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等国家也在为怎样能避离 “贫富两极分化” 寻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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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示威者聚集在纽约曼哈顿,试图占领华尔街)

提出实现“共同富裕”一度让不少主张西式市场经济理想的经济学家敏感得很。与此同时,社会舆论的另一方力量也不小。“共同富裕”的内涵主要是指避免社会陷入贫富两极分化,而不是赞同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多少算“平均”?1990年代不少国有企业个人与个人之间最高不过5倍的收入差距已经是过于平均了)。

抛开意识形态的争论不去谈,这一现象(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在世界多国并非近两三年才出现,更不局限于中国。

至少从2008年后蔓延全球的金融危机之后,整个世界就已经(再一次)感冒了,并且迟迟不见好转。西方不少国家社会矛盾加剧,动荡不安,一些无良政客和媒体趁机炒作“中国威胁论”,或转移视线,或嫁祸于人,凸显其问题严重性。尽管“911”危机后遗症一度使问题好像从时间上搁置了,但终归抹不去。

期间整个世界是不是也因而丧失了一些发展机遇,未可知。

这次突如其来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令西方一些国家政经矛盾雪上加霜。同时说明了,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巨变很大程度是内生性动力使然。一些心思机巧者妄言中国沾了光的,简直属于胡说八道。

在过去的40年,中国也没有跟在西方国家后面亦步亦趋。如果说西方一些国家至今没有找到产业社会经世济民的好办法,那么中国就是在自己认定的道路上没犯错,至少没犯下大错。

奥巴马当政时期,希拉里就大声呼吁美国工商界,要提高对加大所谓“一次分配”力度重要性的理解和认识,资本利得需要更加节制,整个国家社会资本主义体制的内生性矛盾才可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稀释或缓解。当然了,有谁会听她的呢。

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2012年出版了《不平等的代价》,引发关注;此后,有本书叫《21世纪资本论》问世(2014),作者是风行一时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还有尤瓦尔·赫拉利创作的历史类著作《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2012)……无不反映出美欧等西方国家学术界一些开明人士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贫富两极分化引发巨大社会冲突动荡的担忧和反思。

但是,这似乎也无济于事。有国内学者研究分析后说,美国排名前50的超级富豪仍具有足以影响到美国联邦政府社会政策抉择和走向的能力和动机……因此,有些话也只说说而已,让大家听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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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在美欧国家严重恶化至今,很大程度是在经济发展优先还是保障民生优先的问题上陷入两难境地,难以自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当有太多人明知不应为而又无能为力、万般无奈,甚至万念俱灰,甚至积极加入了消极对抗正当举措的行列式时,唯一可行的解释是:深刻的社会矛盾无不根源于体制背后的某种力量在驱动。它就像笼罩在众人头上的一张大网 —— 旧体制早已局限住了新发展的客观新要求。

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分析,便是社会生产关系演变滞后严重制约或抑制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再突破。无论军事实力还是所谓科技实力再强大,皆在根本性社会矛盾面前,无能为力。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犹酣之时,人类中的先知们就已开始了对工业社会结构性矛盾的由来认真反思。基本结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早已陷入历史困境。

后现代社会是发展新式资本主义,还是回归传统社会主义,说不清。

“国际领导权不仅由国家实力所决定,政策起到同等重要的作用。国家实力无法取代政策的地位,有目的、有原则、有魄力的政策可以弥补实力的不足,并已多次为实力较弱的国家争得国际话语权”(德鲁克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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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巴黎50年来最大的骚乱重创法国经济)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福利国家举步维艰,老龄化势无可挡,政府财政赤字,债务高举……资金市场零利率更是据说开了700多年来历史先河 —— 貌似劫富济贫,实际结果是割韭菜式“劫贫济富”,贫富分化愈演愈烈,有效购买力严重不足,全球性供需矛盾愈演愈烈。

二战结束后至上个世纪末,曾经叱咤风云的日本经济引发社会深层问题尤为突出。

“人类的进步会是必然吗?—— 继“一战”之后,人类再一次对此重大哲学问题产生了质疑。

新当选的日本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正式指出,“没有分配就没有经济增长。希望打造一个有关经济增长和分配的良性循环,并把其成果传递到日本的每个角落”,“如果只有少数人享受到了经济增长的成果,那么经济的良性循环就无法实现”。“重要的是,要让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得到”。他还敦促民企企业要将所得利益“适当分配给(普通)员工”。

—— 都可谓真知灼见 —— 供给过多与需求购买力不足,劳动和消费的对立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者早在170年前就已经把问题挑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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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马甲运动”蔓延到多个西方国家)

至于其新经济政策所需资金来源,岸田文雄表示,“经济增长即为资金来源”,这跟发展经济学指出“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只能依靠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一个意思。

毫无疑问,西方国家政界的一些人士同样已经意识到,经济问题根本就不单纯,经济问题也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无论经济学家,还是工商界的领导或精英人士,恐怕越来越难以回避这一点了。

视而不见即便不是愚蠢和无知,也是不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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