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等于西医，愚昧等于中医？为什么会这样定义我们的传统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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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天，连花清瘟和它背后的生产企业再次成为网络焦点，这也再次引发了社会对于中医药的热议。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对于中医药的争议不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议题，自中国走进近代社会，开始和世界接轨的时候，中国人就开始针对中医地位产生激烈争吵，并且这种争端早已超出了医学的范围和民族存亡联系在了一起，这又是为什么呢？
一、西医的传入
最早的西医是跟随传教士一起来到中国的，但是1840年以前碍于交通不便，欧洲尚未快速发展，传教士人数有限，所以西医并没有在中国广泛传播形成多大影响，但是此时的西医已经颇为成熟。
1693年，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不幸感染痢疾，在当时堪称重症，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法国传教士洪若翰进献奎宁（金鸡纳霜）治好了康熙，这可以说是西医第一次在中国崭露头角。但是随着清朝闭关锁国的不断加剧，中外交流限制越来越多，西医也逐渐退出了中国。
康熙：西药救了朕的命
1840年以后，随着中国国门被不断打开，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进入中国，大量的传教士以医学为手段招揽信徒，宣传宗教。但是再次进入中国的西医并没有得到传教士预期的良好效果，这是因为那时候西医和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的隔阂，例如中国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不能有丝毫损坏，哪怕是剪掉的头发都要收集起来烧掉以示庄重，而西医治疗手段外科手术，无疑是直接破坏人体的完整，甚至因此产生许多谣言，比如教堂“采生折割”挖小孩眼睛炼丹等谣言，引发教民冲突。
清末教堂（很多传教士受过医学教育，可以兼任医生）
其次西医的治疗强调隐私、无菌，但是当时中国人的价值观中隐私的观念并不强，反而强调家人的陪伴与慰藉，例如产妇生产的时候必然会选择在自己家中聘请自己熟悉的产婆，产婆不仅能指导产妇生产，还能提供精神慰藉，而产妇的家人就在房门外边，甚至就在床边焦急等待，西医则完全相反，要产妇在完全不熟悉的医院产房，在不认识的医生帮助下生产，家人也不知道在哪里。这种医疗方式与价值观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在西医传入的初期，不仅没有起到招揽信徒、传播知识的作用，反而引发了一次次教案。
这些在华的传教士和医生也不断反思自己的治疗手段，为了推广西医，他们也适当地改变了自己的医疗路线。如走上层路线，结交开明的王公大臣、知识分子，这样就能够有效地展示西医的疗效，同时还能引起示范作用；再就是改变治疗原则，例如让家属陪在病人身边，缓解双方的焦虑，在开放空间进行诊治，让大众在观赏中认识西医并接受西医；第三就是免费施药，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都是要花钱的，但是清朝中国的底层民众可以用赤贫来形容，与其等死，那免费的西医也就不那么可怕，甚至是穷苦大众最后的希望。就这样，西医在中国逐渐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二、西医的崛起
传教士和西方医生的努力让西医有了一席之地，但是远不能战胜有完整理论体系和治疗手段以及悠久历史的中医，真正让西医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正是瘟疫和战争。
防疫问题是历朝历代的重中之重，到了近代人口空前膨胀，中外交流越发紧密，加上中国基层医疗水平落后，整体居住环境堪忧，经常出现瘟疫，在近代以前因为城市人口有限，人口流动频率很低，瘟疫往往可以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但是到了近代，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密度越来越大，伴随铁路、轮船等各类交通设施的完善，人物之间的交流越发频发，瘟疫影响范围也就越来越大，例如1894年广州爆发了鼠疫，广州城10万人丧命；1910年清末，俄国的鼠疫通过伐木工人和铁路传播到中国东北，引发清末东北大鼠疫，波及中国东北、华北数省，直接夺走6万人的生命。
清末东北大鼠疫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医面对这种快速传播、高死亡率的疾病，当局只能依靠西医采用隔离、消毒、佩戴口罩、抗生素等手段控制局面，在这之中以伍连德为代表的受过系统现代医学训练的医生、技术官员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的抗疫主力。在当时广泛的报道和显著的效果下，西医一跃成为先进的代名词。
伍德连（口罩的发明者、哈医大创始人）
自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卖国二十一条，中国人被冠上了“东亚病夫”的耻辱称号。中国人先是在器物层面被打败，又是在制度方面失败，最后连我们的文化自信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摧毁，而中医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也被打上了愚昧、迷信、落后的标签。
不过话说回来，当时的中医确实也存在这些问题，比如鲁迅的父亲病重，医生给开出药方，要用打破的鼓皮做成“败鼓皮丸”，水肿也叫鼓胀，用打破的鼓皮自然就可以克伏水肿。鲁迅的父亲遇到庸医，不愈而亡。今日但凡受过九年义务的人都不会相信“败鼓皮丸”能治病，鲁迅无不嘲讽地说：“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在清末中国确实存在很多医巫不分的情况，医生既承担着医疗职责，也肩负着和神鬼沟通的职责。但清廷、北洋到国民政府无不反对巫术，极力破除迷信，先后颁布《严禁巫术令》、《拟破除迷信办法》等法令，中医也被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入迷信的行列，在当时的进步观念下，革命志士只担心对于传统文化、医学砸的不够碎，踩的不够烂，完全不关心里面是否有积极因素，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医的污名化。
新文化运动领袖鲁迅
三、中西医之争
随着西医越发强势，中医越来越边缘化，部分中医大夫和有识之士认识到如果不采取措施，中医将彻底失去医学地位，甚至失去传承，遂奋起反击，为中医正名。从清末以来，中西医共发生三次大规模直接碰撞：
第一次是清末民初，中医存废之争。
甲午战争惨败后，中国人开始疯狂地向西方和日本学习，尤其是向日本学习，毕竟同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都被西方列强欺负，日本却经过改革成为新晋列强，打败了曾经的大哥。日本维新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医学的发展，为了促进近代医学在日本的发展，日本政府果断抛弃汉医，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但是在教育体系中、在政策支持中、在资金扶持中完全没有了汉医的身影。
在此时的清朝，中医药理论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也被纳入“旧学”之列遭到批判，否定中医阴阳五行学说直至否定中医的言论日渐增多，中医执业者遭到西医排挤，处境日益艰难。1908年，慈禧、光绪数日之间相继死亡，清廷干脆直接取缔了太医院，废除太医院就相当于否认中医的地位及价值。
1912年，清王朝灭亡，北洋政府建立，在教育政策中北洋政府仿效日本废弃汉医的政策，颁布了《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在新法令中中医也被“遗忘了”，只倡导专门的西医学校，中医提都没提，这引发了中医药界全国性的请愿抗议运动，要求保存中医，开设中医院校，给予政策支持，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然而北洋政府理都不理，运动持续数年都没一个答复，持续数年的请愿抗争，说是不了了之了，其实就是失败了。至此，中医执业者、中医理论及其文化，面临着数千年来最严重的生存危机。
第二次是五四运动时期中医存废之争。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影响广泛的社会运动，也是辛亥革命制度革命失败后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革命。在这场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请来了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要打倒孔家店，而中医很不幸也被归入旧文化，再一次成为打倒的对象。
这次反对中医的浪潮远比清末更猛烈，废中医第一先锋就是余云岫，此人曾在日本留学，系统学习过西方医学，不仅成绩优异，医术高超，还投身革命，是一个技术、思想都过硬的技术官僚。1916年，余云岫编写《灵学商兑》，这本书不仅大力推广“新医”，批判“旧医”，将不同医学和国家民族未来绑定在一起，还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理论知识，对中医基础、理论进行了系统批判，彻底否定了中医的根基和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用现代时髦的话说，余云岫对中医进行降维打击，这一拳打得中医药界有点蒙，直到6年后才有人著书反击。
而思想文化界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梁启超、胡适、鲁迅等人，也为西医摇旗呐喊，对中医理论及中医实践中的庸医与迷信现象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质疑和批判。最为铁杆的支持者莫过于梁启超，1926年，梁启超身体不适，去协和医院进行检查并接受治疗，经医生判断是肾上长了肿瘤，经医生建议，梁启超决定切肾，万万没想到大夫在手术中出现了失误，将完好的右肾摘除，病变的左肾保留，导致梁启超病情加重，不到三年就去世了。面对这个医疗事故，梁启超不仅没有追究医院和医生的责任，还怕因此影响西医在中国的发展而帮忙遮掩。
梁启超剧照
面对质疑、批判甚至全盘否定中医的汹涌浪潮，深研中医的文化学者杜亚泉积极变通，主张中西医相互借鉴，以中华文明融汇外来文明。当时国内中医名家如杨则民、陆渊雷等，也掌握了问题的根源，这不是中西医之争，是中国未来发展路线之争。诸位名家也开始持续著书立说，回应挑战，两个拳头回击：一是强调中医乃是国粹，是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要传承中华文化，不能数典忘祖，把中医和民族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二是主张对中医进行改良，吸收西医积极部分，将中医科学化，剔除迷信和落后部分，主张发挥中医药优势，实现中西医药并存，用自己的发展进步回应对中医封建保守的指责。
第三次是国民政府时期中医存废之争。
1929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首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即“废止中医案”。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医界迅速组织团体集会、媒体声讨、请愿抗争活动。国民政府迫于压力没有立即执行“废止中医案”，但也没有废除。中医界持续抗争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双方关系才有所缓和，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关闭了多所中医院校，引发了双方激烈的对抗。
四、最终章：新中国的医疗政策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作为扎根于人民的政党，对于中国的医疗卫生情况有深刻的认识，并且在长期革命过程中团结了一大批积极进步、倾向革命的西医和中医大夫，认识到无论中医还是西医，都有可取之处和不足的地方，于是确立了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种医学共同发展的医学政策，不仅结束了近百年的中西医之争，也为我国医疗体系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文史君说
在近代山河破碎的情况下，没有什么比救国保种更为重要，一切行为都要符合“进步”的要求，凡是与西方制定的标准不符的，无法用西方理论解释的，都属于“封建糟粕”，都要打倒，都要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中。近代以来的中西医之争早已超出科学的范畴，支持者、反对者无不高举救国的大旗，而对医学本身却知之甚少。
今日对于中医的争论依旧此起彼伏，我们应认识到任何学科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要鼓励中医药学与时代共同进步，找到中医药学现代化发展方向，就如同习总书记所说：“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对于瑰宝，打倒它并不是科学的立场，而发展它、完善它、传承它，才是正确的态度。
参考文献
张可荣、李艳飞：《近代中医存废之争的文化思考》，《福建江夏学院学报》2020年第2期。
张婷婷：《近代民族主义话语下的中医存废论争》，《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杨念群：《如何从医疗史视角理解现代政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年第8期。
仇博：《清末民国时期反迷信运动背景下的反中医思想研究》，2019年，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作者：浩然文史·我好饿好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