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春天，我与一名上海“团长”的对话

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为“团长”？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

多多：我家在浦东新区，属于疫情相对严重的一个区域，所以我们的小区在3月9日就被第一次封闭管理了，19日解封，一周后也就是3月26日，又再次被封闭至今。

我自己是一个有囤货习惯、而且喜欢网购的人，平常也会参加很多电商平台组织的活动，对供应渠道比较熟悉，抢菜“手速”也不成问题，再加上家里有冰箱、冰柜，所以虽在疫情之下，但我自己家的物资一直都比较丰富。

小区封禁初期，我们的业主群里有一些商家组织的团购，我也尝试过参团，但后来发现，这些团购有些东西价格很贵，质量也不好，甚至有商品不是正规品牌，居民们也有不少不满意的。于是，我就萌生能否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大家解决点现实问题的想法。后来，在大家的鼓励下，我在4月10日正式“上任”，当上了“团长”。

我：作“团长”有哪些工作？成功团一次菜，需要过哪几“关”？

多多：当“团长”的第一步是统计需求，汇总大家的需求，这一块的具体工作还是挺多的，毕竟众口难调，我们需要尽量找到让大部分人都满意的套餐组合，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团。

第二步是和各个供应商和渠道对接、协调价格和配送等问题。做到这一步时，一个问题出现了：之前负责我们小区团购的一些个人和商家对我们不高兴了。由于我们自己团购的东西价格比他们低不少，他们便觉得我们对他们形成了某种“竞争”，后来一度给我们使了一些绊子。

这个困难是我此前没有预想到的：最初，我确实是抱着困难时期帮大家一起买东西的心态，根本没想到很多事情居然会这么复杂、困难。

第三步是物资到后的分派。除了封控的楼栋是“大白”帮助送货，其他楼栋主要是由我们团员自发作志愿者穿上防护服负责派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防疫规定，以及不要给防疫工作人员增添更多工作量。

整个过程还有很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和居委会报备并获得批准。在这一步，我又遇到了问题：从当上“团长”的第一天，我就向小区居委会提交了所有的物资渠道证明、资金流向证明、物资派送方案等。居委会给我的回答是，“你们先组团吧”。不过，自始至终，我都没有收到居委会“批准”或“不批准”的明确回复。所以，现在我自己有些疑惑，我这个“团长”和我们的团购到底是“合规”的呢，还是“野团”？

最后是打款。这期间再次出现了波折：我的银行账户因为短时间多笔小额资金流入被银行冻结了！于是我赶紧和银行沟通，提交各种证明和我们团购的材料，还好很快就被解封了。后来银行的工作人员在和我联系时还聊起了团购的事，他也觉得很有意思。

总而言之，尽管一波三折，但最终结果还是不错的：我们终于在4月18日接到了第一批物资！这时距离我“走马上任”已经有一周多时间了。

我：从封禁最初几天到现在，你们小区居民团购和需求东西有变化吗？

多多：封禁最初几天，大家团的主要是一些蔬菜、鸡蛋等最基础的食物，只要能吃就行，也不在乎质量，只要保证不饿肚子就好。后来，慢慢开始可以买到一些葱、姜、蒜等调味品，再后来，大家已经想买也可以买到一些质量好一些的食物，还有水果、蛋糕等副食甚至零食。

我们4月10日发起的团购实际上就已经涵盖了牛排、鸡腿肉、鸡翅、蛋糕、牛奶等“改善型”的食物，满足大家相对多元的需求。

我：我们注意到，有些小区自发的团购被认为是“野团”并被叫停。你们小区情况如何？你了解一些“野团”的情况吗，怎么看“野团”的存在？

多多：我们小区是这样定义“野团”的：发起团购必须在居委会报备并通过，否则就是“野团”。

不过现实中我了解到的“野团”分很多种情况，比如有的“野团”是小区居民自己认识菜贩子，拜托菜贩子为小区一些业主送菜；有的是附近开餐饮店的店家，自己有一些进货的渠道，为小区居民供应一些食品等。

我不认为所有“野团”都应该被打击。比如此前一家负责为居民保供蔬菜和农产品的企业被我所在的小区认定是“野团”，实际上这家企业是被“上海发布”所认可的保供渠道，手续也正规，周边居民对他们提供的农产品质量、价格都有不错的反馈。然而，他们在为我们小区供菜的时候，和小区居委会产生了挺多摩擦，甚至于上升到了报警的层面。

我的看法是，这种情况，如果是双方就物资派送过程中的防疫问题有分歧，应该作的是尽可能协商沟通、互相配合，找到最终既能满足防疫要求、又能保障大家物资需求的办法，而不是简单化地扣上“野团”的帽子。

当然，我认为有一些“野团”的确需要被监管。比如封禁最初几天，我们小区很缺牛奶，有人自己通过别人发起的团购买到牛奶后，直接加价50元在小区里“倒卖”；最近几天不缺牛奶了，可乐成了紧俏品，又有人囤积了别人找来的低价可乐，夸张地加价140元去转卖。我觉得这些趁着疫情混乱情况扰乱大家物资供应和风气的情况，是真正需要被严厉打击的。

我：你们小区的老人多吗？据你了解，他们的生活和供应情况现在怎么样？

多多：我所在的小区独居老人比较少，大部分是老夫妻一起住，子女会帮助买菜，由志愿者帮助派送。

不过我们小区有一户夫妻两个都阳性被送去了方舱，小孩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吃饭成问题。阳性的父母很着急，一直在求助，但迟迟没有反馈。后来小区里的一些教师党员成立了一个“临时党委会”，最终解决了小朋友和其他一些独居老人的吃饭问题。

我：你怎么评价你们社区在这轮疫情中的供保工作？ 

多多：最初我家物资很充足的时候，我看到朋友圈和互联网上的一些信息，总感觉情况没有那么糟糕，也觉得自己家小区的居委会工作还不错。可在我当上“团长”后、切身做了一些事情后，我的想法有一定改变。

以我家小区为例，我觉得我们的居委会在处理很多问题时并没有真的从居民的角度出发去解决问题，有时会咬文嚼字“一刀切”。对一些志愿者提出的善意的意见和建议，他们的态度也有些“一言堂”，比较冷淡。

在我看来，居委会的“官”不大，但在一个小的社区中，它是实实在在的管理者，是接触市民最多的人，如果他们的“打官腔”或生硬冷漠，那就会让居民在情感上感到愈发无助，进而滋生更多矛盾和情绪。

我：在当“团长”期间，你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得到过哪些帮助，经历过哪些委屈？

多多：在我成为“团长”这段短短的日子里，我得到了很多邻居的帮助。他们帮我在黑夜里打包物资，骑着自己家的自行车帮我一户户地分派，当我面临质疑和困难时，他们在情感上鼓励我、安慰我。

记得第二次团购的时候，货到时正是凌晨，有一袋物资丢了。后来这些团员们自发募捐，帮我补齐了货款。这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动，原来大家会理解到我的不容易。

当“团长”的过程也让我看到人性的复杂。我们团购的付款方式是这样的：团员们把钱打到我的银行账户上，并用微信发给我打款截图，我在汇总大家的钱后再统一打款给供应商的对公账户，并公示交易截图，让整个过程公开、透明。

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在第一次团购期间，有一户并没有打款给我们，而是贴了一张假的打款截图。这导致后来我不得不逐个查找，花了两个多小时一笔笔核对，才找到了这个人，追回了欠款。如果当时我们没有发现的话，这个损失可能就要由我个人来承担了。

我：在被隔离的日子里，你最喜欢做什么？疫情结束后，有什么打算？

多多：在家的日子里，我最喜欢撸猫和打游戏，还学会了一个新技能——在阳台种葱。看着青青的葱苗一点点长高，我的心情就会好很多，虽然遇到很多困难，但生活还会继续。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愿意克服更多困难，也帮助到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