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锦衣卫到粘杆处——明清两代的特务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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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特务机构的设立，都是处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背景之下

　　文│杨晓越

　　《中国国家历史·捌》

　　电影《锦衣卫》中的明朝锦衣卫形象

　　长河落日，大漠孤烟，旗幡摇荡的荒凉客栈坐落于龙门关外，红尘渺远，仿佛无人问津。募地马蹄阵阵，尘沙漫天，一群头戴圆帽，身穿直身内侍装，脚蹬皂靴的东厂特务，为追捕忠良，寻踪迹而来。奸臣当道，宦官专权，纵是江湖儿女无涉庙堂，但岂可忘却忠善大义。正邪对立，小小客栈遂起风云，周淮安、邱莫言、金镶玉等人的身影渐渐清晰。这便是1992年由李慧民导演，张曼玉、林青霞、梁家辉、甄子丹等人主演的电影《新龙门客栈》所展现的时空。电影讲述了明朝中叶，江湖侠客与东厂高手为保护忠臣之后而在大漠边关的龙门客栈进行生死对决的故事。明清特务题材的电影还有很多，2010年由李仁港执导，甄子丹、赵薇、吴尊、徐子珊等人主演的武侠片《锦衣卫》，讲述的是在明末朝政黑暗、皇帝昏庸、阉党乱权的情况下，锦衣卫卷入政治斗争的故事。2014年由路阳导演，张震、刘诗诗、王千源、李东学等人主演的《绣春刀》，则讲述了明朝崇祯皇帝登基后，权倾天下的“九千岁”魏忠贤被弹劾辞官，锦衣卫在奉命追捕阉党期间发生的种种阴谋与斗争。此外，2011年由徐克执导，李连杰、周迅、陈坤、李宇春等人主演的《龙门飞甲》接续《新龙门客栈》，在龙门客栈被烧毁三年后，武林侠士与明朝西厂重新展开正邪较量。

　　《龙门飞甲》中的龙门客栈

　　在以上诸影视作品中，刻画的主要矛盾是作为皇帝耳目爪牙的特务机构，究竟是应该忠于“君”，还是忠于“义”。在这种基本矛盾之上，又渗透出家国爱情、忠义仁孝难两全的纠葛，让观众在欣赏精彩打斗之余，情感上也得到较大满足。正基于此，明清两代的特务谍报机构历经数百年仍拥有相对较高的关注度，以至于在当代社会中成为各类通俗艺术再创作的素材。

　　明代的特务机构：厂卫

　　明代的特务机构主要包括锦衣卫、东厂、西厂与内行厂，合称“厂卫”，均为皇帝效犬马之劳，充当耳目和爪牙。明初，有“检校”一职，“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后来，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正式设立军事特务机构锦衣卫，其由皇帝的侍卫机构演化而来。长官为指挥使，由皇帝的心腹担任，下辖十多个千户所和南北镇抚司。身穿“飞鱼服”，腰佩“绣春刀”是锦衣卫的典型形象。

　　飞鱼服

　　《中国文物大辞典》中记：飞鱼服为明代职官常服，以红色纱罗纻丝为之，飞鱼作蟒形而加鱼鳍、鱼尾，亦有两角，惟较短，是仅次于蟒衣的一种赐服。其制衣裳分裁后合二为一，以示符合“深衣制度”，大襟交领，下裳分幅，两旁有襞积。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年—1521年)被规定为二品官服，文武皆可穿着，嘉靖年间被禁止使用。绣春刀，有人认为在汉代叫作环首刀，一边开刃，一边无刃，前尖后直，能刺能砍，携带方便，明朝时改称绣春刀。但锦衣卫最令人恐惧的武器并不是“绣春刀”。锦衣卫掌管侍卫、缉捕、刑狱之事，他们最令大臣们心惊胆战的武器则是“廷杖”和“诏狱”。

　　北京市东城区东厂胡同28 号，明代东厂诏狱遗址，后侵华日军在此建造监狱，迫害抗日民众

　　廷杖即对朝廷大臣施以杖刑，这主要依皇帝的心情决定，皇帝一不高兴便可随意将大臣拖下去鞭打，轻则致残，重则丧命。打的地点在午门外，锦衣校尉负责拿棍子打，司礼太监坐着监视。魏禧在《叔子文集·姜贞毅先生传》中描写廷杖时的具体场景：众官朱衣陪列午门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锦衣卫，各三十员。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执木棍。宣读毕，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以下束之，左右不得动，一人缚其两足，四面牵曳，惟露股受杖，头面触地，地尘满口中。其实锦衣卫的行刑有很大猫腻，打的轻重力度全凭他们说了算，明面上遵循皇帝的旨意，暗地里则分“打”、“着实打”和“用心打”三种。第一种较轻，只是敷衍了事，象征性地打；第二种是往残废了打，受刑者的生死全凭其造化；第三种则真的是往死里打。诏狱则是北镇抚司的监狱，不经正式司法机构直接审讯拷打被抓之人。对于被关进诏狱的人来说里面无异于人间地狱，恐怕真是站着进去，躺着出来。往往进去之前还是好好的人，其后往往被折磨得不成人样。《鲒埼亭集》卷六记载礼部官员钱若赓因在选妃时得罪了神宗朱翊钧，后来受诬陷被投入诏狱达三十七年之久。其子钱敬忠为父泣血鸣冤：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可见被关押者的生不如死。明代有部笔记小说《诏狱惨言》，记明熹宗时六君子之祸，书中随处可见锦衣卫用刑之狠辣残忍，令人不忍卒读。朱元璋心性重猜疑，再加之有的臣属飞扬跋扈，有功高盖主之势，为了巩固统治遂大肆杀戮一帮老臣。到太祖晚年，共同打天下的文臣武将几被屠戮殆尽。锦衣卫则在处置这些功臣旧部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锦衣卫腰牌

　　东厂的设立与太监提督东厂

　　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用武力夺取了其侄建文帝的政权，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因其位得来不正，自然难堵悠悠众口，饱受世人诟病。当时的建文旧臣、奉建文为正朔的士人们对于永乐政权合法性的大为质疑，社会上异议纷起，还有传言建文未死。朱棣为了镇压政治上的反对力量、巩固帝位，急需以特殊力量来刺探消息。

　　同时，在朱棣剑指南京夺取江山的过程中，宦官出力甚多，并因其自身隐于深宫、侍立御前的特性，较之外臣锦衣卫派遣起来更为方便。所以他于永乐十八年（1420 年）十二月在京师（今北京）东安门北设立“东缉事厂”，简称“东厂”。宠信宦官担任首领，称“东厂掌印太监”, 也称“厂公”或“督主”，通常以司礼监秉笔太监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担任，其官衔全称为“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提督东厂”，后世熟知的几个臭名昭著的大太监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都曾统领过东厂。据《中国历朝皇宫禁卫实录》记载，东厂的属官有掌刑千户、理刑百户各一员，分别由锦衣卫千户、百户担任，称“贴刑官”。千百户之下设掌班、领班、司房四十多人，他们也从锦衣卫中抽调，都是头戴圆帽，身穿直身内侍装，脚蹬皂靴。厂中校尉分成十二科，每科管事都有自己的法定厂服：头戴圆帽，身曳撒内侍装，脚蹬皂靴。具体负责侦缉工作的是役长和番役，时人称为“校尉”。役长又称“档头办事官”，相当于小队长，即电影中常出现的那个称呼——“档头”。役长一百余人，也分成子丑寅卯等十二科，衣着上规定为头戴圆帽，身穿褶内侍装，脚穿白靴，世人称为“白靴校尉”。番役又叫“干事”“番子”，都是从锦衣卫中挑选出来的最轻狂刁顽的泼皮无赖之徒。办事的番役俗称“番子”，又叫“干事”，由身穿青素褶装、腰系小绦的白靴校尉统领，每个校尉统领数名番役不等，共计编制在册的番役有一千余人。《明史·刑法志》中载东厂的职能是“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

　　明代宦官陶俑

　　东厂、西厂和锦衣卫的相互关系

　　起初，东厂只负责侦缉、抓人，并没有审讯犯人的权力，抓住的嫌疑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随着东厂的发展，到了明末，它也拥有了自己的监狱。马兆锋在《复兴王朝  大明帝国盛衰三百年》中写到，锦衣卫不但在朝廷衙门坐班，查阅六部文件。而且连市场的菜价都要调查。可见上至政府官员、社会名流，下至平民百姓，都在锦衣卫的监控范围之内。东厂将监视结果直接奏报给皇帝，对于他们认为的“有罪之人”有极大处置自由，往往严刑拷打。

　　明宪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妖道李子龙与宫内宦官里应外合，借机深入内宫，到达万岁山等地观望形势，据传其意欲弑君，后被锦衣卫校尉发现处死。宪宗朱见深得知此事后深感忧虑，认为危机四伏，同时又想了解宫外臣民动向，却觉锦衣卫和东厂均不可靠，于是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于东厂之外增设西厂，全称“西缉事厂”，厂址设在灵济宫前，以旧灰厂为厂署总部。以太监汪直为提督，人员主要从禁卫军中选拔。西厂直接听命于皇帝，不受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的节制，其权力超过东厂。

　　西厂成立不久就因其狠辣的办事风格弄得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以大学士三元宰相（同时获得解元、会元、状元的宰相）商辂为首的辅臣们呈递弹劾汪直请罢西厂疏，向宪宗痛陈西厂之危害，并将汪直的胡作非为之举一一揭发。宪宗阅后大为震怒，于是撤销西厂。到了宪宗的孙子明武宗朱厚照继位，大太监刘瑾掌权，宦官势力再度兴起，正德元年（1506年），西厂复开，由“八虎”（明正德年间东宫随侍太监中的八位）的另一成员太监谷大用执掌。正德五年（1515年），刘瑾倒台，明武宗下令撤销西厂。

　　东厂与西厂相互不睦，争权夺利，掐架拆台。正德元年（1506年）以当时“八虎”之一的马永成掌管东厂，西厂则由另一位“八虎”成员谷大用掌管。司礼监太监刘瑾因与二者有隙，打算自立门户，便在京师荣府旧仓地（即四司之一的惜薪司）另设内行厂，即大内行（háng，办事之意）厂，又叫“内厂”、“内办事厂”，自成系统，职能与东、西二厂无异，但侦缉范围由监察臣民扩展至监察锦衣卫、东厂和西厂，权势居于锦衣卫和东、西厂之上。内厂用刑酷烈残忍，较之前三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明史·刑法志》载：“皆自言承密旨，得颛刑杀，擅作威福，贼虐善良”。正德五年（1515年）刘瑾倒台后，内行厂与西厂亦一同被裁撤，短命出现后消逝在历史烟云中。

　　东厂令牌

　　明朝后期，统治集团腐朽堕落，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曾经繁盛的大明王朝处于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中，专制皇权面临严重危机。一味沉溺于个人逸乐的明熹宗朱由校重用宦官魏忠贤，这个昔日的市井无赖一朝得势，气焰张天，与熹宗乳母客氏勾结，并罗致了一批无耻之徒作为鹰犬，同时还有不少官僚也甘心为其驱使，依附于宦官权势的这个政治派别被称作“阉党”。内廷阉党有王体乾、李朝钦等三十余人；外廷阉党文官则有所谓“五虎”，即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以御史崔呈秀为首，出尽奸计恶言。武将则有所谓“五彪”，即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以许显纯为首，他们控制东厂、锦衣卫，操抓捕刑杀之大权。魏忠贤更加利用厂卫来达到他排斥异己、敛财专权的目的。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他自任东厂提督，而锦衣卫的都督则由他的干儿子田尔耕担任，如此一来，更成厂卫勾结之势，冤狱迭兴。《明史·魏忠贤传》记载：“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戮，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天启五年(1625年)，魏忠贤假借皇帝之名，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时称“东林六君子”)逮捕入狱，严刑拷打，六人均惨死狱中。后来魏忠贤还继续进行对东林党人的大屠杀，异己被一一铲除后，他大权独揽。天启六年（1626年）浙江巡抚潘汝桢奏请为魏氏建生祠，自此以后，在北京城内外以及全国各地兴起为魏忠贤修建生祠的风潮。明思宗朱由检即位后，虽然处置了魏忠贤，罢逐了阉党，但他仍然任靠宦官、倚重厂卫，而这一举措并不能维系君主的统治，最终还是落得亡国的结局。

　　这四个特务机构有许多共同点，在性质上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规模庞大的特务机构。在职权上也相差无几，都从事“巡查缉捕”，即监视、侦查、镇压官吏的不法行为。厂卫均可不经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这三个司法机关，直接奉诏受理词状，逮捕吏民，并且用刑极为残酷。在评价上都是为后世所贬斥，提及之时则人人自危，谈之色变。《明史·刑法志》载：“刑法有创自有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未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不同之处在于锦衣卫属于外臣，而东厂、西厂和内行厂都属于内臣，同时，随着设立的先后顺序它们的监督范围和职权也在不断扩大。

　　锦衣卫木印

　　清代的特务谍报组织

　　进入清代以后特务政治仍在发展，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又有了不同的形式与特点。清代汲取了明代政治的经验教训，侧重于发展特务组织在搜集情报方面的作用。

　　首先是出现密折制度。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中说清初臣工的报告延续明朝旧制分题本和奏本两种。题本繁复迟缓，容易泄露机密，而奏本虽不如题本繁复，但也须经通政司，不易保密。现存最早的奏摺是康熙朝的，但从顺治时已有“密封奏摺”之名。尽管如此，康熙朝的奏折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奏折制度，发展并不完备。雍正继位后，开始积极推行密折制度，扩大提奏人范围，更加注重保密，官员泄密严惩。至于密折的作用，他总结为：官员间相互牵制、彼此监视；督抚等大员不能擅权；人人存戒心，不敢妄为，恐暗中被检举；露章有所瞻顾，不敢直言，密折无此顾虑；有所兴革，君臣间预先私下协议，不率尔具题，有缓冲余地。

　　其次是出现新的特务机构。顺治元年（1644年）曾保留有明朝的锦衣卫机构，第二年更名为銮仪卫，虽然成为仪仗机构，但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厂卫的阴影。清代昭梿在《啸亭杂录·銮仪卫》记载：“本朝銮仪卫相沿明锦衣卫之制，而不司缉探之事。”

　　清代在江宁（今南京）﹑苏州和杭州三处设立的专办宫廷御用和官用各类纺织品的织造局（即“江南三织造”）名为替宫中国库采办，实则也监视地方大员，刺探情报，相当于御用侦察机构。织造不仅可以直接呈递奏折，还可以写密札给皇帝，皇帝也直接向织造下达任务命令。因为其位低但权重，所以多由皇帝的亲信包衣担任，如康熙时委派李煦、曹寅、孙文成等人分别担任苏州、江宁、杭州三织造之职，允准他们可以“专折密奏”，要求他们注意“打听、奏闻”江南地区的官风民情，密切监视“各行人等”的动向。《清代江南三织造》一文中提到，对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发生的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废除皇储胤礽的事件，曹寅即把江南民间对这件事的反映密奏玄烨。同年，浙江四明山张廿一等领导的反清起义爆发，玄烨也命令苏州织造李煦“密密访问明白奏来”。

　　江宁织造府衙

　　雍正时的特务组织在对顺治、康熙朝的特务组织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变化与发展。设立的特务组织以缇骑，逻察为代表，他们到处侦探“闾阎”“朝野”之情报，并随时上达，以保证雍正帝能够及时掌握所需要的各种信息，这在史书中多有记载，如清代昭琏的《啸亭杂录》记载：“雍正初，上因允祀辈深蓄逆谋，倾危社稷，故设缇骑逻察之人四出侦诇，凡闾阎细故，无不上达。”萧一山所著的《清代通史》中也有相似的记载：“雍正设治，既以严厉为事，故对于朝野之动静，不可不使之上达。于是密设缇骑，四出侦察，凡闾阎细故，无不立闻。” 雍正帝利用特务组织时常监察官员大臣的生活举动，并以此当面试探大臣的忠诚与否，以使其战战兢兢，严守臣节，不敢做欺瞒违法之事。清代史学家赵翼在《檐曝杂记》卷二中记载：“雍正中，王云锦殿撰元日早朝后归邸舍，与数友作叶子戏。已数局矣，忽失一叶，居不成，遂罢而饮。偶一日入朝，上问以元日何事，具以实对。上嘉其无隐，出袖中一叶与之曰：俾尔终局。则即前所失也。当时逻察如此。”由此一件小事亦可窥见雍正对于大臣伺察之严。

　　雍正设立特务统治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帮助其打击及监控反对势力从而巩固统治。雍正的特务人员中有武艺高强，身怀绝技之人。他们的侦查手段多种多样，或装扮成路人，或装扮成普通百姓，于大街小巷中随时随地收集各方面大大小小的情报，并及时上报雍正。李伯元的《南亭笔记》记载：“江湖间奇材异能之士，皆阴蓄之，以备他日之用。及登大宝，各省皆置秘密侦探队。吏民一举一动必以闻。吏则溺职有诛，民则偶语有罚，朝野肃然，不敢相欺诈。盖皆得力于此辈之飞檐走壁，故使在下无遁情也。”

　　电影《血滴子》中出现的暗器血滴子

　　除此之外，一些人认为雍正的特务组织还有“血滴子”和“粘竿处”，或者把血滴子直接等同于粘竿处。“血滴子”史书中难觅影踪，最早出现于清末民初一些小说演义中，如《胤禛外传》《清史通俗演义》《十叶野闻》《雍正剑侠图》《清宫十三朝演义》《神秘武器血滴子》《血滴子大侠甘凤池》等等，在现代仍是影视作品的题材来源。《神秘武器血滴子》中总结其主要有三种说法，即暗器说、毒药说、组织说，但大多以暗器说为主。如蔡东藩在《清史通俗演义》中描写道：“外面用革为囊，里面却藏着好几把小刀，遇着仇人，把革囊罩他头上，用机一拨，头便断入囊中……。”经考察，笔者认为“血滴子”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民间话语”与“政治权威”互动过程中世人想象建构的产物，主要通过雍正朝以及中华民国时期的双向互动而建构累积形成。至于“粘竿处”，不少历史通俗读物中都说它原本是一个专事粘蝉，捉蜻蜓、钓鱼的服务机构。因雍正喜静畏暑，还是皇子时为防止鸣蝉聒噪而设，实则为其四处刺探情报，铲除异己。雍正即位后，在内务府之下设“粘杆处”，头子称“粘杆侍卫”，一般成员称“粘杆拜堂阿”，总部设在雍亲王府，传说有密道，也有说乾隆时已毁。在紫禁城中有分部，御花园堆秀山“御景亭”是他们值班观望的岗亭。雍正逝世后，“粘杆处”继续存在，乾隆去世后才逐渐废弛。其实无论“血滴子”和“粘竿处”真实与否，它们都与雍正时所采取的一系列特务统治有联系。雍正自身的诸多谜团，以及他所施行的高压统治，都可成为触发各种传闻的原因。

　　雍正帝

　　清朝对明代的特务统治有继承也有转变，清朝的特务统治由明转暗，不再如明朝那样大张旗鼓，但它们的设立都是处于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大背景之下。电影往往通过浪漫化的处理使忠义之辈在故事的结尾得到拯救，但真实的历史似乎更加残酷，死于特务之手的无辜者的哀嚎至今仍历历可闻。我们也应该明白，艺术创作添加的想象和渲染可以创造体会历史的虚拟情景，但毕竟不能等同于历史。此外，虽然历朝历代的特务统治似乎都不可避免，但比之严密侦察，君王广施仁政才得赢得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