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个体理性主义与集体理性主义，从华尔街日报造谣东航背后的大飞机自主权之争说起

部分一：正常杂谈

这两天外网可热闹了。中央军华尔街日报一声炮响，伪军们纷纷配合，各种关于东航坠机的阴谋论弥漫开了。甚至我身边有些小可爱都在谈论“蓄意坠机”这件事情，甚至想结合Germanwings 2015年那场不幸的事故来分析分析机组人员的心理问题。

我很理解小可爱们求真的行为，但也请记住此次消息的源头是“华尔街日报”。而且伪军们积极地配合，这已然说明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

实际上，从部分伪军露骨的标题就可以清晰看出这场围绕东航的舆论战，其打击点在什么地方。

譬如：

注意：波音还清白

呵呵，请问这是要裸奔了吗？

没错，华尔街日报之所以会突然发出这篇谣言，表面上看是为国内某些“狭间理中客”小可爱们探索探索真相，但更深层次的目的则是为了波音正名嘛。

特别是国产C919已经取得重大进展，这时候波音要是在中国的舆论场里臭了，他们以后还怎么垄断卖飞机呢？

舆论战，舆论战，往往拿着探寻真相当幌子，实则暗藏杀机。

当然又有小可爱会反问我了：你光说人家美国人为了保波音来造谣我们，你怎么不说我们国内为了C919故意抹黑波音呢？

首先，这个狭间确实立得不错，但请拿出切实的证据来，否则你连辩经都辩不起来。

其次，在不太理中客、也不屑于当一个屁股坐在火星上的理中客的合川老农民表示，中国人推自己的大飞机，有什么问题吗？

在存在信息迷雾的时候，你选择相信华尔街日报放出来的阴谋论，怀疑自己国家官方的消息，这是“逆”字深入骨髓，病入膏肓，心理病态了？

在这里用金灿荣政委的嘿嘿嘿洗礼一下这些内心不太阳光的小可爱们。也许你们成长的环境确实有些差强人意，也许你们在应试教育的内卷中确实受到了3.14159的精神伤害。

但人生在世，谁不受点伤呢？有些人受了伤，成长了，成熟了，坚强了，做到心外无物了；而有些人受点伤就开始长吁短叹，开始愤世嫉俗，开始定体论飞起。这到底是你伤得太深，还是你内心太稚嫩呢？

大飞机的主权之争，是围绕东航事件这一局的舆论博弈。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应该站在“用自以为是的逆去当理中客”的位置上，还是以“中国大飞机自主的历史使命感”而站在反对这些谣言的立场上？

我认为只要不是读书读废了，被西方那套洗脑洗残了的，都应该是足够清楚民族独立的正面意义。

国产大飞机即将打破西方垄断格局的关键时刻，华尔街日报不造谣，对不起他自己的屁股；油管上的伪军不造谣，对不起他们的智商。

而我们中国人民不信谣，坚定不移地支持国产大飞机的发展，这才对得起我们身为中华儿女的一身正气。

说到这里，可能又有小可爱说我这样太矫情了，你在渲染民族主义，你在搞意识形态，你这就不理性，不中立，不客观。

小可爱们认为，你一定得先从自己饱满的情绪里挖一个狭间出来，然后堆砌数据，堆砌论据，搞一大堆所谓的逻辑推绎，让我用逻辑与数据去证明自己支持国产大飞机发展，只有这样，才符合所谓的科学，符合所谓的理性主义原则。

大家别笑，这些小可爱可不是我凭空你那个捏造出来的，连花清瘟胶囊的事情才过去多久，狭间理中客们什么嘴脸，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吧。

习惯将自己坐在太平洋对面的屁股伪装到火星上的狭间理中客们，显然很难理解我这种不讲道理，不按套路出牌的老流氓的行为模式。

他们只能庆幸庆幸自己是坐在电脑面前跟我玩线上输出，要真是坐在我面前，我一般都会直接进行物理劝导。

故此，我并没有兴趣去构建一条我支持国产大飞机的逻辑链条，因为这种支持与热爱浑然天成，没必要做一些画蛇添足的操作。

而且辩经向来也不是我喜欢的事情，与其辩经，还不如把今天的主题给升华一下：

对面所谓的，有目的的精神殖民，文化侵略，其攻击核心在于什么地方？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许清楚，但没有觉悟，也没有形成高度的凝练，直到昨天重温了一遍《长津湖两部曲》，被没有管虎作妖的主旋律电影震撼的那一刻，才恍然大悟。

在提出观点之前，先问大家同不同意我以下这段判断？

中国需要集体理性主义大于个体理性主义。

体现为，大家思考社会宏观问题的时候，应该多从大局出发，而不是动不动就个体出发定体论。

具体点就是这次上海防疫，很多人都在喷动态清零，想共存。从个体角度来说，动态清零确实会给生活带来不方便，但从集体角度出发，动态清零不共存是为了保障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秩序。

同样，在情感层面，我们也需要更多的大情怀而非小确幸。大情怀会带来对于国家发展，文化复兴的强烈情感，小确幸会带来伤春悲秋、时代的一粒沙尘。

集体理性主义的弱化、大情怀的弱化，是当代中国思想混乱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越是在意个体的理性，越是在意个体的情感得失，那么人们的格局就会越狭隘，人们对于天灾人祸的耐受度与应对意志就会越脆弱。

集体理性主义与大情怀带来集体奋斗，最终实现社会主义；个体理性主义与小确幸带来个体奋斗，最终强化资本主义，这是两者的最大区别。

集体理性包含了对于个体得失的不极端索取，建立在一个族群为了整个族群的生存延续，在一定程度上放弃所谓的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以换来整体社会的有序发展。

与集体理性相辅相成的是大情怀，他们是一体两面的存在。

当代中国大情怀的缺失，恰恰是个体理性对集体理性的压制所致。这里面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导致了河殇的横行，导致了人们对个体关怀的强烈需求。

就如同基督神权对人欲的过度压制会派生出所谓的“人文主义爆发”一样，物极必反的规律使得个体理性主义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登场，完成了一定程度的历史使命。

但到了今天这个经济发展的新十字路口时，这种个体理性在之前“局”中的先进性变成了当下“局”中的反动性，因此值得批判。

在这里大家一定要清楚批判是本意是什么？批判是给事物划清边界，而不是消灭它。

个体理性主义当然不可能被消灭，也没必要被消灭，只是因为时代的特殊，使得个体理性主义已然越过其应该存在的边界，通过公知的嘴来腐蚀当下需要的，相对处于主流位置的“集体理性主义”。

而我之前提到的，所谓精神殖民，文化侵略的核心实质，不在于说我们接受了西方的一些文化形式，而在于说这些文化形式中的某些特别有针对性的部分，正在通过各种方式摧毁中华民族优秀的“集体理性主义”，将之替代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个体理性主义”。

这也是我对外来文化一向的态度，并不是说要一棒子打死，闭关锁国，全盘否定。而是要清楚哪些东西是有用的，哪些东西是有害的，哪些东西可以作为人类文化友好交流的部分，哪些是得必须认真甄别的，夹带了私货的东西。

别觉得我在危言耸听，此次出现在上海的，那些呼吁共存的声音，那些抱怨封城，要争着移民的声音---哪些不是代表着“个体理性主义”思考的极致呢？

这不就是个体趋利避害的最基本原则嘛。

然而中华民族的文化情结，恰恰就如《一人之下》中王也对于诸葛青祖先诸葛丞相的评价：

如果一味趋吉避凶，那依然是被所谓的天理给束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舍一人之修为，救天下之苍生之修为，此为武侯之道。

一人之吉凶与天下之吉凶之间所体现的，恰恰就是“个体理性主义”与“集体理性主义”的深刻对照。

当然，现实世界里，个体与集体之间本身就是纠缠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诸葛孔明那个程度，但至少在国家处于危难的时候，稍微能把思维切换到集体理性主义上，不要碰到一点就在那里又叫又跳，一副精致惯了折腾不得的小布尔乔亚模样。

可以说，经济的发展与所谓“个体理性主义”思想的扩散，共同造就了当代国内那一群“精致利己主义者”。其中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我们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所以我们允许个体理性主义的存在。但从思想层面的引导依然要下功夫，要让个体理性主义活在自己该活的空间内，切不可让其来侵蚀集体理性主义。

《长津湖》这部电影给我最大的感受在于：

家国危亡之际，中国人几千年传承下来的集体理性起到了拯救民族于危难的作用。

而自河殇以来，公知们试图用个体理性来解构集体理性，将新一代的中国人变为一群斤斤计较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这种感受，当我看到高晓松在油管上的奇葩标题之后就变得更加的强烈。

高晓松所谓的自由之声？我不清楚说的是不是把连花清瘟胶囊当作转移矛盾的靶子那种吗？还是一边开豪车，一边泡网红，一边生日包岛，一边搞选妃节目但就是不肯拿出资金去发展中医现代化，却始终要拿着中医怼人的王家公子那种？

可叹的是，我才出国那阵子，也还真被《晓说》给糊弄过，特别是高晓松做轮船去南极那几期，因为本人对去南极考察有情怀，所以还看得津津有味。

后来听袁腾飞讲朝鲜战争，讲什么美军飞行员扔炸弹精准得可以塞进山洞，讲什么朝鲜战争就是中美两国战略误判。您别说，那段时间我还真信了，现在想起来觉得自己跟个傻子一样。

所以大家应该能理解为何我如此痛恨公知，如此痛恨这些狭间理中客与恨国党们。毕竟我的智商曾经被这些人侮辱过，就算是为了智商复仇，我今天都要把它们的底裤给扒得干干净净，扒成一行，在晾衣绳上排成一条马奇诺防线。

后来我不断反思，终于发现自己曾经的狭间源自于何处，其实源于当年那个全盘西化，语文历史课上做英语作业的奇葩教育。

后来我看到张伯礼院士呼吁让中医学入小学生教材，我深以为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忽略国学，那这些人长大了，早晚会忘掉自己文化的根，成为一名用居高临下的，自以为为所谓现代化布道的西方精神殖民的马前卒。

而我们的教育强调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却不强调用学来的知识好好建设自己的祖国。光是把术给搞精深了，却忽略了对于道的领悟。

于是乎有些人自以为学了点所谓的现代科学，学了两句英语，就跟世界接轨了，就是世界公民了。这在我看来不过是半灌水响叮当，用我们四川话来说就是”假洋盘“。

讲真，现代科学我也没少学，外语我起码也掌握两门，但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咱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还是觉得汉语优美可爱，特别是四川话，拿来骂人可以不带重样，这种火力压制，小可爱们可曾见过？

我们从事农资这块的人最清楚，一棵树要是根扎不深，那绝对是长不好的。所以要想茁壮成长，先把自己的根扎好。而我们的根在哪里？在我们脚下，在我们五千年沉淀下的文化里。

为什么有些人读了几天洋文章，就开始当博古、李德，当陈独秀，就开始看不起自己祖先的东西，就开始拿着自己那点半吊子的思维水平，对着博物馆前的一尊孔子像叽叽歪歪。这种优越感我不知道是哪来的，是梁静茹给你的勇气吗？

扯远了，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思想文化乱象，根本还是在于“个体理性主义”披着洋大人的外移，挟洋自重地对我们本土的“集体理性主义”文化进行攻击。

这种现象，至少在我们80后这代尤为明显，90后00后的年轻人身上反而呈现出更多的文化自信与爱国热情，这点我还是挺欣慰的。

部分二：玄谈扯淡

“个体理性主义”与“集体理性主义”，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哲学释义，接下来我就跟大家玄扯玄扯。

1. 从言论多元化说起走

个人以为，言论的多元化应该建立在底层逻辑的统一之上，而当今中国在某些地方的所谓的言论多元化，已然突破了这个底线。突破此种底线的结果，就是削弱了多元化可能带来的收益，放大了多元化所引起的思想混乱的负面效应。

何为底层逻辑上的统一，这本质上是一个哲学问题。从表象上来看，各抒己见，甚至毫无原则毫无立场地各抒己见，从个体的层面来说是一种对于“自由”的表达。这种自由的现代释义，可以追溯到黑格尔所说的“理念-自然-绝对精神”的三重结构中去。

人的理念作为一种自由意志的表达，他与自然环境之间（这里的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环境，总之就是以人为主体，以环境为客体的一种表达）是存在天然矛盾的，而要解决这种矛盾，就要不断用理念去改造自然，最终使自然与理念合一，达到所谓的绝对精神。

基于这种哲学框架，就派生出了人基于自身理念对于社会的改造，譬如技术发展，而落到思想言论这一层，就派生出了“为了理念的自由表达而不能单纯地趋于环境的限制”--->“言论自由的绝对性”--->“媒体第四权的必要性”这么一个逻辑链条。

这个逻辑链条，是当代慕洋公知，包括接受“无节制的言论自由”的那一群人的底裤。再加上我们国内这些学习西方的知识的人往往很片面，譬如看黑格尔就不看叔本华与尼采，看了萨特就不看黑格尔，也更不会去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成果与其同行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挟洋自重却说别人挟洋自重的人，却连洋人的东西都无法读通，无法读透，就这样还可以给自己作画立碑，实属滑天下之大稽。

在这里再多一句嘴：为什么我十分敬佩教员？这种情感并不是出于一种单纯的“民族主义情结”，我对他的尊重，是基于他能将马列中国化的魄力与智慧。

在教员通过遵义会议确定其核心领导地位之前，党内也不乏博古、李德、王明这种根正苗红的马列原教旨主义者，当他们完全照搬苏联那套对于马列的实践方式时，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大家有目共睹。

而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能看出教员是一直在结合中国本土的特殊情况来融合马列的思想，进而将“农村包围城市”作为在中国境内实现革命的主要战略思想，也以此在那个年代，一定程度地将马列给本土化了。

那些上来就无脑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无根者，对于教员就是极好地实践了这句话的基本事实，往往是视而不见的。在有着教员这一位先贤作为开路人的前提下，今天的中国却依然出现了大量的博古、李德与王明这种挟洋自重的洋教条主义者，不得不说，这既是一种悲哀，也是黑格尔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将推绎出的必然结果。

张文木先生说，我们最终将回到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是深刻的。要理解其含义，不把近代西方哲学与中国本土的思想哲学了解一遍，怕是很难与之共情。

废话说完了，我们开始正题，这篇文章就对这段时间，围绕上海疫情出现的各种舆论现象为观察基点，讲讲当代中国舆论场上，思想学术界思想混乱的根源问题。

2. 理性主义的困局

理性主义的极致，是黑格尔烧脑的大逻辑与小逻辑。由于黑格尔的出发点是用理念改造自然，那么就必须构造强大的逻辑链条来重构一个属于人类的小宇宙。

我曾经跟朋友戏谑道：“黑格尔哲学的实践尽头就是元宇宙，因为那是一个完全按照人类理念所构建的完美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理念与自然是几乎不会冲突的”

换个角度说，又像我玩游戏开挂一样，whosyourdaddy，一刀99999，这个虚拟世界的任何法则在我面前都是弟弟；随意传送，那么任何空间上的限制对我来说都是浮云。又譬如以“宅男为目标主体”的二次元卖老婆手游，本质上不就是把宅男们心中那种完美异性的理念具象化出来满足大家的YY吗？

而元宇宙，对于无力直接改变宇宙规则的人类来说，就是通过虚拟世界再造自然，具现理念的最直观途径。

再说完整一点，理念的实现，在现实层面有两个途径：

1）用技术改造客观世界，使其符合人的理念本身

2）用技术构建虚拟世界，使其满足人的某些理念

而对于理性主义者来说，理性又呈现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两种形式。不过原则上来说二者在某一个尺度下也是趋同的。

这种趋同点在于对“技术”的需求。

这是因为，技术对于工具理性追求的效率以及价值理性追求的价值的实现，都是一种有效解。而当一个理念的实现条件极为苛刻，超越现实的时候，那么两者对于技术的需求就会被无限地放大。

就比如，社会化抚养，如果要将它演绎到极致，那么就必须具有“人造子宫”、“克隆繁殖”等一系列配套技术，而当我们要不计一切代价地实现这种理念，同时当下的技术条件又不能满足的时候，对于技术的渴望就会无比的强烈。

这也是为何某些媒体工业党在试图实现其“价值理性”，并且阐述其“工具理性”的时候，难免最终都会回到技术至上的层面。而虽然技术至上与“科技发展就是第一生产力”这句话是类同的，也有积极意义，但却因为某些技术的遥不可及，而对于当下社会的治理失去了现实意义。

因为关注技术而呈现出理性，也因为过度关注技术而脱离了现实，此种困局在于脑海中缺乏东方哲学里关于“局”的概念。

2. 理念的“局现”与“具现”

而理性主义的困局并不完全是从技术而来，因为技术存在的本质也是为了实现某种理念。譬如发明飞机，是为了能在天上飞；发明轮船，是为了能在水上漂。

用技术去具现理念，用语言去解释/包装理念，这两者都是一个“逻辑链条的构建过程”。

要发展技术，就需要科学逻辑的完善；要解释理念，就需要与之相关的话术的构建。

我常说公知们用语言构建“伪-逻辑链条”，说的就是这么一个用语言去解释/包装理念的过程。

就像对待上海的抗疫，当你心中的理念认为动态清零不合理，连花清瘟胶囊很碍事的时候，那么由此自然会派生出一套与之配合的话术。而当另外一撮人，基于动态清零合理、基于连花清瘟胶囊还是有那么点用的理念来批评这些人时，他们则会说“你是在违背言论自由”。

那么问题就来了，这所谓的言论自由，是单纯说话的自由？还是理念表达的无限自由呢？

而从哲学层面来看，理念的无限表达，到底是否具备其绝对合理性？这是我们批判“绝对言论自由”的逻辑基础。我们也应该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否则“言论自由”的表象就会不断地混乱我们的思想，搞乱我们的舆论场。

在我看来，理念的表达，离不开“场域”的限制，这也是我在《天选与天道》一文中阐述的核心思想。即理念的无限自由表达，对于一个存在于某种特定文化场域中的个体来说，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这个个体始终无法脱离这个场域/局而存在，就好比你是中国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说的是中国话，吃的是中国饭。你的文化之根来自于此，就决定了你必须理解这个场域固有的特征，并且理解基于这种特征派生出的现象，然在这种理解之下，再谈如何用恰当的理念去不断改造它。

在这么一个过程里，理念获得了“局现”而非“具现”，获得了一种符合于当下之局的表达方式，而非是将理念视为绝对，然后用这种绝对去强行改造现实。

可以说此种区别，就是教员与李德博古之人的区别。

言论自由的理念同样应该得到局现而非具现，这就是每一种文化，每一个国家都有属于其自身的“政治正确”的表达。

公知善于用绝对的理念去污名化“政治正确”，也善于用“政治正确主义”去苛责现实。这本身其实是一种“度”的丧失，而对于度的把握，恰恰是东方哲学的精髓，而论度而不单纯论价值判断，也是中华民族能绵延五千年且不断壮大的根本原因。

理念的“局现”与“具现”，是对于理念本身的有限表达与无限表达。如果从一开始对于这两者进行价值判断，认为局现就是在迫害言论自由这个绝对理念的话，那么后面得出的结论就自然会是定体论这些了。

而只有认识到局的客观存在，以及理念依托于局才可以得到实践路径的事实，那么如同基督徒笃信上帝一般的，对于绝对理念的执念才会得到“度”的把控。

然而道理上说得简单，做起来却因为各种原因，特别是个人情绪的影响而非常困难。因此修心始终是陷入思考，迈向尼采所说的深渊的第一步，心神不宁就容易走火入魔，而修心的哲学精髓，恰恰在东方。

3. 被困在狭间之中的理性主义

基于对理念的具现的执著，理性主义从客观上绕过了表象世界对于思维的束缚，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这是其正面性。但理性主义一旦过于脱离现实经验，成为一种教条，那么这种理念与现实的差异就会带来巨大的虚无感。

很多人认为理性主义的对立面是所谓的经验主义，认为此种理性是由严密的逻辑推理所构建出的超越肉眼可见的认知。因此当此种理性的认知与现实经验产生客观偏差时，那么一定是现实不够完美，一定是现实出了问题，于是乎，接下来的一大堆定体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那么看看下面一句话：

根据理性的构想所得出的理念世界（我们假设构建出此种理性结论的逻辑链条是完整的，严谨的）与现实之间存在差异时，那么现实世界仍然需要按照此种构想进行改造呢以达到逻辑上的完整。

请问这句话对不对？

对，也不对。

对在于，严密的逻辑推理在理性层面是无懈可击的，所以由它得到的答案在自然也比现实更符合逻辑。

但不对的地方在于，这个所谓的严密逻辑推理背后所对应的“局”的大小却未必是能够装下整个现实世界的“洪荒之局”。一旦理性主义的出发点只是基于一个狭小的、偏面的狭间，那么即便由此得出的结论符合此狭间的逻辑完整，却于整个现实世界所处的“洪荒之局”而言，不过是微如蜉蝣的一隅罢了。

当代公知们之所以能够用看似合理的话术蛊惑人心？其根本在于光谈“理性主义”所构建的“逻辑链”与“相关结论”，却无视“理性主义”本身也是活在“局”的限制之中的。

而缺乏对于哲学工具本身“局现”的思考，这是我读完西方哲学，特别是国人对于西方哲学的解读之后的最深刻的感受。

或许是他们太执着于调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了吧，因此几乎未见到一个用“入局”的思维去对待“理性主义”本身。这客观上就使得那些读其著作的人，很容易将所谓的理性主义与人性中自私自利的基因结合在一起，生出一大堆为损人利己辩护的邪说。

就好比，读尼采的超人与无限轮回，会让一些人获得一种“通过驾驭意志变大强大就可为所欲为”的错觉，会认为弱肉强食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东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世上一切的道德都是枷锁，只有自己的欲望才是最真实而可贵的。

其实当我们仔细思考人类近代以来，以不断释放个体欲望为主导的，名为资本主义的演化路径，就可以清楚地砍到“理性主义”是如何粉饰“人的个体欲望”这样一个客观现实。

这本质上是“理性主义”被困在了“个体”这个狭间之中。

而反观中国国内的公知们，其思考问题的底层逻辑，也几乎脱离不了此种被困在“个体视角下”的“理性主义”。

4. 理性主义的“局变”--->集体理性主义与个体理性主义的碰撞

要让理性主义得到真正的价值，那就是要发挥：“共产主义”的精神。

那么共产主义精神的底色是什么？单从理性主义这一侧来看，我认为是一种“从个体/狭间局限中破茧而生的集体理性主义”。

个体理性主义的思考出发点是高度自利个体（理性人），是我面对整个世界。

而集体理性主义的思考出发点虽然依然是个体，但却是已然觉悟的个体（天人合一），是带着天下情怀的我，面对整个世界。

就像是当一座四千万人口的城市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时，是个体的理性主义有价值，还是集体的理性主义有价值？

我相信信奉前者的人，一定会对动态清零破口大骂；而信奉后者的人，一定会默默地支持动态清零的政策。

而这座城市之所以出现了如此触目惊心的思想混乱，根本上来说也是因为“个体理性主义”与“集体理性主义”在此局之中发生了尖锐的碰撞。

个体理性主义与集体理性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进行理性思考时，选取的观测面有多大。

是微观、中观还是宏观？

是代表自己，代表特定人群、还是代表整个天下的人？

孤立地看，理性主义本身的思考方式本身往往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这也是大多数公知得以以理中客身份顺利缩回黑域的原因，也是辩经之所以能够辩起来的原因。

毕竟我设置了议题，构建了论据，推导了逻辑，我又没有打胡乱说，请问有何毛病？你最多说我说话不注意场合，说话不注意分寸，看问题不抓主要矛盾，没有立场搞虚无主义，但我完全可以反扣你一个人身攻击的帽子，你也没有办法。

要正确对付这套公知话术，就要清楚虽然理性主义看问题的方式确实是没有问题的，但选择用多大的观测面去看问题往往才是问题的关键。

观测面+理性主义的分析=一个完整的理性主义思考的表达。

二者构成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只有对这个整体做出批判，才能算得上是有效的批判。理中客们尝试回避自己的观测面，只谈“分析方法”本身，这就是在模糊整体，制造狭间。

当理性主义获得“局变”的概念时，理性主义就被解构掉了。此时我们再反过来看看，处于当下这个特殊环境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当他们在以理性主义思考问题时，他们应该选取怎样的观测面，入怎样的局才比较合理。

5. 理性主义观测面的混乱，是当代中国思想混乱的根源

这个观点，第一部分已经通俗地提到了，即为“个体理性主义”对“集体理性主义”的侵蚀。其中个体与集体本身就是两种不同的“观测面”。

用理性主义的方式去思考问题，成为了一个高度政治正确的POSE；而如果选取理性主义的观测面，却被污名化为一种纯粹的屁股决定脑袋的宣读立场的行为。

于是乎，个体理性主义与集体理性主义的边界就被模糊掉了。只要显露了一点所谓理性主义的思考行为，那些在自己狭间里，以个体理性/狭间理性思考的人，其尾巴甚至要翘到那些从大局思考问题的人天灵盖上。

而当大众认识不到两者的区别，亦或是这种区别被虚无主义给模糊化之后，那么公知们的邪说歪理就自然地获得了一种生存的环境。

就好比，从小我们都学习“邱少云”、“黄继光”、“董存瑞”的故事，也学习如《谁是最美丽的人》这样描述松骨峰战役中那些志愿军英雄们的文章。他们保家卫国，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理性，奉献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公知们就会在此时以白左的姿态告诉你这些人不是自愿的，有些人是炒蛋炒饭被人给炸死的。。。

又比如，基于个体理性主义出发，那些从斯大林格勒废墟中冲锋而出的苏联士兵一定是被指导员拿着枪比着出去的；绝对不会是因为他们是要保卫自己的家园。

此种虚无主义始终是为了模糊化“理性主义思考”的“局变”特征而存在的，它让你下意识地认为任何行为只要是符合理性主义原则的，那就是合理的，哪怕它是高度损人利己的，那也没有关系，POSE摆对就是了。

我们失去宏大叙事的思考角度，全面转向个体叙事，这虽然也暗合一种规律，但就目前所处的局面来看，宏大叙事的回归是迫在眉睫了。

因为宏大叙事本身就是用于构建“集体理性主义”的关键。

而当代之所以会在思想层面存在如此巨大的混乱，根本上是我们因为失去了宏大叙事能力后，在对于理性主义表达的观测面上的混乱，即太多人从个体理性主义出发，将一个国家的整体理性主义无限地分割，最终促成了个体与整体的水火不容。

此次魔都防疫之战中那些所谓的文明之光与方方日记同人创作，还有某些狭间理中客以转移舆论焦点为目的的连花清瘟胶囊追击战。

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是在于我们对于理性主义表达之观测面缺乏强有力、能说服人心的主流声音，也在于我们对于那些过度从个体与狭间出发的理性主义表达呈现出一种毫无原则的放纵的姿态。

对于一个需要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协同协调来运转的现代国家，理性主义的表达应该是选择怎样的局，选择怎样的观测面，我认为应该有一种坚实的共识。这种共识有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也有利于共产主义的真正实现。

正是因为放纵个体/狭间理性主义表达，于是乎“国民老公”、“马云爸爸”这类以个人财富积累为导向的财富精英，便逐渐取代“雷锋”、“王进喜”这种以集体奋斗为核心价值的人民英雄。

而正是因为集体理性主义表达的没落，《出师表》会被人喷成愚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会被某公知说成心怀叵测。

当集体理性主义的表达被彻底抑制之后，当个体理性主义表达成为绝对的主流之后，所谓社会主义的实践就从认知层面失去了可能。

因为集体理性主义会带来集体奋斗，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本；而个体理性主义会带来个人奋斗，这是资本主义演化的内生动力。

6. 集体理性主义的思想精华在“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里

中国人读西方的哲学，如果没有本土“天人合一”的底子，则极容易陷入“个体理性主义思考”的狭间里。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内大多数解读西方哲学人的，都往往极容易从个体视角出发，将个体作为主体，将客体作为世界，就地给对立起来，如果长时间浸淫在这种思考环境中，即便有存在主义给你宽慰宽慰，但终究回避不了主体与客体之间棱角鲜明的区分。

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有文化差异的原因，也有历史因素，也有发展阶段差异的因素。总之难以一概而论。

抛开这些纠缠的原因不谈，仅从但当下中国思想文化复兴的需求来看，我们需要对大家习以为常的西方哲学进行一定程度的解构，特别是对理性主义表达进行解构，这样才能看清我们到底需要什么。

当下的中国，并不是解放初期那种公天下的中国。我们经历了文化断层与引入市场经济这两个特殊的历史阶段，由此所塑造出的环境具备以下的特征：

1）文化根性不足，对于外来文化难以做到拿来主义，辩证使用。

2）个体的欲望处于释放阶段，这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特征，在这种阶段，那些利于“粉饰个体欲望与私利”的言论与话术，自然地获得了一种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在这两个前提之下，个体理性主义就具备了其大规模泛滥的土壤。也正是因为这两种土壤的存在，要重新构建集体理性主义表达的条件又显得不太足够。

其一是因为文化断层，外来文化又选择性地表达为“有利于个体理性主义表达”的那一类。

第二是大家都想着挣小钱钱的时代，若不是遇到天灾人祸，集体理性主义实践起来会非常困难。

在如此局面下，要从思想层面解决个体理性主义对集体理性主义的压制，其最直观的方法，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有利于“集体理性主义表达”的内容重新挖掘起来，使其发挥作用。

毕竟文化代表着根性，根不断，则树还可以再发芽。从大禹治水、修长城等一系列行为就已然展现出的“集体理性主义”对于修复当下此种“理性主义观测面混乱”的现状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而恰恰像某些媒体人所构想的，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从虚空之中构建一个所谓的“无根的共产主义”，这最后反而会自动演变为以“美利坚模式为模板”写轮眼大作。

这种无根，就像当年要照搬苏联经验的李德、博古之人，却最终被依托于本土，将马列本土化的教员所取代。与其说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主义，不如说中国人民选择了与自身文化相融合的共产主义。

而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理解，从方法角度来说是有缺陷的，还是陷在了二元对立的层面。

譬如人们都在提“杨朱哲学”，都说这是资本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萌芽，使之天然地与集体理性主义对立起来。但我却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要理解杨朱哲学所提到的“全性保真”，首先要看其处于的时代，再看其表达的程度。

在东方的哲学体系里，个人内心的自我修行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而当礼法制度过于冗杂，以至于扰乱了人们正常的修行时，那么全性保真就显现出了其价值。但这并不说明全性保真的目的就是追求绝对的自由。毕竟活在天理束缚中的人类，哪有什么绝对的自由。

欲望的有无，欲望的强弱，皆是人性。而全性的真谛，在于让欲望收放有度，不妨碍到人自身觉悟与修行的过程。

因此在繁文缛节的局中释放欲望是全性保真，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节制欲望也是全性保真。

这就是我所说的入局思考的唯物辩证法。

如果不拿掉二元对立式地，理解中国文化的方式，那么我们就很难真正得到其要领。

正如我之前所提到的：东方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不在于是非，而在于程度，不是单纯的价值判断，而是在特定环境下对于特定理念的因局而定的修正，其在哲学层面的核心作用在于弥合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剧烈冲突。

这种弥合当然不是彻底的静止，而是一种能够推动历史走上正轨的动态平衡，并不与所谓“矛盾无时不在，矛盾带来变化的动力”相矛盾。或者说是让我们抓住更为主要的矛盾去碰撞，从而减少我们与环境之间那些不必要的内耗。

直观地说，思考层面的天人合一就是提高自己看问题的格局，让自己能够站在更高的层次去观察这个世界，而不是自掘狭间，搞小市民格局。

作用在理性主义上，就是在思考观测世界的之前，先修缮自己的内心，把控自己的欲望，清理一些不利于我们与周遭和谐相处的杂念。当我们内心平静，视野开阔，情感深邃的时候，再用这种心理状态去观测世界，那么从中产生的理性主义的思考，就一定不会像之前那么狭隘。

上述过程中的思考观察与修缮，并没有严格的时间先后顺序，往往是交替发生的。关键在于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认知水平，不要沾沾自喜，更不要画漫画来彰显自己的自恋，搞饭圈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如果没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来弥合主体与客体，我与世界之间的永恒冲突就会无可调和，集体理性主义的表达就会缺乏思想根基。这也是为何我反对一刀切地否定中国过去五千年的历史，搞什么“现代与古代之间泾渭分明的切割”。

将现代化作为一种绝对的，虚空再造的，无根的概念强行植入到当代中国人脑子里，这从操作层面是不可行的，最终还是得“挟洋自重”才能够完成，而这种操作本质上与殖民无疑。

话就说这么多，这第二部分玄谈完全就是自家之言，瞎几把扯淡，大家看看就好，如果能有所感悟，那是在下的造化，我这个人向来佛系随缘，有缘自有共鸣，无缘就尘歌壶外锄地。

戏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