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疫苗...
法律先生官方账号作者| 打了疫苗的
来源| 法律先生
最近大家都在谈疫苗，
但都只谈了一种疫苗，
哪里够呢？这两种疫苗缺一不可：
一种是种在胳膊上的，
一种是种在制度上的。
要种，就都得种，少了一种，
恐怕对社会而言都不是好事。
01.
我反对新冠疫苗吗？肯定不啊。
疫苗是让我们避免感染、重症的好东西，
我也打了疫苗，很主动的。
在现代社会行走，不管是之前的疫苗，
还是如今的新冠疫苗，
都是好东西，是不得已为之的好方法：
我们需要出差，需要去见客户，
需要去处理案件，需要去完成工作，
这都需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
而与人相逢，就有风险。
除非，我可以躺平在家，
除非我不出门，大家都不出门，憋死病毒，
否则，疫苗就是减少风险的好东西，
是帮助我们对抗风险的不确定性的好东西。
风险总是不经意出现，少一点就会好很多。
就像汽车安全带一样，带上就一定安全？
但是不带呢，不安全的风险就要增加很多。
02.
但是，我会反对那些反对打疫苗的人吗？
我也不会！面对风险，个人如何决策，
那是个人的自由与权利的问题，
这个，跟我有多大的关系呢？
所以，我不会为别人如何对待风险瞎操心，
当然，也会逼着别人对自己的风险上心，
否则，就是强迫症+神经病。
不瞎操心别人，更别强迫别人，
这是我们个人需要做到的文明原则，
而这个原则，上升到社会层面呢，
就是我们要谈到的第二剂疫苗的问题：
稳定、可预期的法律制度，
是我们整个社会需要的疫苗。
这剂疫苗，需要种在政府的心里。
03.
最近的新闻大家都知道了，
重庆多个区县发了通告，
18岁以上无故不接种疫苗的，
要影响到个人的诚信记录。
不仅仅重庆如此，湖北、河北也如此，
安徽、江西更狠，说不接种引发疫情的，
还要追究民事和刑事责任。
这些地方政府有恶意吗？
当然也没有，大家都打了疫苗，
这对整个社会都是好事情，
他们确实也用心良苦，但是呢？
用心良苦其实会有很多表达的方式：
比如奖励啊，比如福利啊，比如去哄哄人啊，
比如展开一些活动啊，等等，
但是不能直接就撂狠话啊。
毕竟公民与政府的关系，
不是孩子与家长的关系，
不要一不听劝就要挽起袖子动手！
而且，这样一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出现了，
这样的用心良苦，有法律依据吗？
也就是，我们强迫每一个人接种，
谁拒绝我的善意谁要受惩罚，
法律的依据在哪里？
04.
讲一个梁启超的故事吧。
北洋时期，国会的正副议长吴景濂、张伯烈，
他们怀疑财政总长罗文轩贪污，
就要想办法要抓捕罗文轩。
但是呢，怕走漏风声，也怕罗文轩跑掉，
找总统提要求，黎元洪也照办了。
这事传开，争议就很大。
当时梁启超正在南京东南大学讲学，
有同学就问题：
“政府抓罗文轩，用的是非法手续。
可是当时时机太迫切了，要是等合法手续，
等手续办好了，犯人早跑了。
碰到这样的事情，难道也要尊重人权，
不随便抓人捕人？”
梁启超的回答很有意思：
这样的话，犯人是抓住了，
可是法律却跑掉了。
如今，那些地方在强迫打疫苗时，
他们的善意是好的，
但是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完成接种率，
那也许新冠是抑制了，
但是法律却跑掉了。
05.
这看起来不可思议吗？
但是，我们要分清楚的是：
是领导的善意重要，
还是一个稳定的可预期的法律制度重要？
当然是后者了，
因为善意是不确定的，
今天因为善意允许他们这样，
那明天是否因为善意又允许他们那样？
到后来，谁来确定是不是真的“善意”？
更重要的是，仅仅善意是不够的，
因为善意没有结果相关性，
也就是，善意是否带来最终好的结果，
是不确定的。
但是，稳定的可预期的法律制度，
带来的就是确定性。
我们如今极力打造的营商环境，
其实不过就是稳定而可预期的法律制度而已，
但凡法律不禁止的，我都是可以的，
这个是基本的原则，这样我就不担心，
我这里那里做得不好要被惩罚？
我也就不担心，我对待自己风险的不同，
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人民的敌人，
被毫无征兆地惩罚？
那我该怎么做？
这就变成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我不知道该如何采取行动，
我必须有人教我怎么做才行。
那谁会教我呢？谁会给我指南呢？
如果万事都需要这样详细的指南，
谁来编辑这样的指南呢，
万一他们又疏忽，又怎么办呢？
这反而增加了我们社会的风险，
增加了我们面对风险的不确定。
所以你看，法律的稳定性非常重要，
我们如今重申法律的价值，
其实不是拒绝任何人的各种善意，
而是，我们要尊重这样的法律制度，
这是我们社会安定的基础，
这是我们追求自己美好生活的基本保障，
这也是面对“未来确定性风险”的一种疫苗。
只打一种疫苗，是不够的。
我们要打，就要接种两种：
一种为了我们此刻的健康安全，
一种为了我们未来的稳定繁荣。
想想梁启超的那句话，
多少恶果，是以爱的名义产生的。
别因为某些暂时的，放弃更重要的。
一种疫苗，要种在我们的胳膊上，
一种疫苗，更要种在制度的最根本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