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内地青年人在公共场合的提问显得质量不高，原因有哪些？

一些中国大陆青年人在公共场合的提问显得质量不高，原因有哪些？在各种沙龙或讲座的提问互动环节，中国大陆的大学生或青年人作为提问者，问题普遍很傻。有同感吗？

当年段永平花了高价拍下和巴菲特的午餐，段永平准备了一大堆问题去问巴菲特，巴菲特竟然告诉段永平，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时我也有困惑，为啥中国人提问题总是这样功利，总是要去解决问题，人家没经历你的生活，凭什么要帮你找答案。

五年前我参加一个青年编剧培训营，当时韩国电影《八月照相馆》编剧来中国讲课，讲完课后，有个提问环节，在场的青年编剧都有很多疑问想问他。

当时很多人提了相似的问题，都是怎么解决他们遇到的编剧困难，韩国编剧答了几个问题后，没有跟本性解决问题本身，所有青年编剧也不太满意。

于是我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韩国在《八月照相馆》一直表现水平很低，到了《八月照相馆》那一年突然爆发式增长。

韩国编剧明显被我的问题气到了，他说：韩国电影一直水平很高，只是《八月照相馆》突然让大家看到了韩国电影水平。

我接着说：我在少年时期看过大量2000年前的韩国电影，水平确实一般，很明显模仿香港和日本电影。

韩国编剧好像被我气到了，开始疯狂输出，大概就是韩国电影水平一直不低，各种为韩国电影辩解，最后他气的跳过我，去为另一个有创作疑惑的编剧解答类似的问题。

我旁边的人都说我问的很好，可是我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2010年我去一个全国编辑培训班见朋友，这个班是国家出资，从每个省挑一个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总编辑，统一到北京接受三个月的培训，总共有三十个人。

当时有个年轻导演，以前是很多文艺片导演的摄影师，摄影转了导演，新电影拍完后，朋友介绍来这里集体观看一下，当时他的想法就是，三十个总编夸一下，那么自己岂不是白得一次免费宣发机会。

电影放完了，当时张艺谋用过的文学统筹也在，她提了三个尖锐的问题，结果后面29个总编辑为了不比第一个差，每个人都问了三个尖锐问题，当到了一半的编辑的时候，问题已经是为了尖锐而尖锐，年轻导演已经被气得要爆炸，可是他要压住火。

最后一个总编辑发打圆场，说美的标准不同，观影草草收场。

天道好轮回，一次我参加一个论坛，我是发言嘉宾，台下的观众们开始对我提问，我发现问题有两种，一个是提问题，怎么低成本拍一部电影，一种就是攻击我的观点。

他们提的问题因为条件不相同，我不知道他的资源如何，无法给他们一个满意的低成本拍摄电影方案，而攻击我观点的人，让我很生气，而且他抱着的目的就是攻击我，短短几句话，我根本不能说服他们，最后结果就是没啥用。

中国的听众们为什么总是不能提出高质量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想要干事情的人，他们带着自己的问题去听讲座，他们想要通过听课获得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

国外的青年是带着思辨的精神去听课，他们思考讲座人的内容，然后找到问题的漏洞，然后提出问题，演讲者赶紧补上这个漏洞。

也就是说，很多国外的很多听众有一部分喜欢演讲者的理论，在演讲前就大量阅读演讲者的书籍或者发言，通过听过找到演讲者理论的疑惑点，通过提问获得自己知识点的增长。

而中国的青年往往不太理解演讲者的理论，也不会去做准备，往往都是看到某个人来了。

中国青年们往往都是几种态度，一种是这家伙挺牛呀，我要去看看这家伙能不能帮我解决点问题。

第二种，就是喜欢这个家伙，我想听听我的宏观大问题，他有没有解决方案。

第三种，这家伙我得杠他一下子

两种不同社会哲学体系下，思维体系是不一样的，不能说我们总想解决问题就很搂，也不能说国外青年会提问题就很优秀。

如果喜欢某个人，不是听了他两个小时的演讲就明白了他复杂的理论，而是拿着他的书好好啃上一段时间，他该说的书里都有。

学习相对论不需要找爱因斯坦去聊聊怎么回事，提问题没什么重要的，我被人无数次问过怎么拍电影，最后每个人走的路都不相同，我的意见只是给他一个思路。

中国人做事就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坐在那里叭叭的说半天，社会哲学不同，我们不是不会攻击演讲者，我们中国这里叫砸场子，是很不礼貌的行为

可是老外就偏偏喜欢被人砸场子，他们觉得把砸场子的人放倒了，才显得自己水平高。

当年克林顿卸任来中国捞金演讲，很多学生提的问题其实都很宏大，克林顿听了一脸懵。

现在想想就是提的问题足够尖锐，又能怎么样呢？克林顿给不了真正的答案。

中国人走路，就是问完路，知道方向后，坚定的奔赴自己的目标，到终点的也总是自己一个人。

老外们总是跟在某个人后面，然后问那个人，怎么走的那么慢？是不是方向错了？是不是步伐错了？他们的每个提问都很有见地，但是不解决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