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勇:亚洲价值观的崛起与尊重发展的多元性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暖等全球性危机之下,世界格局正在面临重大调整和重构,大国发展的趋势也在产生持续变化,机遇与挑战并存,各国应该采取何种战略才能更好地应对这一局面?中美关系作为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对于世界新秩序的建立,具有极为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的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
新加坡著名外交家和国际问题专家马凯硕是一位中立的第三方观察者,他的最新作品《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2021年9月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作为全球公认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他既没有西方学者的傲慢与偏见,又谙熟东方传统文化,他在这本书中以局外人的,冷静、理性、客观的研究态度,试图驱散笼罩在中美关系上的重重迷雾,消除国际上对中国的误解和分歧,阐明中国的实际战略意图,也为中美双方在未来应如何改进自身的不足提供了建议。
2021年12月2日,由全球化智库(CCG)与中信出版集团联合举办的“大国战略:世界格局重构下的机遇与挑战暨《中国的选择》新书发布会”主题直播活动上,中信出版集团总编辑洪勇刚、全球化智库(CCG)理事长王辉耀分别从出版方和译者方角度进行了致辞。马凯硕以“世界格局重构下的大国战略”为主题分享了他对中美双方制定长期发展战略的观点。作为《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的推荐人之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分享了他对中美关系中的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理解。美国艾森豪威尔学院原经济系主任大卫·布莱尔,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等也分别围绕中美产生误解的根源,中美两国为缓解贫富差距、解决不平等问题如何探索应对之道,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面对世界的巨变中美需要如何调整自身的战略等议题进行了精彩纷呈的讨论。
以下是王勇的圆桌对话实录
亚洲价值观的崛起
《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是一本沟通中西两大文明的著作。当前中美关系发展处在关键的历史十字路口,中美两国是中西方文明的代表,这本书的出版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是对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的一个重大贡献。
这本书的作者是马凯硕先生,书中内容与论点具有他本人的特色,同时也反映了他所在的国家新加坡的视角。马凯硕先生的身份是多重的,他是高级外交官,是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政策顾问,是学者,是大学重要机构的领导人,是作家,是评论家,更是思想家,多重身份的特质是他能够出版这样一部重要著作的重要原因。我认为,经过过去二三十年时间当中的不断地出版著作,他作为思想家的身份越来越突出。
这个思想家的身份取决于马凯硕先生丰富的阅历,他有丰富的政府从业背景,对于世界各国主要政治人物的思想有个很好的把握。新加坡国家面积虽小,人口也不多,但它是中西方交汇的重要地方,这里熟悉东西方文化的人不少,新加坡独特的文化地理位置为马凯硕先生能够写出这一系列的著作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
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新加坡的发展实践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融合并利用东西方文化的宝贵资源以促进自身发展的范例,它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李光耀先生等人为新加坡努力这一独特的发展道路做出了艰辛而宝贵的努力。新加坡在成为亚洲四小龙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后面临了一个巨大的问题,即“我们是谁”的问题,新加坡根据自身的发展经验给出了答案,提出了“亚洲价值观”的理念,试图解释以中华文化为代表的东亚文明对现代化发展可以做出的独特贡献。马凯硕先生20年前曾经出过一本书,叫《亚洲能思考吗?》,标题看起来对亚洲人有些“侮辱性”,但得确反映了新加坡人当时对自身价值观与身份认同的探索。
我想新加坡的发展历程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即很多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之后都会面临类似的身份认同困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新加坡的探索是孤独的,因为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新加坡的发展理念与国家治理体制不被西方主流社会认同。现在,随着中国的崛起,新加坡的探索不再孤独,新加坡和中国之间有很多可以相互沟通,相互借鉴的地方,它们面临共同的挑战——在经济、科技发展之后,如何解决身份认同的问题。前几年,在新加坡智库工作的郑永年先生曾经发表一篇文章警示我们,在亚洲发展的时候,应当思考如何寻找思想、文化、价值观的独立性,如何在思想文化领域“去殖民化”的问题。
我们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除了经济、科技领域的发展外,很重要的一块是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局。亚洲的崛起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动力,亚洲经济崛起的同时,亚洲价值观在整个世界的崛起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无论是新加坡还是中国的发展经验、发展道路,对世界都有很大的启发,背后是它们植根传统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与世界观,倡导、尊重发展的多元性。尊重文化的多元性、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是当今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今天中美关系遇到的一个重要障碍来源于东西方文化之间沟通上的困难,尊重多元性进而彼此欣赏文化的差异性,有助于打开中美关系的“死结”。中美文化观念的差异在当今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性,不同文明彼此借鉴,有助于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人类社会。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质有助于消除西方的误解
马凯硕先生最担心的问题是,中美像两列不断加速的火车,现在可能要迎头相撞。如果把中美关系仅仅放在美国人和西方人所习惯的地缘政治框架下进行思考,很容易得出中美关系是“零和”游戏的看法。但如果把它放在文化、历史的视角看,中美之间的很多误解可以很好地减少。
《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这本书对西方读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即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解读正在崛起的中国和中国政策的未来方向,有助于得出更加准确的结论。马凯硕先生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他的这本书从历史的视角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论述,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强调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质,有助于让不同文化背景的西方读者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仅经历了经济体制的变化,也同样经历了思想、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变化和发展,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西方社会对这一点的认识是不完整的,存在忽视或误读的现象。中国根据自身独特的经验,吸收了世界不同文明的优秀成果,发展出以“人民至上”为原则、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并且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可以说,没有意识形态与政治体制的创新发展,也不会有今天这样巨大的经济发展成就。我们要加强与西方社会的交流,要用对付能够听得懂的语言准确解读中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体系与政治体制的特色。
西方社会也开始注意中国特色政治体制与文化的影响。在疫情爆发的这两年当中,美国人发现中国公众对于中国党和政府的支持程度是最高的,比如说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团队长期的跟踪数据,中国公众对于中国政府的支持率超过90%。在疫情当中,加拿大和中国研究机构的研究显示,民众对政府的支持率更上升到95%以上。这些数据与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假定很不一样,不少西方感到难以理解,很难解释。美国、加拿大的学者给出这样的数据引起了美国媒体与政府部门的注意,有不少人也开始反思自己对中国的看法是否正确。我想这些交流有利于促进中西方之间、中美之间的沟通与理解。
中美和平共处必将为人类和平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在如何找到中美和平共处,共同为人类和平发展的事业做贡献方面,马凯硕先生在《中国的选择:中美博弈与战略抉择》一书中提出了非常好的建议,我非常赞同。
首先,在当今这个时代,中美都需要有 “地球村”的理念,我们都是地球村的公民,我们实际是个整体,不是你们和我们。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从2008年奥运会开始到今年的冬奥会中国唱响的口号,具有非常强烈的全球价值观倾向,它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方向。面对气候变化等严峻的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仅仅强调国家之间的竞争,无法解决当前的问题,也不能够保证我们未来会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中。
其次,中美双方都有共同的需要,即为本国人民谋福利,在这个方面中美之间有共同的价值、共同的需要,它应当成为中美交流或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马凯硕先生列举了美国当前存在的很多问题,我们毋庸讳言,美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中国也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经济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巨大的发展,但有一个奇怪的现象,美国同时又是反经济全球化的大本营,民粹主义势力上台是反全球化势力的典型体现。过去四年美国的内外政策受到这股势力非常大的影响。民粹主义提出美国优先,批评过去的政策忽视了国内的发展,美国必须采取调整政策。中国不断努力消除贫困,建成小康社会。中美发展的大目标是一致的,中美可以通过合作,发展、改进基础设施,提高基础教育水平,促进共同的发展,在这个方面中美可以找到更多的合作空间,打破“零和”竞争的魔咒。
最后,中美作为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共同为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做出贡献。现在摆在中美两个大国、全世界面前的有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二是控制新冠疫情、消灭疫情的问题。中美之间正在开展气候变化问题的对话与合作,在公共卫生领域中美也应当展开对话与合作,共同为人类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依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先生在全球化智库(CCG)与中信出版集团联合举办的“大国战略:世界格局重构下的机遇与挑战暨《中国的选择》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速记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CCG 图书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团
● 作者 | 王辉耀,苗绿
图书介绍
《我向世界说中国》是由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和秘书长苗绿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国对外叙事及话语权重塑”问题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据悉,该书讲述了全球化智库近年来立足芒克辩论会、慕尼黑安全会议、巴黎和平论坛、达沃斯论坛等知名国际舞台,与各国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畅谈国际时局与未来趋势,回应各方对于中国的关切和质疑,诠释中国的发展模式,降低外界对中国的误解,通过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多渠道国际交流及传播,以全球视野讲述时代中国,积极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生动故事。同时,本书立足国际形势变化和全球传播新格局,针对中国应当如何开展对外交流和传播工作、如何创新外宣方式讲好中国故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