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大汉族主义如何攻击中国东北的俄罗斯族人民

中俄边境“特务村”

　　文革时期，黑龙江车陆公社出了一起“苏修特务集团”大案。宏疆村挖出的特务之多，使这个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苏修特务村”

　　本刊记者/杨敏

　　凌晨三点多，黑龙江省逊克县车陆乡宏疆村，朝霞的光辉已然可见。78岁的老汉徐维义已经出门，去江边收他昨日布下的渔网。虽然是夏季，这里的早晚温度也只有五六度。徐维义仍穿着冬季里的一身旧棉袄，拄一根老树棍做的手杖，因为文革遗留下来的严重的腰疼病，他的行动有些笨拙迟缓。

　　徐维义捕鱼的这条黑龙江，是中俄两国的分界线。江的对岸，便是俄罗斯。徐维义说，他母亲的老家就在上游一百里的河对岸。

　　徐维义长了一张典型的俄罗斯人脸孔，蓝眼睛，高鼻子，络腮胡，但他其实是俄罗斯母亲与闯关东的山东人所生的混血儿。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由于苏维埃红色政权的建立引发难民潮，以及随后的大清洗运动等各种原因，数以万计的俄罗斯人先后迁入中国黑龙江境内。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陆续移居他地或回归俄罗斯，真正落地生根的多是与中国人组建起家庭的俄罗斯妇女。据俄罗斯人主要聚居地之一的逊克县的县志记载，新中国建国初期，全县有无国籍外侨(他们多被苏联政府取消了国籍)205人，女性189人，占侨民总数的9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苏友好，江两岸的人来去自如，互通有无。

　　但1960年代中苏交恶之后，两岸关系变得紧张。村里曾经有人去河对岸做生意、探亲，但边境在一夜之间被封锁，他们再也没能回到村里。等到1990年代有人再回来，这个村子却变得异常沉默。

　　文革时期，车陆公社(今车陆乡)制造出了一起“苏修特务集团”大案，宏疆村挖出的特务之多，使这个村子成了远近闻名的“苏修特务村”。

“上山搞资本主义”

　　“苏联老太太”——徐维义的儿子们常常这么称呼他们的奶奶葛金丽娜。

　　奶奶家族姓亚力山大，是俄罗斯贵族后裔。孩子们小的时候，家里常常能收到从河对岸邮过来的瓜子、糖和被面，这令他们如过节般欢喜。

　　大儿子徐福胜从小跟着奶奶长大，仍记得老太太喜欢穿蓬蓬裙，将他往裙子里一兜就可出门，方便得很。每次餐前，老太太都要在胸口划十字祷告后再吃饭。

　　“后来我说奶奶你老整那玩意干啥呀，她就不再比划了。”徐福胜今年50有余，跟他父亲一样，长着典型的俄罗斯脸孔，嗜酒，生性粗豪。

　　“苏联老太太”来中国时，还带来一个儿子，后来取名叫徐维刚，村里人称“傻大爷”，是如今村里仅存的、有纯正俄罗斯血统的人。

　　苏联大清洗运动开始后，葛金丽娜把1岁多的徐维刚兜在裙子里，走过冰封的江面，流落到中国。当时，正赶上大批山东人闯关东，很快，葛金丽娜嫁给了一个姓徐的山东人，在中国安了家。

　　“傻大爷”嗜酒，爱唱歌，常常一个人自编词曲，即兴高歌，若让他重唱一遍，他就懵了。

　　然而，文革时，因为没有国籍，“傻大爷”却反而因祸得福。

　　文革开始后，徐氏家族被打成“苏修特务”的有7人：“傻大爷”、大哥徐维义、二哥徐维新、小弟徐维祥、大姐夫张运山、二姐徐桂贤和二姐夫王海丰。

　　只有“傻大爷”没怎么吃苦头。“只是拿绳子将他绑在树上，没怎么打他。”徐福胜回忆。

　　他的父亲徐维义则被关进了牛马棚达5个月。

　　当年，徐维义是村里的生产队长。在徐福胜眼里，父亲特别能干。闲暇时，常常上山打野味。“我家的伙食是村里开得最好的。我爸常问我们：想吃水獭吗？想吃他就去打。”

　　打来的野味也可拿去卖钱。一只黄鼠狼是九块二毛一。而在生产队干一天活，最多也就10来个工分，只够买支冰棍。

　　徐维义被关牛棚后，徐福胜负责给父亲送饭。那时他13岁，读小学五年级，每天早上4点起床，走三里地去送饭，一日三次，一路上充满了对造反派的怨恨。

　　造反派们逼徐维义交代“苏修特务”的罪行。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情急之下，为自己罗织了一条罪名——“上山搞资本主义”。

　　一次批斗时，造反派让他弯下腰，双手向上做“喷气式”，长达7天7夜。“到第8天时，我眼珠都要瞪出来了，眼看就要行凶。我要是拿起小板凳一抡，打趴下三个两个还不容易？造反派一看我都急了眼了，害怕了才让我歇下来。”

　　说时，徐维义坐在窗边，脸背着光，看不清表情。他如今已是村里最年长的一辈，颇得村里人尊敬。过去的许多事他已不愿多提。有时候在村里偶然遇到当年折磨他的造反派，他也会不咸不淡地打个招呼。

被稀释的俄罗斯血统

　　文革的风暴过后，村子变得沉默且自卑，村里人对自己的外貌变得敏感。他们尤其憎恶别人叫他们“二毛子”，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他们的最大侮辱，比骂他们的爹娘还严重。

　　他们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容貌，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唯一的办法，是找汉人结婚，逐渐稀释自己的俄罗斯血统。

　　“咱们这种血统的人，尽挨斗，再找这种血统的人，要是再来一个文化大革命怎么办？”在饭桌上，老人苦口婆心教育下一代。

　　第二代中俄混血儿徐月娥是现任村妇女主任，也是县人大代表。1990年代她去北京开会时，有人问她是哪里人，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你既不是俄罗斯人，看上去也不像是中国人。”

　　张玉福当上了村里的生产队长，娶了上海女知青为妻。组织上曾力劝他入党，并许诺可替他写好申请，只需他签名。“但我没同意，因为我父亲的事情，我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可我儿子就入党了！”张玉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语气里不无骄傲。

　　张玉福的儿子考上了复旦大学，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是村里最有出息的孩子。

　　如今，村里已经出现了第四代混血儿，大多数人的容貌已基本与汉人无异。虽然仍有俄罗斯血统的特征留存下来，但这不但不妨碍他们被认为是纯粹的汉人，反倒是锦上添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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