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记忆 | 学当发言人

作者：李肇星 曾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中国驻美国大使、外交部部长、中国翻译协会会长等职。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完一首诗，总是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婆婆们听。如果对方有听不懂或不喜欢的地方，他就修改，一直改到对方能听懂又喜爱为止。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受普通百姓欢迎，不是偶然的。

外交有类似的道理。好的外交政策不应该曲高和寡，而应该既得到本国民众的理解与支持，也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公共外交是服务大众、大众参与、走向世界、赢得民心的桥梁。

说来又是缘分，我好像注定了这辈子要与记者打交道。我小时候是个不爱说话的孩子，用山东老家那边的话就是“不叫人”，嘴不甜、不乖的小子。后来，上小学三年级时，张环藻、张敦兰老师硬逼我去参加了一次全乡三个小学的演讲比赛，我才开始胆子大了点儿。在胶南一中，我的代数老师程容和蒋树勋都说：“李肇星说话不是很流畅，没发现他说话好像舌头大吗？”我有自知之明，后来对香港学生开玩笑说：“我一开口人家就知道我绝对是乡下人。”后来敢说话，是被工作逼出来的，是在逆境中学的。

1963年，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法国记者要采访中国大学生，系里通知我去。我和记者在未名湖边见面。一开始，想到要与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打交道，心里紧张，但想起毛主席的教导：“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就有了信心。那次采访很顺利，记者问我：“你作为一名大学生，对核武器有什么看法？”我就按照当时的口径说：“第一，我们反对使用；第二，我们不怕。”这是我第一次与记者打交道。

第一次到使馆工作，我注意多与外国朋友交流，上至总统下至老百姓都聊过天。回国亲历了外交部设立发言人制度的过程。

1982年3月，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发表长篇讲话，话中有对中国的攻击，但也传达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的信息。邓小平同志捕捉到这一信息，指示外交部正式回应勃列日涅夫。3月26日，新闻司司长钱其琛举行新中国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外交部历史上最不正规的一次新闻发布会。当时外交部没有专门发布新闻的场地，也没有一把供发言人或记者坐的椅子。几十位记者簇拥着钱其琛，听他新闻发布，我有幸担任翻译，历时约7分钟。

此后，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正式启动，一般由新闻司司长和两位副司长轮流担任。我作为主管新闻发布工作的副处长曾在筹备会上提出：“是否把司长叫发言人、副司长叫副发言人？”老钱（当时我们对领导的称呼就这么亲切随便）说：“算了，越简单越好，都叫发言人。”外交部是我国最早设立发言人制度的国务院部委。钱其琛可以说是我国第一位政府部门发言人，或者说是第一位正式的发言人，之后有齐怀远、马毓真、金桂华、李金华等，他们是发言人制度建立后正式的发言人。当然，建国初期，新闻司首任司长龚澎女士在出席日内瓦会议期间当过中国代表团发言人。

1985年春，我从驻莱索托使馆回国，先后任新闻司副司长、司长，直到1990年任部长助理，在发言人的岗位上一待就差不多6年，成为外交部任职时间最长的发言人之一。我本来对发言人这一岗位不熟悉，没经验。为了尽快熟悉工作，我注意学习，经常工作到很晚，不知道什么是周末和假日。晚上回家，我常让老外交官——我的岳父岳母充当记者问我问题，我来练习回答。当发言人必须熟悉新闻，我没有时间看中央台《新闻联播》时，便强制地要求我在读小学的儿子记录每晚《新闻联播》的要点。他最多一次记了30条，他记得越多，我便“表彰”越多。

除在部里向记者吹风外，我经常参加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的活动，任会见的发言人，即负责写会见的新闻稿，向中外记者宣读；说得更明白点儿，大体相当于为国家通讯社起草新闻稿的初稿。

记得第一次任邓小平同志会见外宾的发言人时，我拿着新闻草稿向他请示，他笑了笑，摆摆手，用浓重的四川话说：“消息稿？不用念了。责任制嘛，这是你的事。”新闻稿经在场的外交部领导审阅，于当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第二天在各大报纸刊登。我深受鼓舞，觉得只要好好学，发言人也不是不能当。

我也常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代表团的发言人，参加过李先念主席、杨尚昆主席、乔石委员长等领导人出访的代表团。那个时候，代表团中新闻司只有一个名额，什么活儿都干，做记录、给领导读外文报、管理记者、发言……现在发言人只管吹风，另有一个小团队分担其他事情，真令我羡慕。

我边学边干，慢慢明白，发言人必须准确把握方针政策，并能用公众听得懂的话对外介绍；发言人上电视，但不是演员，也不像有的抱有侥幸心理参加考试的学生，不会的可以“蒙”——“蒙”对了，白捞两分；“蒙”错了，最多扣几分。发言人是一种机制，代表国家，应以如履薄冰的心态，字斟句酌，只说可以说和应该说的实话。

外交部发言人是老百姓比较熟悉的外交官。我当副外长时，有一天与发言人沈国放在街上散步。小沈常上电视，一个行人认出了他，惊喜地对同伴说：“看，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同伴看了一眼说：“不可能，他旁边的那个人根本不像保镖！”我的老同事吉佩定大使提拔为部长助理后，成了家乡苏北的名人。乡亲们勉励他：“好好干，争取再提拔提拔，当外交部发言人。”

有些事情似乎真有轮回。2009年3月，我在离开外交部发言人岗位近20年后又成了发言人。这次是让我出任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大会发言人。重操“就业”，我注意学习人大老发言人曾建徽、姜恩柱等的好经验，学新华社前总编南振中求真务实的作风，老战友杨洁篪关于国际形势的公开报告、洁篪和我同是外交部京剧协会会长，还共有一位外国会员朋友——前韩国驻华大使李揆亨。不同点是：洁篪会唱京剧，我不会。

我时时保持警觉，注意与传统中不太好的东西划清界限，如“文人相轻”、“同行是冤家”等糟粕。

◆ 2004年，第二轮北京六方会谈举行闭幕式

我特别重视向年轻同事学，包括向全国人大的傅莹、全国政协的吕新华、各部委的发言人学。好例子写不完。记得关于朝鲜半岛形势，王毅在北京说：“希望任何一方都不要在中国家门口惹事儿”——全面客观、有理有节。关于钓鱼岛问题，崔天凯在华盛顿说：“希望美国朋友不要搬起日本这块石头砸自己的脚”——入木三分，实实在在。孙玉玺在新德里应询给我个人讲过猪八戒的“八戒”——极为难得，我都不舍得轻易对人讲。

更有翟隽能用五句话就把中东形势讲清楚，而我讲50分钟，人家还说听不明白。朱邦造则在半个小时内把南欧国家安道尔的民风民俗讲得令我印象深刻，尽管我对该国只访问了两个小时。

◆ 在莫斯科和当地的孩子们玩耍

作文说话，简洁是一种美。我的英文老师许国璋和周珏良这样教过我。五大洲的外国领导人和发言人同行可以作为老师。普京总统多次接见过我。记得他说过：“俄罗斯土地辽阔，但没有一寸是多余的。”好得令人拍案叫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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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说不尽的外交》

作者 | 李肇星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