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上海现行的基层组织架构情况下，居委会作为抗疫基层组织主体明显是力不能及的

最近看风闻里写上海抗疫日记那么热闹，之后引申到上海基层组织的问题，我也写一点自己身边的所见所闻和感想给大家参考参考 ；

1；先说背景，因为在3月底，4月初的一段时间，暂时在小区当过一小段志愿者，打打下手，目前稍微了解的情况是：本人居住的小区是一个上海浦东常见的90年代老式小区，一共5个里弄，小区靠近中环，总共2250多户，总人数大概6000多人，防控难度很大，我所居住的里弄，大概2000人左右，小区一名居委会书记，一名主任，再加7个居委工作人员一共8人，剩下物业工作人员常驻5个人，平时大概13个人管理一个小区；

我们小区大概是浦东比较早封控的，也是初期疫情较为严重的那批，我3月9日晚下班的时候就有传闻因为小区有一例香港返沪人员在隔离期结束回到小区之后才被检测出阳性，可能小区要全面封控，之后3月10日凌晨3点就彻底被封闭了，一直到3月23日~3月24日暂时解除封控，之后又因为浦东进行全面封控，算了算，我已经被封控了37天了；

2；对于我们小区来说，抗疫最混乱的时间，大概是最初3月10日~3月20日这段时间，小区单独封控时期，因为事发突然，很多居民是没有任何准备的，当时居委会号召有意向的人当志愿者，原有的楼组长机制被完全抛弃，新招募的志愿者并不熟悉小区内居民的情况，邻里之间都不太熟悉，而熟悉情况的楼组长则没有被完全动员起来，导致后续一系列包括核酸检测活动的混乱，大家聚集在一起进行核酸检测，后续几乎每次核酸检测和抗原自检，我们小区都会有好几例阳性，怀疑就是前期大量聚集造成的交叉感染；

除开核酸检测的紊乱，其他物资供应还算正常，因为当时全上海并没有全面进入封控状态，快递都还收得到，而且甚至小区周边的超市都还在正常营业，有物资需求是能和居委沟通统一去采购，甚至是单身独居人士如果去做志愿者，居委也能包一顿午饭；

之后浦东进行全面封控的3月28日到4月10日左右，我觉得才是我们小区最艰难的时刻，因为整个上海物流全部停顿了，小区老人常备药已经不太能买到了，做核酸的话，即便是有之前因为核酸检测交叉感染的教训，但当时在浦东能给我所在小区做核酸的检测机构只有距离最近的一家公立医院，但是这家医院要对接的是相邻的两个街道，十几个小区的核酸业务，做核酸的医务人员和志愿者严重不足，最后也只能6000多人依次下楼在一起排长队做核酸，甚至楼栋之间交错岔开单独做核酸检测也很难办到，一直到援沪的苏州和浙江医疗队来协助才有所好转；

物资发放也是同样混乱，之前因为小区单独封控，居委会并没有发放物资的打算，但是在3月28日浦东封控后，必须要统一发放物资了，可是之前我说了，小区在之前不要说充分发动党员，甚至连楼组长都没有充分组织起来，导致原本第一次及第二次物资发放都很混乱，即便物资已经根据小区人数经过调配，但是还是存在部分居民根本没领到物资，甚至有抗体自检阳性的志愿者分发物资的情况；

整体的转机出现在4月6日左右，也就是上海市委发布党员动员令之后，居委书记选择将之前混乱的志愿者体系全部推倒重来，重新组织小区党员和楼组长，而随着外省援沪医疗队的协助以及楼组长要求下，各个楼栋分隔进行核酸检测终于推行下去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隔离阳楼和非阳楼，团购物资分发也由党员全部经手，由年轻党员从小区门口收集团购物资，经过初步消杀放到楼栋1层大门口，之后再由楼组长统一去一楼拿去分发二次消杀（因为是老式小区，都是6层楼，之前风闻的一位同志的单元楼无法使用这种方法可能是楼层太高了的有关系）目前我们小区对比之前严重的时候一天发现好几个阳性，发展到现在从4月12日到现在5天总共只检测3个阳性，可以说相对已经缓和了；

以上是这段时间我的所见所闻，之后我在这里不谈论上海市总体的抗疫策略和其他宏观问题，单纯从我们小区的目前的抗疫历程谈谈我的看法；

一：上海的居委会到底是个什么组织？到底能不能作为基层抗疫的主力？

经过这些天做志愿者的经历，我对上海居委会的运行逻辑差不多了解了一下，和之前风闻有文章说的差不多，上海基层，尤其是居委会这一层，去行政化可以说相当彻底了，除去一名居委书记是党员，且由上级街道办直接任命之外，其他各个岗位人员均是非行政人员，这段时间有心的同志肯能都了解过了，上海的居委是选举制的，之前在别的地方以及和微博网友“友好交流”之下，很多网友都觉得，居委选举只是走过场，选谁都不是自己决定的，于是我还专门去询问了一下，别说，我所在小区的除去书记外，居委主任以及其他成员均是被选举的，甚至有些居民还明确知道自己当时的投票；

那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众所周知，上海是一个流动人口极大的地方，单说我们这个旧小区，就至少要2~3000人是其他地方到上海发展的新上海人，本身可能因为工作变动，甚至不会再一个地方待满一个居委的任期，那么一个居委的固定票仓就只剩下常住的那些上了年纪的阿姨伯伯，从某种程度上讲，只要略施小计，当选并不困难，很容易陷入“票主”困境中；

比如我们小区被选举出来的居委主任，自己居住在小区内某一弄，在4月6日，全小区的疫情防控被接手到党组织手里后，她人就再也看不见了，甚至居民呼声最大的楼栋内消杀工作，她也只组织了自己居住区域的部分楼栋进行，这种是很明显的隔岸观火行为，很难不对她的工作责任心产生怀疑，而进一步了解到她在作为居委主任之前的工作是一名4S店销售，说实话，很难不让人联想，当时她的选票到底是怎么来的；

总之在我看来，上海的基层居委工作人员，与其说是人民基层自治组织，更像是一个国有控股的公司，书记是上级领导指派，而主任则是CEO，由董事会决定，“员工们”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主动或者被动放弃了选择CEO的权利，于是这种只对有限人负责的CEO在遇事时完全可以彻底推脱，在疫情防控这种艰巨的背景下，让一家这种形式架构的“公司”去组织群众打硬仗，显然并不现实；现在看到各种新闻上居委主任“奔溃，逃避，辞职”其实也并不奇怪；

二：上海目前抗疫中基层的“缺失感”到底是哪个基层的缺失？

事实上，大家是看新闻还是看疫情改编的电视剧，基本都知道，无论是最早的武汉，还是之后的西安、北京、深圳，基层抗疫的组织者很少有小区居委直接上阵的，大多是街道办、乡、县及镇政府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组织，实际上这也是目前中国抗疫卓有成效的原因之一，而目前在上海抗疫，就我观察，区政府下属的街道办是目前存在感最薄弱的一环；

从3月10日到4月15日，街道办在我们小区中扮演的角色就是1、这一个月一共发了四次政府民生物资是街道办组织的，虽然这一个月发的东西在我看来，一家三口过一周都够呛；2、各类防护服、手套、抗体检测器，但是数量依然不稳定，有的时候有很多多余，但有的时候甚至都不满足一次核酸检测使用量，但是连花清瘟胶囊却是发得又快又多，非常令人费解；3、组织核酸检测医疗团队及通知做核酸；其他的民生问题和组织问题基本都是得不到街道解决；

在最困难的3月28日~4月6日这段时间，我看网上很多人抱怨居委会的求助电话打不通，其实居委会打给街道办的电话也打不通，那时简直就像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战壕、孤岛，除了48小时一次的核酸检测，几乎无法从外部得到其他任何帮助，所以我后来也想通了，为什么在大封城之前，居委会允许居民集中出门采购，因为都隐隐约约明白，小区是没法得到其他物资帮助的，所以团购才会成为主流，不自救就没办法了；

甚至我还听说那段时间居委的电话不断，但是有意识得不去接听，因为他们觉得即便接听了，在没有任何物资援助的情况下几乎也没法解决问题；

三，对于目前的情况，到底要怎么组织才能逐步将抗疫走上正轨

我个人的想法，毫无疑问，依靠党组织，我所在的区域在4月6日之后逐步走向正轨，我觉得很大的因素是所在里弄党员和群众们共同的努力，虽然目前仍然有检出阳性，但是我已经逐步看到小区清零的曙光了；

这边再说一个观察的问题，众所周知，我们党是一个大党，13亿人中有9000万名党员，但是2500万的上海市只有70万名党员，一个党的发源地，党员数量比例甚至都达不到全国平均；而我们小区是个旧小区，之前属于是上海一些老国企的单位分房，所以老上海国企退休工人比例非常高，相对的党员比例也非常高，大约有110多名党员，虽然追不上全国平均，但轻松远超上海平均一点问题没有，基本能确保每栋楼的楼组长都是党员，所以年轻党员在楼外工作，大龄党员做好楼内居民工作，分工明确，能够组织到位，很多人指责上海党员没有做好先锋队的指责，其实是不全面的，就我所知的很多党员自从6日的呼吁信后已基本都处于动员状态了；

众所周知，抗疫是一个社会组织力的较量，而党组织毫无疑问是最有组织力的，因此上海这段时间抗疫不利，我怀疑和党员比例较低也有一定关系；

最后，写这段文字更多是进行抗疫的自我总结，之后还是要继续投入社区志愿者的工作中，回过头来就觉得，实在是走了太多弯路，很多有现成答案的东西没有借鉴到；所以很多网友说，明明有许多现成答案可以抄，上海本身资源又那么多为什么还是拉了胯，其实我对这种说法一直不以为然，我提供的一个信息，单纯说全上海的核酸检测普筛，就我从20年这两年来的认知，上海从头到尾都没有进行过一次全市的全面筛查，一直拖到这次疫情爆发，没错，这次大爆发才促成了上海两年内第一次全市核酸检测！之前两年我也做了不少核酸，但都是工作原因自费去医院做，政府机构组织的一次也没经历过；这就和学生时代做题很相似了，一道你从来没做过的题，你见别人做过就拍胸脯保证自己考试一定会做吗？这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说，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