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悲歌歌一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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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江歌罢掉头东

　　不管是历史还是现在，俄国人总是喜欢把目光集中在西方。虽然在与西方的交往中经常被骗被偷袭，却始终一片痴心不改。（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才会明白，每当他们遭遇困境时，出路可能都是在东方。）

　　受传统思维的影响，最初共产国际的重点在支持欧洲国家的革命。在撞了墙以后，却猛然发现东方有点动静。

　　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差不多与此同时，日韩等国也发生了激烈的社会动荡，日本是“米骚动”，韩国是“三一事件”。

　　列宁注意到了亚洲兴起的民族革命运动风潮，于是安排共产国际投入相当一部分精力到远东地区。

　　1920年共产国际派出正式代表，在上海组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下设中国部、日本部、朝鲜部，针对中日韩开展革命发动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开始了与共产国际相爱相杀的一段孽缘。

　　应该如何看待共产国际对于中国党与革命的影响呢？老一辈革命家早已下过结论。

　　周总理在1960年说过一段话：“共产国际从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三个八年。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

　　结合第一部分所说的共产国际背后指导思想的变化，也就好理解国际的作为带给中国同志们感受上的差异了。

一见倾心（1919年3月—1927年7月）

　　在第一个八年里，前4年国际都在贯彻列宁的意志，以满腔热忱对落后地区的人们进行革命启蒙，主动进行各种输出。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我们再看这一句话，就能理解其中“送”字的精妙了。

　　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国内，引发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关注，其中有部分人开始研究共产主义，组建了一些兴趣小组。

　　但是中国革命如果只靠秀才们在书斋里翻翻书本就能搞成，那不是笑话就是神话了。

　　因此，最初的革命理念与经验，都是由共产国际主动送上门来的。

　　向中国传播革命火种的任务，主要是由共产国际先后派出的两位代表完成。

　　第一位正式代表维金斯基，于1920年3月来到中国。在一个完全陌生且混乱的环境中，他硬是打开了局面，通过在北大俄文系工作的俄国人，找到了北大教授李大钊和学生会主席张国焘，通过李大钊又认识了陈独秀。

　　维金斯基为人随和谦逊，颇有中国人的君子之风，身为大知识分子的李大钊陈独秀对他都是一见倾心。

　　听维金斯基现身说法俄国革命经历，陈李二人心驰神往。在维金斯基的加持下，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终于打通了许多重大关窍。陈独秀很快就写好了党纲的草案，组建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

　　维金斯基在中国待了不长时间，于1921年1月回国。接替他的第二任代表就是赫赫有名的马林。

　　马林深受列宁赏识，因此特意在中共建党的关键时刻被选派来中国。

　　但是马林个性张狂，到岗不久就与陈独秀等人爆发了争吵。

　　此人狂却有狂的资本，他在中国接连使出了三板斧：

　　第一斧是救党脱险。在一大开会时，曾经遭遇上海法租界密探的暗访。与会代表们对此都没有觉出异样，只有真正提着脑袋干过革命的马林非常敏感，立即建议改变会议地址。

　　最终会议换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完成了最后的议程，避免了我党落到活不过第一集的命运。

　　第二斧是力劝中共加入共产国际。中共虽然由国际帮助建立，但是总书记陈独秀并不愿意接受援助，担心被扣上“卢布党”的帽子，马林跟他争吵了多次也没用。

　　转机出现在1921年9月。陈独秀被当局逮捕，马林多方奔走，花了很大的代价才把他营救出来。感念马林的仗义，同时真实感受到党发展的艰难，陈独秀最终接受建议，带领中共加入了共产国际。

　　第三斧是策划国共合作。马林在与孙中山进行接触以后，认为中共过于弱小，而国民党值得改造与培养，建议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这是威力无穷的统一战线法宝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亮相，得到的不是叫好，而是激烈的反对。马林为了达成目的，专程返回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做了一个长篇报告。国际做出了支持马林的决定，中共作为下属支部只得接受。

　　马林使出三板斧的时候，缺乏经验的中国同志基本上是懵逼的，大多看不懂甚至不理解。但是客观评价，他的这些决定准确、及时，既有高度又有效果，生动演示了革命工作的方法与策略。马林是中共成长中的一位好教练。另外，黄埔军校也是由他向孙中山建议创办的。

　　在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向之后，马林于1923年10月奉调回苏联。

　　马林在时，不觉有异，甚至中国同志与他多次爆发冲突，跟不上他的思路。自他走后，未见其比，后来的国际代表都没有比他水平高能力强的了。

　　马林最后回到祖国荷兰继续革命。二战中荷兰沦陷，他坚持开展地下工作，于1942年被捕。行刑前，他与七名战友高唱《国际歌》，慷慨就义。这是一位值得敬佩与怀念的革命先辈。

　　列宁在世时，共产国际派出的两位代表，带着革命导师的嘱托，一位传经一位送宝，为中共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随着列宁健康恶化，最终去世，共产国际的领导风格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转变。

　　在这个时期，新的国际代表鲍罗廷闪亮登场，而前面的维金斯基也在差不多同时回到中国。针对新的工作局面，二人进行了分工，鲍罗廷指导国民党，维金斯基指导共产党。

　　孙中山对鲍罗廷非常重视，任命他为国民党的顾问。鲍罗廷也着实卖力气，干成了不少事。

　　国民党长期属于传统社团，组织涣散。各色人等完全靠孙中山的个人魅力聚拢在一起，遇到风吹草动又如鸟兽散。谈不上什么纪律性，战斗力更是渣渣。

　　鲍罗廷改变了孙中山只搞军事斗争的思路，下定决心以苏共为模板改组国民党。

　　1924年1月，从同盟会算起已有近20年历史的国民党，终于开了第一次党代会。大会所讨论并最终采用的组织法、党章、党纲、宣言，都是由鲍罗廷一手操办。

　　更让国民党直接受益的是，鲍罗廷联系苏联政府派军事顾问团及调拨大量金钱、武器支持国民党发展自己的军队。黄埔军校在他的支持下成立并培养出大量急需的干部，他还多次到军校亲自讲课。

　　但是，鲍罗廷总体表现得像一个专家，而非能掌控全局的政治家。

　　他对1925年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内暗流涌动的局势显得非常麻木，自以为尽在掌握。由于他的决定，中共多次向国民党右派妥协，大大助长了右派夺取领导权的野心。

　　同时，在对待北伐的态度上，他多次按照共产国际的决议表达反对与要求停止进军的错误意见，造成国际的威信大失。共产国际因为远在莫斯科决策失误情有可原，鲍罗廷身处一线却没有给出准确的判断，说明他只善于执行。

　　相反，维金斯基与陈独秀对于国民党始终保持着警惕，同时也注重保持共产党本身的独立性，极力避免国民党的“容共”变成“融共”。他们判断国民党内右派分子有与大资产阶级勾结的危险，但是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他们也认为右派的叛变尚不至于迫在眉睫。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将大部分的精力与资助都给了国民党。共产党得到的不过是些汤汤水水，是硬提着一股真气在猥琐发育，避免了被国民党整体消化的结局。

　　共产国际偏爱国民党是出于私心。从苏联的利益考虑，国民党盘子大成长性好，能更快实现打败亲西方的北洋军阀的目标。通过大力扶植，将国民党牢牢地绑在自己的阵营，在东方就能拥有坚强的盟友。

　　但是历史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共产国际的这一片痴心最终是错付了。蒋介石在北伐胜利的前夜，为了与汪精卫抢夺国民党领导权，倒向了与西方勾结的大资本家与买办，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政变后很快发布了对鲍罗廷的通缉令，这令老鲍非常伤心。

　　共产国际认为蒋介石的叛变反映出鲍、维二人工作协调上出现了问题，派来了新的代表罗易作为二人领导。

　　罗易曾经判断蒋介石不可信，预测他有叛变的可能，说明他的政治头脑还是非常灵光的。但是这样一位人物到了中国以后，却在实操中犯了低级错误。他向表面上还在维持与苏联合作的汪精卫展示了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

　　五月指示是共产国际急于扭转局面的出招。提出继续发展国民党，但要改组领导层，充实工农领袖；开展土地革命，获取农民支持，壮大力量；并要求中共武装党员，发展自己的军队。

　　五月指示被鲍罗廷认为“荒唐可笑”，陈独秀也认为做不到而拒绝执行。罗易转头去找汪精卫寻求支持，却给他送上门背弃苏联的理由。

　　汪精卫给共产党扣上谋夺领导权的罪名，发动了“七一五”政变。至此，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投资彻底失败。

　　共产国际推动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八年中，刚开始时国际代表就如天神下凡般耀眼，在理论与实践上比中国同志不知高到哪里去了。但是后来，国际代表却接连呛水、失误不断。这其实表明，中国革命的情况已经比俄国经历的更复杂，大大超出了苏联大哥的经验范围，需要从新的实践中获取新的理论指导。

　　已经离开中国的马林在得知大革命失败的消息后，发出了慨叹：“中国问题，棋输一着，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今后应正视错误，努力前进。”

　　在这一点上，中国同志已经纷纷开始了行动，并且获得了实际效果。但是，作为领导者的共产国际并没有认识到，这就为接下来糟糕的八年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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