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思辨缺位的台湾，反智主义是如何流行的？

价值思辨的缺位与社会的困境

韩国瑜当选以后，我们看台湾的局面，也是充满讽刺意味的。

如英国公投脱欧以后人们才去查Brexit，也正是在台湾的“韩流”盛行以后，大家才去看看什么叫做九二共识。转引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张铁志的研究报道，超过一半的台湾民众对九二共识的理解是错误的，甚至有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九二共识是“一边一国”。这与九二共识的真正内容，相差甚远。真正的“九二共识”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其核心意涵是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不是国与国关系，这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

这种常识的缺位让我们觉得可笑，而可笑的背后，是智识消亡与思辨缺位的悲哀。

宏观来看，民进党的执政不理想导致民怨，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所谓的“韩流”背后，究竟到底也不过是一场反智情绪的胜利，而不是一个理性的、关于政治的、基于民生的、深思熟虑的结果。在“高雄发大财”的口号背后，是“政治零分，经济一百分”的呐喊。但无论宣传和包装如何，在这种狂热的背后，本质上是一种聪明的技巧，而非有智识的观点。这是一种政治的营销和包装，而非一种有见地的政策。

因为退一万步来看，无论如何冷静地说，任何的政策选择也都是政治。

而所谓的经济政策，无论其具体形势如何，它们都是政治选择的一种。

有评论认为，台湾的反智主义传统来自于战后国民党的威权发展主义。他们以经济胜利为第一指标，打压政治异议与自由思想、控制教育和媒体传播，集中所有力量，全力推动经济发展。工程师和技术官僚固然促进了经济成长，但让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成为这个社会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机巧成为了最主流的认识形态，“聪明”远比“智识”更被社会与家庭重视。

民主化进程开始以后，商业主义依然是社会主流，“钱”依然是这个区域向“前”发展的方向。经济冲锋一直到现在，都是政治领域里简单而不变的战术。民进党虽然比国民党在环境、劳工、性别议题等更“进步”一些，但是只关心利益得失，又能"进步"到哪里?但以这次台湾县的市长选举来说，选绿”和“选蓝”在城市发展的愿景上已经没有根本上的差别了，唯一不能的只有候选人的个人形象。这样的民主，又有何价值？ 台北市市长柯文哲崛起，更是把原来台湾政治论述中重视的务实主义与解决问题的技术凸显为一种治理的意识形态。实务问题是解决了，但是价值和道德的问题呢？

选择比聪明更加重要

什么是聪明？

“聪明”是要达到特定且清楚的目标时所需要的能力，它可以让人们掌握、安排与调整事务。简单来说，聪明是让人最能够获得利益的能力。

而智识不一样。“智识”强调的是“批判、创造与思索的能力”，是更广博地理解和反思世界的能力，是内在的，内向的，基于理性和道德的。

快速反应，去获取利益，这是一种聪明，是一种能力，而能够深入地思考，冷静地选择，这个才是有智识的行为。

智慧比聪明可贵，选择比努力更加重要。

对“聪明”的鼓吹和对“智识”的贬抑，呼应的是一个社会对实用性和功利性的强烈执迷，将金钱极其商业价值视为至高标准，简而言之就是“拼经济”。但是这是不是偏离了政治的宗旨呢？是不是让政治治理与真正的百姓民生极大的割裂呢？

这次台湾的公投结果和部分选举结果，不得不引起我们关于台湾在智识缺位方面的反思。我们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更加注意反思的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