人口结构，建立一个每一代、每一年的人口规模大体相当的理想模型。

    如果中国的目标是维持12-14亿的人口总量，那每年的出生人口就应该控制在1500-1750万人的规模。

    按照这个标准比照我国35岁以下的存量人口，我们发现可以将其一分为二：

    处在适合婚育年龄的1987-2000的历年出生人口全部都超过了这个区间，而还未参加工作的2001-2018的历年出生人口则全部是处在这个区间的。

    也就是说，如果前一部分人口能达到接近2的总和生育率，而后一部分人口未来能刚好达到2.1左右的总和生育率，那三十年后，中国的0-50岁年龄段就都将保持在1500-1750万人的规模、而50-65岁则稍高于这一水平。

    这样只要再实现一次代际更替，到本世纪最后二十年，中国就将形成一个稳定的圆柱型人口结构，彻底走出“老龄化”的阴霾与困境。

    当然，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模型，但我们依然能够得出一些趋势性的结论：

    解决未来人口问题，中长期看希望就寄托在目前35岁以下的大概6亿人；短期的当务之急则是目前20-35岁处在婚育年龄的2.5亿人，能够把总和生育率从1.13提升到大约1.65、也就是将每年的出生人口从现在的千万出头提升到1500万以上。

    从时间上看，我们大概还有10-15年的最后窗口期，并且越往后，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适龄人口婚育的压力就越大、未来再想纠正过来的周期也会更长。

    说到这里，就自然触及到了那个根本性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孩子？

    一件事情是否能够执行，主要取决于做这件事情的意愿与能力，反观生孩子这件事情，年轻人的意愿与能力又恰恰都受到很大的负面冲击。

    生育意愿方面：

    几十年计划生育的少生宣传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人的生育观念，并带来了很强的“人口负担”的思维惯性；

    几十年的中外交流也让一些欧美理念对我国传统的家庭观念造成了冲击，尤其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风行；

    几十年来社会竞争强度的持续提升，让很多“劫后余生”的年轻人，产生了不想让下一代再经历的心态变化。

    生育能力方面，我们只说几个数据：

    ①2021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7.8小时，8小时工作制已形同虚设，而作为加班主力军的年轻人，时长只会进一步超出；

    ②2021年京、沪、津门、渝、穗五座城市的平均单程通勤时间超过40分钟，最长的北京甚至需要47.6分钟，每天有一个半小时花在路上。

    ③中国家庭负债率从2008年的18%暴涨到了2021年的62%，考虑到收入与资产分配的不平均性，中低收入家庭的负债率肯定比62%更高；

    ④2021年房价收入比，一线城市均值27.7、二线城市13.5、三四线城市9.7，最高的深圳更是达到了35.3，个人想买房得半辈子不吃不喝。

    ⑤中国育龄人群的不孕不育率从二十年前的3%大幅上升到去年的15%，累计患者人数超过6000万，超过1.1亿人面临不孕不育症的困扰。

    ⑥中国家庭户人口从六普时的3.1降低到了七普的2.62，而2021年中国人户分离的人口规模则增长到了5.04亿人，比十年前翻了近一倍。

    将上面几个数据通俗化描述，就是没时间生活恋爱、没钱买房结婚、生不出娃或没人带娃。

    如果用前面提到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来解释，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可以看作是自身生命的再生产，而人口的再生产、则是他人生命的再生产；当物质资料与自身生命的再生产难以被满足时，自然没有办法进行人口与他人生命的再生产。

    过去说三十而立、成家立业，但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很多真的没有这样的“能力”。

04  我们该怎么办

    人口问题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基础原因，那要从根源上解决人口问题，显然也需要经济结构与发展模式的深层次调整。

    简单来说，就是必须坚持走以区域协同发展为基础的共同富裕之路，这样才能真正扩大内需、减少社会内卷，进而重新协调人口与经济的动态平衡关系，实现二者自身、二者之间的健康循环。

    关于共同富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暂不展开，放到后续《经济与国运》一文中再进行深度的解读，本篇还是聚焦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些具体措施：

   从执行了几代人的计划生育政策到未来可能的鼓励生育政策，今天中国要破局人口问题，首先需要的是思想观念的转变。

   全社会要凝聚这样的共识——于小家而言，孩子是自己完满人生与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于大家而言，生育是对国家人力资源做出的重要贡献。

   鉴于目前的形势，建议国家层面出台对新生育政策的专项系统性说明，并将计生部门转型为生育宣传部门，鼓励育龄家庭生2-3个孩子。

    其次，是优化国家的发展布局，在世界日趋动荡、中美博弈加剧、新冠疫情肆虐、收入分配悬殊的当下，超大型、特大型城市愈发表现出它的脆弱性。

    真的不要再把年轻人都往几个一线城市里面赶了，无论是金字塔结构还是纺锤体结构，我们都需要一批“强二线”或是“中而美的三四线城市”给到年轻人更多选择的空间，也夯实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再次是做好对企业的引导与监督，严厉打击996等超额加班现象，这不仅是将年轻人从繁重的工作中拯救出来，更好平衡工作-生活-睡眠三者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996从根本上来说是对就业率的损害，是社会内卷的重要推手——不是因为看不到舞台才站起来、而是因为有人站起来才看不到舞台，这个因果关系千万要弄清楚。

    此外，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无论是学生时代的题海战术，还是参加工作后的熬夜加班，都是效率最为低下的；不仅当时效率低，第二天效率还低，三十岁后接下来一周效率都低。

    最后是与鼓励生育相适应的新的配套政策法规，要加紧出台、落实。

    一是对妇女孕产假与工作权利的保护，可以出台禁止企业在一定年限内单方面解雇新生育母亲的政策、解除女性的后顾之忧；同时按孕产妇女人数给予所在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缓解企业用人的性别歧视现象。

    二是加强对孕产妇女福利性质的医疗与营养保障，比如对公立医院产检进行财政补贴、提供优惠价格的孕期营养品的专属购买渠道等，由此降低孕产家庭的整体生育成本、并减少因身体因素导致的流产、早产状况的发生。

    三是在公平原则下制定有针对性的生育补贴政策，在全国一盘棋的基础上，对于第一胎年轻夫妻、经济困难家庭要加大补贴力度，此外还可以适当引入落户、购房、抵税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加大对育龄家庭的引导与鼓励。

   总的来说，这些措施要把握三个基本原则：

    考虑到形势的严峻性，还有思想观念的转变也不会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程，此外实际执行与理想状态之间很可能存在着落差，所以我们采取的手段，在把握度的情况下，必须矫枉过正——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再者生育问题与医疗、教育等密切相关，这些涉及民生又具有公益性质的事业，不能一味推给市场、推给社会；既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就要切实承担起兜底的责任、提供人民满意的高质量服务的责任。

    还有就是要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我们现在鼓励大家生孩子、生2-3个孩子，但这不是强制的，对于各种原因不想生、不能生的育龄夫妻，要给予他们理解与尊重，不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舆论困扰，再出现过去的一些悲剧。

   最后要特别补充澄清一个误区，那就是国外、或者说发达国家经验，对中国并不适用。

    这句话有两层含义：

    一是认知层面，发达国家出现的人口出生率随经济发展下降的现象并不是天然合理的，两者之间也不存在紧耦合的关系；

    二是行为层面，西方国家为应对人口问题所采取的大规模移民引入政策，于中国而言，是一条万万不可走的邪路、死路。

    对于第一点，作为拥有家国情怀精神底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是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体制优势的，这个优势，就是集体主义。

    从组织上来说，集体的力量比个人更大；从经济上来说，集体的统筹发展其整体效益更高；从政治上来说，集体主义的本质、是一种战略远见。

    面对今天现实的生活压力、个人肯定是相对弱小的，只有处在社会共同体的庇护下，组建并负担一个家庭、生育并培养一代子女，才不会成为不可承受之重。

    而在历史上，我国也确实有一系列较为成功的经验，可以为今天所借鉴——无论是企业办社会、还是农村合作社，都较好的为集体下的个人提供了体系化的福利与保障。

4月21日，美国籍沙迪德·阿布杜梅亭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对于第二点，则完全忽视了欧美移民政策严重的副作用以及中外之间本质的国情差别。

    就前者言，今天逐渐南美化的美国、中东化的德国、北非化的法国，在短期内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社会动荡与安全问题，而长期看，这些国家都面临着内部广泛的社会撕裂与国家稳定被根本动摇的风险。

    即使是今天执行严格绿卡制度的中国，曾经广州黑人的隐忧，与“洋垃圾”在当下的卑劣行为，也是一次次挑动着国人的神经，而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民族融合，也都伴随着长时间的战争与融合的阵痛。

   至于后者，就以中美为例：

    一个拥有大一统政治传统与家国情怀的精神底色，一个天生就是移民国家、殖民国家；一个是安土重迁、重视传承的农耕文明的代表，一个是崇尚冒险、向外拓展的海洋文明的代表；一个靠文明与信仰支撑，一个靠价值与利益维系；一个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

    两个历史传承、政治体制、文化传统、民族构成、宗教信仰都截然不同的国家，强行将后者的经验套用在前者身上，是肯定要出问题的。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不仅大规模的移民引入不可行，听起来非常有迷惑性的、针对外国精英的中小规模引入，同样也只是脱离实际的想当然。

    这个实际，就是世界范围内精英的绝对数量与相对比例都是很少的，即使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与移民国家，其国内教授、副教授总计也不过约50万人。

    并且这些精英高度集中在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白人群体中，人种、文化、信仰、制度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中国对他们的吸引力注定是远远小于美国的。

    偏执于让他们发自内心的认同我们、加入我们，这种想法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也是危险的——中国历史上最为兴盛的汉唐两代，都在极度的自信中遭受过反噬。

    大汉征伐四方、威加海内，但归顺的少数民族却在百余年后上演了“五胡乱华”；盛唐兼容并蓄、气象万千，结果一场“安史之乱”更是让神州沉沦了五百年。

   总而言之，中国的建设发展终究要靠中国人自己。

    高质量的人才引进可以作为一个有益的补充，但不可以本末倒置，即使引进也应该优先聚焦海外华裔；至于大规模的移民政策，根本就是饮鸩止渴、万劫难复，此风绝不可助长、此路断不可开。

    人口问题，并不是西方发达国家过去怎么样，我们今天就要怎么样；也不是西方发达国家今天怎么样，我们明天就会怎么样；我们要敢于打破长期受到西方话语体系影响的思维惯性与认知窠臼。

    在学习他们长处的同时、也要注意鉴别规避他们的短处。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我们辩证看待问题、进行长远规划的价值与后发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少走弯路，尤其不犯颠覆性的错误。

结语

    文章开头提到的哈尔滨，其所在的黑龙江省2021年的人均GDP位列全国倒数第二，身后仅剩近年增长迅速的甘肃；

    一面是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强烈愿望与现实需要，另一面是东北人口的持续减少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失速加剧。

    残酷的现实，给人触动；强烈的反差，引人深思。

​    由一个省，看一个国，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决不能让这种现象在全国其他地区蔓延。

    而从长远来说，作为事关中国未来发展最重大也最根本的制约因素，人口问题已经到了不能不解决的时候。

    此时此刻，将强未强，唯有拿出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使命担当，下定决心转变发展方式、排除干扰坚持走共同富裕之路；

    力争到2035年左右，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年龄结构、区域分布、收入分配的失衡问题，也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奠定坚实基础并注入新的动能。

    如此，才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