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时代：我爱工作，加班使我快乐

来源：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读书”

  你，加班了吗？ 

年末，所有人都忙得不要不要的。

睁开眼睛就工作、经常加班到凌晨、周末不休息是常态，“事情干不完”、“老板催得紧”、“为了年底绩效”、“大家加班我也得加”是原因。前几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发布的《时间都去哪儿了？中国时间利用调查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劳动者超时工作（净工作时间大于8小时）相当普遍，超时工作率高达42.2%。

年末，购物盛宴也安排着满满当当。

“双十一”、“黑五”、近日的“双十二”轮番上演，人们一边高喊“抢钱啦”一边心甘情愿地消费着。双十一”毫无悬念地再创记录：“双十一”期间全国网络零售交易额超过3000亿元，同比增长26.9%，远超市场预期。在这样的消费环境下，为了得到想要的东西，为了填补存款、贷款和花呗的大洞，也就只有比以前更加努力工作。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对超负荷工作有所察觉，但将其归罪于企业和制度并不能使时代和个人免责，正如生产和消费就是现代社会上并蒂盛开的两朵，没人可以只取一端。

在日本森冈孝二教授的《过劳时代》里，信息的无界化、被消费所改变的雇佣劳动均在这场被他称为“社会性灾难”的过劳现象中发挥作用。当我们从工作方式的角度重新审视以服务和方便为卖点的信息手段和消费理念时，会发现过劳不再是年末、或者上班族的专有现象。

— 过劳时代 —

是指高度竞争成为超越个体选择的时代大背景，加班常态化的”过劳“成为一个时代的特征，而过度加班成为导致职场年轻人过劳死的重要原因。

有资料显示，中国每年的过劳死人数已达60万人，已超越日本成为”过劳死“第一大国。

——《中国社会保障》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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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的预测全失败了，工作依旧如影随形-

在信息时代，特别是互联网时代，按理说，电脑、手机等新型通信技术的应用和普及，理应会加快业务处理速度并缩短工作时间。

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曾经做出一个有名的预测：到2030年，人们每天只需要工作三小时。1964年，美国《生活》杂志分两期探讨美国社会所面临的“真正威胁”，提出未来的趋势，将是人们有过多时间用于休闲娱乐。在“有闲阶层”的系列文章中，就连一些中立的预测者也认为，“自动化正在使我们的经济向着每周工作30小时的方向发展。”

事情的发展背道而驰。不仅在首先提出“过劳死”（karoshi）的日本，在美国、英国、德国和中国等国家和地区，过劳和过劳死都成为职场中的重大问题。此外，假期和周末也充斥着工作。蚂蜂窝旅行网曾发布《中国上班族旅行方式研究报告2017》，指出88%的白领都需要在旅行过程中处理工作。

可见，当电脑、手机和电子邮件不仅作为社交工具，也作为工作手段时，它们带来的未必都是方便。

自从有了通信工具，家里家外都成了职场。步入工作的白领，很难说出很喜欢手机和电子邮件这样的话。那里等待她们的是吉尔·弗雷泽在《令人窒息的办公室、被迫工作的美国人》一书中描述的世界：

吉玛是一名负责市场营销的女性管理人员。她每天下午5点离开办公室，却并非为了享受5点后的下班时光。因为家里有小孩，所以只能5点下班。但是，即使离开了办公室，工作也还没结束。

乘车的时候，她要往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还要用手机一个一个回电话。回到家，吃完晚饭，在孩子写作业或者看电视的时候，要查看语音邮件，再回很多个电话，还要经常处理与工作有关的传真。在投资银行工作的丈夫也常常坐在家里的电脑前，在睡觉前工作好几个小时。

如今，在以电脑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通信技术不断变革的背景中，以时间为核心的竞争更加激烈，工作速度加快，工作量也加大了。受益的只是工作效率，手机、电话、电子邮件等信息渠道模糊了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的界限，造成工作无孔不入的情形。

森冈孝二对此解释道：

新型信息通信技术是减轻、省去工作量的强有力的工具，然而它同时也加速了业务运转、加剧了时间竞争，商品和服务种类多样化，经济活动出现了无国界和24小时的趋势，所以，不论从整体上还是就个人而言，工作量并未减少，反而是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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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威逼，而是利诱，工作是为了买得起-

在生活水平高、媒体发达的大众消费社会，人们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消费欲望，或以消费竞争来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必须得到更高的收入，或者找到工资更高的职位，因此便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加大劳动强度。

朱丽叶·斯格尔在《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一书中，对美国长时间工作的实际情况和原因进行讨论，指出“工作与消费循环”（work and spend cycle）也是过度劳累的重要原因。

从生产的对立面——消费，不难理解这一循环过程。随着收入水平增加的，还有消费欲望的无限膨胀，挣了钱就花，为了消费而过劳，这就是斯格尔说的“工作与消费的恶性循环”。

最近，这样的恶性循环直接表现为：购物已从实用性的家务琐事，升级为全民性的狂热。2018年，是“天猫双十一购物狂欢节”的第十年，11月11日已经成为所有人一年里约定俗成的重要节日，庆祝方式也整齐划一：买买买。

某位女大学生：我吃了几个月的泡面，为了买多一些高级化妆品。

一位职场白领：双十一，我把上半年工资花了。

一名购物瘾者：我还透支了接下来几个月的工资。

虽然这些案例略显极端，不可否认的是，从五千万到2135亿元，交易额持续大幅攀升所凸显出的巨大购买力。

同时，消费具有攀比性。凡勃伦在1899年的《有闲阶级论》仍旧、适用于今天。相比他所生活的时代，不同之处在于今天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竞争消费的行列。

当今社会，人们进行社交和竞争的场所从狭隘的邻里拓展至职场社会和健身房、美容院及各种为娱乐修建的商业设施：

特别是随着大量女性进入劳务市场，攀比消费之风扩大到社区外部，消费竞争被触发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与从前相比，模仿他人、与人攀比已成为一种交流方式，与名牌意识相仿，这些行为变成了集中显示自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手段。

森冈孝二 《过劳时代》

另外，在购物狂热中，债务是密不可分的部分。在没有立刻付现的限制下，购物变得更加容易，信用卡、分期付款和网贷的诱惑让很多人入不敷出。在此消费环境下，即使不能立刻赚到足够多的钱，也可以透支将来的收入。但这意味着，需要比以前更努力地工作，去填补那些空缺。

3

-写字楼、快递、便利店……无人不深陷其中-

中国人加班历来疯狂。

在滴滴发布的《2016年度加班最“狠”公司排行榜》中，京东以平均23点16分的下班时间，夺得中国最“狠”公司称号。在高德地图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中，华为以每日人均加班时间3.96小时的成绩，成为中国企业中的“加班王”。

从信息无界化的思路出发，夜晚灯火通明的写字楼里，在逼仄的隔间中不断敲击着键盘的“写字楼民工们”，理应是“过劳主力”。工作日晨会、下完以后开晚会、过年过节要排班、假期也需要和高层时刻保持联系。工作不全是斗智斗勇，拼的还有体力和耐力，只有耐得住寂寞、熬得了通宵的人，才会有更好的业绩。 

在“工作-消费”的循环模式下也如此，斯格尔直接指出：“随消费而来的过劳是中产阶级的痛苦。”为了追求和维持更高标准的生活方式，必须要加班或从事额外的工作。“如果有人没有落入工作-消费的陷阱，那不是他们不会落入，而是因为他们无力落入。”因此，一位银行家曾说：“知道有点儿钱了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贫穷。”

事实上，低收入群体也参与其中。从工作方式的角度重新审视以服务和方便为卖点的消费理念会发现，讲求即时和快速的服务型经济与信息化共同发展，对过度便利性的追求催生了过度的服务竞争，从而妨碍了工时的缩短。

发展迅猛的网购背后仍是体力劳动，快递则是其中的核心。随着网络购物竞争日趋激烈，更多满足顾客个性化快递需求的服务不断产生，如精准预定时段至30分钟的“京准达”、能够下班之后顺便去快递的“夜间配”、专为高端配送需求退出的“京尊达”，最快就能几分钟送货上门的“闪电送”……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对外发布的《2017年中国电商物流与快递从业人员调查结果》显示，62.2%的快递员平均每天工作时长8~10小时，24.46%的人工作10~12小时，12小时以上的占13.34%。为完成每日工作量，加班加点成为快递员的工作常态。但计件工作的劳动报酬制度，意味着他们并不会得到加班费。 

与网购相似，24小时便利店的经营优势也在于方便。便利店，顾名思义，其特点就是便利性，全年无休、从白天到晚上、从晚上到早上，正是因为那些在不同时段倒班工作、为数众多的小时工和兼职员工，这种营业模式才能得到保障。其实，不仅便利店实行“全年无休24小时营业”制度，近年来，超市、百货店、快餐店、餐馆以及其他零售业、饮食业和服务业也大幅度延长了营业时间。 

森冈教授认为，便利店的深夜营业和越来越快的快递服务象征着消费者对便利性的过度追求：

整个社会都要求速度，殊不知，这种服务恰恰是和安全、放心的保障背道而驰的。

4

-过劳不好，时代不坏-

每隔一段时间，人们的危机意识都会被点燃，人人自危，生活摇摇欲坠，热情在办公桌前冷却、堕落、失控，不断诠释着“丧“、”佛“等词语的新义项。于是，下流社会、低欲望社会、过劳社会等耸动却合乎道理的说法，成功戳中人们心中的痛点。

但能因此彻底丢弃那些令我们时刻工作的工具、唾弃那些需要超负荷劳动的职业吗？诚然不是，因为那就等于拒绝了这个时代。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苦熬，哪个人不是在一边泄气一边努力地工作着？

深夜十点，两位程序猿在电梯里相遇，一起到室外抽几口烟，再一起回到工位；

零点，饭店经理在结算的同时，等待最后一桌顾客的离开；

两点，外卖小哥还在给人送夜宵；

四点，出差的白领睡眼惺忪地收拾行李去赶飞机；

五点，准备回家补眠的记者和从出租车上下来的同事打了照面；

六点，闹铃准时响起，想到只睡了三个小时，销售人员翻了个身；

七点，刚入职就遇到大项目、在公司睡了一宿的年轻人被酸胀的脖子叫醒；

八点，公交地铁里，挤满了不敢迟到的上班一族；

……

也许有人亮出锋芒，以“工作使我快乐”、“我从未加班”等体验与过劳状态划清接线；也有人积极转发，将一早的好心情转为令人心悸的自嘲。

别着急攻击，也别怀疑自己，这也不是贩卖焦虑。因为当我们与社会打成一片时，自然就会深陷其中。因此不需要着力批判劳动制度或约定俗成的规则——这些告诫是没用的，就森冈教授自己都没有遵守。恰恰相反，这是通过对制度和规则之外，其他原因的探讨，试图干扰我们每天在工作中的沉浸，宣泄早起晚归的那一丝丝郁结，然后再回到工作中。 

因为在活力与疲惫并存的“过劳时代“，想要上升就要做出必要的让渡。狄更斯几近强辩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展现的是一种持续的历史力量：高歌猛进的过程中必然要付出代价。只不过此时，那个代价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