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德直接投资情况及德方反应

【本文根据“第六届中德论坛——新时代的中德关系”专家发言总结而成。作者朱宇方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对德国的直接投资从2010年开始大幅增长，2011年迈上第一个台阶，2011年至2015年间，年度投资额均稳定在10亿-20亿欧元之间。2016年，中国对德直接投资出现井喷式增长。当年，有56家德国企业被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投资者并购，较2015年增加了19家，投资额竟高达至110亿欧元。德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国，占中国在欧洲投资额的31％。2016年度中国对德直接投资额首次超过德国对华直接投资。

拉动中国对德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因素包括：

第一，德国作为经济区位对中国投资者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包括：高技术水准、法律的确定性、劳动力和德国教育体系的高质量、“德国制造”的品牌效应、德国的市场自由度、德国在欧盟的核心位置、德国良好的国际形象、获取专有技术和销售渠道、欧洲市场准入及销售渠道。

第二，货币的实际贬值导致海外直接投资流入。在不完善的资本市场环境下，自有资本数量对企业的海外收购非常重要，因此08/09危机之后欧元相对于人民币有所贬值，就吸引中国资金流入欧元区。

第三，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始终未得到承认，这是中国企业在海外直接投资建立生产基地的原因之一。

第四，中国市场商业环境的变化是当前及未来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近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业务多元化和竞争的压力促使中国企业向海外拓展，风险承担的阈值提高。中国的私有企业正在成为海外直接投资最活跃的推动力量，而中国商务部与外交部2004年在“走出去”政策框架中首次制定海外投资指导目录，这对国有企业尤其具有鼓励和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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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中国的投资业日益发展成熟，包括主权财富和社会保障基金在内的新型机构投资者，以及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私募基金和金融集团，它们为了实现投资分散和多元化，越来越积极地进行对外投资。

第六，2008/2009年经济金融危机及随后的欧元危机使整个欧洲的投资陷入低迷，德国经济虽然很快复苏，但联邦统计局的调查显示，德国中小企业仍然普遍因信贷紧缩而受到冲击。危机之后，德国财政债务刹车又进一步抑制投资。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和价值观多元化使很多德国家族企业后继乏人。因此，德国经济需要来自中国的新鲜资本。

近年中国对德国直接投资迅速攀升还缘于各方面时机和条件的成熟：

首先，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使中国具备了成为“全球投资者”的能力。而且中国很可能成为未来十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重要推动力量。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为7％。这仍然低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10％），远低于美国（38％）、日本（20％）和德国（47％）等最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第二，2000年开始，中国政府逐步放开了对中国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限制，这使得中国企业能根据自身的商业考虑 “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而且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中国的海外投资还将进一步增长。

第三，中国企业在技术及管理方面的能力已经成熟，能够在海外有效地组织生产，并在陌生市场实现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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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府及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反应 

2017年2月，作为欧元区第一大经济体的德国联手第二大经济体法国和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致信欧盟，并附一份《要点文件》，对补充和修改欧盟现行法律提出具体建议，希望通过立法使欧盟“拥有调查个别收购案并在适当情况下阻止它们的更大空间”。信中特别指出，其所针对的是那些“不公平的交易……因为它们依赖国有资金或旨在收购重要技术”。

在欧盟迟迟未能形成统一意见的情况下，2017年7月12日，德国联邦内阁会议通过了对《对外经济法》实施条例——《对外经济条例》的第9次修订，引发广泛议论。

这次联邦内阁对上述实施条例修订主要包括两方面：第一，首次对法律中的“威胁公共秩序以及安全”做出了具体规定：收购案涉及电力或电信网络、电厂、供水系统、银行、医院、机场及火车站等关键基础设施，包括为其开发软件的德国企业，并将从严管理的企业范围扩大到能接触到外部存储器（云存储）中相关数据的企业；第二，将联邦经济部正式审查的时间从现行的两个月延长至四个月。

可以看出，本次修订之后，德国政府对于外资并购的“一票否决权”有所扩大。2016年，时任联邦经济部长加布里尔就是运用了这一权力，在最后一刻叫停，迫使福建宏芯基金放弃收购德国芯片企业爱思强。德国对外资收购德国企业的限制正在逐步收紧，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与政府的强硬立场和怀疑姿态不同，德国企业对来自中国的投资非常欢迎，而且评价很高。近年德国经济团体和政治基金会进行的几项实证调研得出的结论惊人地相似：

调查显示，与金融投资者不同，中国投资者普遍立足长期经营，通常投入大量资金——不仅投资研发，还购置新的生产设备、开设新厂，使企业有能力面对未来。为此，中国投资者在完成并购的协议金额之后还常常会追加投资。受访者普遍认为：中方投资者，不论是国有集团还是私人企业，均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视为头等大事。而且正是因为着眼长期经营，中国投资者往往更愿意长期保留现有生产基地，而且也愿意让德国子公司有更充分的自主经营权。

对于被收购企业的经营，中国投资者并没有什么“统一方案”。相比较而言，国有企业的目光长远，当然它们普遍是大型企业，在德国的投资相对其全部业务占比较小，因此它们“有能力”花费更多时间和资金等待德国被并购企业的经营状况好转。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国有企业并不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行事，这对德国的员工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在经营团队方面，中国投资企业普遍存在国际管理人才不足的现象，除了派出1至2名资方代表，普遍留用被投资企业原先的经营管理团队，因此对员工而言并不存在明显的管理风格和管理文化上的变化。

研究显示，无论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均为保留德国企业的劳动岗位做出贡献，几乎所有被中资并购的企业都保留了原来的劳动岗位。而且中国投资者几乎完全保留了被并购企业原有的员工共决制和集体劳资协议标准。

研究所涉及的企业均存在专有技术的转移，包括直接转移（如由德国团队为中国国内母公司提供机械设计图纸）和间接转移（人员互访和流动）。但受访者普遍表示对此并无不满。因为在进行技术转移的同时，德国的生产基地都得到扩建和发展。研究表明：中国投资者毫不吝惜在研发上投资，在这方面的投入甚至超过这些企业原来的所有人。

可以看出，德国联邦政府忧心忡忡的批判性视角和德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几乎持无保留的欢迎态度之间存在鲜明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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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府行为分析及预测

跨国直接投资问题涉及四个不同层面：利益层面、经济秩序层面、政治层面、价值观层面。德国企业之所以对中国收购行为持如此欢迎的态度，就是因为它们始终停留在利益层面。在利益层面，更多的利润、更好的经营机会无疑是正面。而德国政府则在经济秩序、政治和价值观层面游移，唯独被排斥在利益层面之外。

按照德国的经济制度——社会市场经济制度的设计，德国政府的职能是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经济秩序。这里的经济秩序首先就是指竞争秩序，即构建恰当的法律和政策框架，在经济领域维护公平的、充分的竞争。正是基于这一点，2017年德国联合法、意两国致信欧盟时，时任联邦经济部长西格玛尔·加布里尔表示：要在欧洲层面探讨“如何使公平竞争成为可能，以及如何在欧洲层面应对愈演愈烈的并购潮”——而且这种并购是由获得国家补贴的企业或国有企业发起的。

而且在经济领域，经济秩序层面是德国政府仅有的合法行动空间。因此，面对中国井喷式增长的对德直接投资，德国政府虽然有政治层面的（包括安全）和价值观层面（包括舆论）的考虑，但却无权随意干预经济过程。在具体案例中可以看出，对于不乐见的中国企业在德收购行为，德国政府只能在经济秩序层面寻找漏洞（如：以违反信息披露规定为名对收购戴姆勒的吉利公司进行罚款）或将中资收购行为纳入国家安全范畴，使其脱离经济领域，进入德国政府行动空间更大的政治领域（如：阻止宏芯对爱思强的收购）。但后一种应对方式却存在很大的政治风险，并不能轻易动用。例如在最近中国国家电网收购德国高压电网运营商50Hertz的交易中，德国政府以国家基础设施安全为由阻止这一交易，并最终不得不通过国有投资银行收购了相关股份。为阻止中资收购而动用国有资金，这一举动在德国引发巨大争议，德国政府也为此承受巨大压力。

可以看出，德国政府一方面认为中国政府能贯通利益、秩序、政治和价值观这四大层面，调动各方资源从长计议，并可能因此对德国的国际竞争地位造成威胁，另一方面自己的行为又受到制度的严重掣肘。这就是面对中国在德直接投资迅速增长，中德两国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局面的原因所在。

未来，尤其是中国企业在德国高科技企业、基础设施相关企业等较敏感领域的收购行为可能会一再引发冲突和争议，但德国政府也很难突破自己的法定行动范围，因此中德之间在这方面的紧张和摩擦很可能会成为一种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