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倪、中科院会怎么想——关于联想早期故事的联想

看了张捷先生评论联想的系列视频，忽然产生了一个联想。

这些联想事件的当事人，现在如果回想过去，会怎么想呢？

张捷先生曾经在中科院工作，也是中科院的子弟，所以咱们这里就以其讲述的内容为背景参照，展开联想。

注：本文探讨的只是联想早期的事，不牵涉后来的事情如何。

一、柳先生：很后悔，很委屈。

柳先生现在应该是，一方面很后悔，另一方面又很委屈。

1、柳先生的后悔

后悔，当时为什么自己不狠狠心，直接出来自己创业，而是去向中科院要了35%的分红权。

否则，自己搞个私人企业，就算做不到联想这样的规模，但最起码没有今天这样的烦恼。

总之，悔不当初啊！

为什么柳先生当初不出来自己干，而是选择要分红权？

其中原因，柳先生在与白岩松的采访对话中，给出的答案是“爱国”。

在笔者看来，原因应该主要有三点：

第一，不甘心。

去要分红权，是因为不甘心——认为自己付出的要大于自己得到的，这不公平。

这一点，柳先生是承认的，是其回答白岩松问题的潜台词。否则，也就不存在主动去向中科院要分红权的事了。

这一点，笔者认为，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是，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道德标兵。对于普通人而言，眼看着不如自己或被自己“管着”的人能够赚大钱，心里是很难平衡的。

否则，也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政企贪腐与吃拿卡要了，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民营企业内部的股东之争与员工出走创业了。

第二，舍不得

出来自己干，柳先生肯定是反复琢磨与权衡过的。

因为，他就是以此为“要挟”，去和中科院要分红权的。这一点，也是其在与白岩松的访谈中有明确表达的。

但为什么，柳先生没有选择自己出来干呢？

舍不得，应该是原因之一。

舍不得，联想这个摊子。虽然柳先生可以拉上一批人和自己出去干，但都已经把这个摊子搞得这么大了，净身出户实在是舍不得。

舍不得，中科院这块牌子。毋庸置疑，“中科院”这块牌子的重要性，深谙经营之道的柳先生一定是知道的，因而不愿意舍弃。

第三，爱国家

一个人到底是否爱国，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判断清楚的。

因为，爱国的标准是可宽可窄的，每个人对爱国标准的具体理解可能都不一样。

从最宽的标准看爱国，只要是当国家面对外国的欺辱时，能够为国抛头颅洒热血，即是爱国；哪怕是已经加入外国国籍，只要国家有难时，愿意伸出援手的，也是爱国。

从这个角度说，一个人爱国与否，与其私德如何并无绝对关系，也没有绝对冲突。

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位爱国者，都必须是只讲奉献而不求回报的无私者。也不能以自己的爱国标准去强加于他人，做道德指责。

2、柳先生的委屈

面对今天人们的种种指责，柳先生心里一定是很委屈的。

第一，我没有“偷”国家的资产，一切都是公开的。

那35%的分红权，虽然是“要挟”来的，但那是公开的，是中科院同意给的。

后来，35%的分红权变成股权，是我们用分红的钱买的，同样是公开的，是中科院同意我们买的。

注：这件事情中，笔者不清楚的是，这35%的分红权中，有多少是属于倪院士的？当倪院士被解聘时，属于他的那份分红是否应该给其个人，给了没有？倪院士被解聘后，属于他的分红权是被中科院收回了，还是经过中科院的同意做了重新分配？

第二，我走“贸工技”的路线，有什么不对吗？

当初，中科院成立这个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不是搞科研，并且还天天追着我要分红。否则，他们为什么同意我的观点？

当初，凭我的能力，搞贸易就能赚钱赚到手软，为什么非要去搞风险不确定的芯片研发，万一研发失败了怎么办？

当初，全国上下都是在喊着赚钱，以赚钱多少为光荣。并且，科研本来是国家的事，国家都不投，我们为什么投、投的起吗？

第三，我“撵走”倪院士是被逼的，因为他整天告状。

老倪就是个倔驴，不给他投钱搞研发，他就整天到处告状。

并且，当时他就在香港，全程参与了这件事。如果有问题，他当时为什么不提，到后来却告我国有资产流失，有这么干的吗？

所以，不把他撵走，我的工作还怎么开展？

的确，老倪研发的汉卡卖的很好，给公司赚了很多钱，同时又给公司研发成功了电脑主板。但如果没有他的技术，我照样能赚钱。

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个企业而言，重要的是技术吗？有多少企业都是有科研院所和大中专学校提供技术支撑的，可有几个企业能比联想更成功？北大的方正，清华的紫光，现在都是个什么样子，难道大家不知道吗？

二、中科院：很委屈，很无奈。

面对今天的局面，中科院当时负责相关事务的领导，应该是很委屈，很无奈。

1、中科院领导的委屈。

第一，我们为什么支持柳传志，而不是支持倪光南？

对此，现在许多人都很疑惑，甚至是质疑——质疑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

然而，又有多少人了解当时中科院的实际境况，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我们当初让大家搞公司，就是为了赚钱养人，不是为了搞科研。

因为，当时我们已经穷的快过不下去了。如果，人都没了，还谈什么搞科研？

况且，我们中科院是国家最高科研单位，不缺科学家——当时谁也不知道芯片能有今天这样的重要性，如果知道国家就投钱了。

况且，当时整个社会的氛围，就是“一切向钱看”。在那个时代，能够赚钱的企业家才是稀缺资源，才是时代英雄。

所以，我们只能支持柳传志。

所以，我们问心无愧。

第二，为什么同意给柳传志他们分红权，后来又改成股权？

你们以为我们愿意给吗？

我们是搞科研的，可我们又不傻。

我们本身想钱都快想疯了，从我们兜里拿钱和要我们的命有什么区别？

可是，如果我们不同意给，人家一帮人就要自己出去干。

如果，他们走了，这个摊子谁来接？

如果，谁都能干好，我们中科院早就发财了！

你们以为，我们中科院就只搞了联想一家公司吗？

你们以为，就只有中科院搞了三产公司吗？

你们知道，为什么国家会搞国企改制吗？

所以，在当时，如果不摆官架子，我们才是“弱势”的一方。谈判的主动权，并不在我们手里。

对此，在国家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在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在当时国家鼓励探索新型产权关系的大背景下，我们能有什么选择？

谈国有资产流失，那也得是先已经有了再流失吧？

我们是给了分红权，可如果最终利润是零或负，我们流失的是哪门子国有资产？谁能保证做生意是包赚不赔的？

后面，的确是又把分红权改制成了股权。可人家提出来要买，我们能不卖吗？我们，有更好的选择吗？

任何假设，都可以有无数种选择。

可当其时，没有假设，只有选择。

第三，为什么后来会出售股权？

这还不是因为，联想当时遭遇了危机。

联想遇到了危机，需要钱。而我们卖点股份出去，既可以把不能花的股权变成可以花的现金，又规避了危机的风险。这，不是很正常吗？

如果不卖，万一联想真的过不去那个坎，最后完蛋了，责任谁来负？

马后炮谁都会放，但咱们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2、中科院领导的无奈。

人生在世，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

如果，四十年前，你给两个人，分别都投资了20万，让他们去做生意为你赚钱。

到今天，一个人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但最后把那20万都给赔光了。另一个人，虽然把20万滚成了10个亿，但却通过各种手段把其中的9亿变成了他自己的。

如果，你现在重生到了四十年前，再次让你投资这两个人，并且你还无法干预后续的发展，你该如何选择？

如果，这个钱是你自己的，你可以意气用事，坚决不投那个损公肥私的。

但是，这个钱不是你自己的，而是公家的，并且这个公家已经穷的快揭不开锅了，你该如何选择？

聊历史，可以随便假设。

但身处历史，你得对历史负责！

三、倪院士：很愤怒，很遗憾。

笔者对倪院士没什么了解，从所接触到的一些有限的网上信息看，他应该是一个无私而纯粹的人。

一方面，倪院士是个无私的爱国者。他不在乎任何个人利益之得失，一心追求的是中国科技的发展。

如果，他计较个人利益，当初他就不会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而选择回国。

如果，他计较个人利益，他就不会把发给他个人的奖金，花在公家的事情上。

如果，他计较个人利益，他就不会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到处去举报联想的国资流失问题。

另一方面，倪院士是个纯粹的科学家。他对企业经营的认知，既不是资本家之道，也不是企业家之道，而是科学家之道。

资本家之道，是一切以赚钱为目的，技术是为赚钱服务的。

科学家之道，是赚了钱就要搞科研，赚钱是为科研服务的。

企业家之道，是追求事业的卓越，在赚钱与科研间求平衡。

正是因为倪院士信奉的是科学家之道，所以他才会与信奉资本家之道的柳先生，在关于联想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发生冲突。因为这两种“道”，在本质上是完全相反的。

1、倪院士的愤怒。

倪院士虽然是联想的核心创始人之一，但他在本质上毕竟只是一个科学家，并且还是一个无私而纯粹的科学家。

所以，他理解不了柳先生的想法，更接受不了当企业已经有钱了的时候，还是不敢在科研上搞大投入的选择。

所以，当他发现公司不仅不在科研搞大投入，反而拿钱去“白给”香港商人送好处，他愤怒了。

所以，他就开始了四处告状，一直告到了天上。

虽然说时间可以淡化一切，可某些产生于一个已经成熟与稳定了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东西，是很难释怀的。尤其是，对于一个纯粹的人来说。

所以，笔者相信，哪怕是在今天，倪院士对于当年的事情，即使有了更多角度的认知。但每当提起，愤怒应该是依旧的。

因为，每个人对过去未发生事情的假设想象，哪怕是只有万分之一的发生概率，也都会下意识的把自己当成是那幸运的万分之一。

2、倪院士很遗憾。

笔者不知道，对于当初的事情，倪院士有没有反思过。

如果有反思，倪院士对于自己当初的选择，会不会有遗憾？

第一，遗憾自己的无私。

回想当初，倪院士是否会认为，当时不应该把自己的“非职务”发明——汉卡，免费给了联想。而是应该以技术占股或授权收费，然后用收益自己投资搞研发。

张捷先生说，汉卡是倪院士的非职务发明。笔者不是政策法规专家，也不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知道这一说法是否正确。

同时，笔者也不清楚，在当时是否可以搞技术入股或授权这种操作。以及，倪院士的汉卡技术，是否可以或能够被用于技术入股或授权。

所以，这里只是一种连假设都算不上的，凭空联想。

第二，遗憾自己的固执。

再回首，倪院士是否会放弃自己当时非要直接上电脑芯片研发这种高精尖大项目的固执，而是选择从一些相关的小项目或者其他简单芯片开始做起。

笔者不是芯片专家，也不了解当时中国与世界的芯片发展状况，以及电脑芯片研发的技术难度与投资需求。

而后来，倪院士也一直在继续为中国芯片行业的发展而奔走呼号，并且也或直接或间接的参与了很多公司的芯片研发项目。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中国今天的芯片行业发展依然是被卡脖子的局面。

这个联想，只是笔者作为一个外行与旁观者的假设。并非是要否定或指责倪院士什么，而是感叹，在高科技领域，一个企业一个行业，如果没有国家的支持，想要从落后赶上别人的先进，太难了！

大家现在都是在各种夸华为，可有多少人知道，华为的崛起，除了任老爷子他们自己的奋斗，背后还有多少国家的支持？

至少，笔者是看了张捷先生的讲述历史，才了解了一些——或许这些，也只是冰山的一角。

最后，万千感慨，汇成两句话：

致敬倪院士，致敬任老爷子，致敬那个时代的所有科研人员，中国今天的繁荣富强，功勋章里有你们的艰苦奋斗！

感谢新中国，感谢我们的党和政府，感谢所有为了中华崛起而付出自己牺牲的人，历史可以反思，但绝不能以假设去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